【作者】王奇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自1919年列宁建立共产国际始，共产主义运动迅速发展为席卷全球的革命洪流。在这股国际洪流中，中国共产党很快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1936年７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陕北采访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一年后写出《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很快，其人其书及其所描述的中国共产党迅速受到中外读者的高度关注。
一 1927年前，在北京政府的“弱控制”下，中共尚有较大的政治活动空间。尤其在国民党控制的南方地区，由于国共合作的缘故，中共对外打着国民党的旗帜，大体处于“半地下”状态。当时外界对中共的组织内情所知极为有限。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完全转入地下。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媒体有关中共的报道自然受到严格审查。国民党官媒自不必说，官媒之外的文化与商业媒体也极少有客观公正的报道。且中共对自身组织与军队信息严格保密，外间自然难以侦知其内幕。1927年陈独秀去职以后，中共中央高层领导几经调整，继任的瞿秋白、李立三、周恩来等名望远不及陈独秀，向忠发、王明、博古或为工人出身，或为青年知识分子，故很长时间里外界对中共高层人事变迁茫然无知或所知不确。
随着红军的建立和发展壮大，国民党反共的重心主要放在军事“围剿”上。媒体对红军的动态相应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自1928年始，国民党官媒与民间报纸高密度报道中共军队的行踪。报道多以“朱毛”为醒目标题，故“朱毛”的称呼迅速传开，几乎成为1928—1937年红军乃至中共的代称。由于外界对红军的组织人事不甚明了，甚至误以“朱毛”为一人。当时报纸不断报道朱德、毛泽东的死讯，又不断传出两人的行踪。国民党方面还不断发布悬赏通告，赏金也不断提高。这样报道的结果令国人觉得“朱毛”神出鬼没，能量惊人。
国民党方面的高额悬赏和媒体的密集报道，从反面为朱德、毛泽东的社会影响做了莫大的宣传。朱德、毛泽东在当时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远远超过了他们在党内的实际地位。媒体过于关注朱德、毛泽东，即使在毛泽东被削夺中央苏区军事指挥权的两年多时间里，媒体有关中共的报道仍聚焦于“朱毛”，对接替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并成功指挥第四次反“围剿”的周恩来几未提及。以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一职来推断毛泽东为中共“最有势力者”，当时类似的报道甚多。只有个别报道略知内情。不过，即使在闲置期间，毛泽东仍被安排以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名义对外发表宣言通电。加之这一时期中共高层人事变动频仍，且党政军关系错综复杂，不明中共内情的外界视毛泽东为中共最高首领自不难理解。甚至红军官兵也只知朱德、毛泽东，而不知王明、博古。罗瑞卿在瑞金时期担任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属于军中高级干部，当时他连王明的名字都不知道。应该说，朱德、毛泽东早已名扬天下，并非斯诺的书出版后才暴得大名。
进而言之，虽然媒体对朱德、毛泽东有密集报道，但官媒充斥歪曲与诬蔑，民间媒体报道也多不确不实。故毛泽东与朱德在当时国人眼中，既具有非凡能量，又是谜一样的传奇人物。只有个别报道相对客观翔实。对于朱德、毛泽东关系，因“朱毛”的称呼是“朱”在前、“毛”在后，外间多以为朱德为主、毛泽东为辅，或以为毛泽东是朱德的政治顾问。总之，在外界看来，战前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与根据地完全是一个谜一样的存在。
二 斯诺得以进入中共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既是斯诺本人主动创造和争取的机会，也是中共积极配合和期待的结果。当斯诺于1936年７月抵达陕北苏区时，他固然是“有备而来”，中共方面也“有备待访”，可谓“双向奔赴”。
斯诺前往陕北的时机，实在是难得的机缘。1936年对中国共产党而言，正处于两个重大转折之际：一是地理上，中共刚刚完成长征，从中国的东南成功转移到西北；二是战略上，中共开始从反蒋的阶级革命转向实行抗日的统一战线。若是处于长征之前或长征途中，斯诺再主动，中共方面未必同意，条件也不允许。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指示送达陕北。中共的大政方针也随之作了重大调整，开始积极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支持者与合作者，也因此需要向国内外传播其新的方针政策。
斯诺对寻访“真正的”共产党和“未知之地”的“红色中国”有相当强烈的意愿，他四处寻找关系想要去往陕北。西方媒体对斯诺的采访计划也积极支持。斯诺最终在宋庆龄那里找到了有效渠道。
1936年５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专门讨论如何应对斯诺的来访。这可以看作是中共中央对斯诺来访的期待。斯诺显然未负中共所望。斯诺的书预设的读者对象应是西方国家的读者，但该书出版后不仅在西方国家产生了巨大反响，在中国产生了更大的反响，这应该是中共始料未及的。
第二个机缘是斯诺采访报告的发表与出版时机。斯诺到陕北采访是1936年７月至10月。结束采访回到北平后，他用了９个月的时间整理写作，1937年７月底脱稿。在此期间，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和卢沟桥事变爆发，国共关系由敌对转向合作。中日大战刚刚开启，国民党对新闻出版的控制有所松动，而国人对长期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国共产党充满好奇，迫切希望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真实面貌。此时此刻，斯诺的采访报告横空出世，可谓恰当其时。
《红星照耀中国》于1937年10月由英国戈兰茨出版社初版，1938年１月由美国兰登书屋再版。1938年２月，《红星照耀中国》的中文全译本由胡仲持等人翻译，以《西行漫记》的书名在上海复社印行。中文版出版后立刻成为畅销书，到1938年11月已印至第４版。随之而来的是各种改译、节译、编译和盗版本的竞相推出。《红星照耀中国》全译本、选译本、改译本和盗印本的大量出版和报纸杂志的大量转载，迅速掀起一股不小的“毛泽东热”。斯诺为毛泽东拍摄的照片迅速在中外广为流传，尤其是八角红星帽照堪称毛泽东的经典标准像。全面抗战初期，大批国统区知识青年投奔延安，在1938年形成高潮，以至于中共党内有“三八干部”的专门称号。这些人有不少是受斯诺采访报道的影响。毛泽东在党内、国内乃至国际的影响力也因斯诺的采访报道而飙升。
如前所述，在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军事指挥权被削夺。其虽然名义上仍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实际上被排除在中央重大问题的决策圈之外，备受冷落。直到1935年１月遵义会议召开，毛泽东才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从此参与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但遵义会议尚未正式确立毛泽东在党内的最高领导地位。会议确定的最高军事首长是朱德、周恩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军事的最后决定权仍在周恩来手中。革命时期，军事第一。毛泽东早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特别重视军队和军权。遵义会议后，中共和红军面临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急需一位强势的军事统帅来扭转颓势。毛泽东过人的军事才能和独立决行的意志再次得到展现，而周恩来温和谦让的个性使双方角色逐渐发生转换。不过这个转换有半年左右的过程，中间还遭遇多次挑战。1935年３月初，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前敌司令部，任命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但几天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打鼓新场（今贵州金沙县城）战斗问题时发生激烈争论，毛泽东力主不打，其他人均坚决主张打。毛泽东以去就前敌政委的职务力争，会议最后采纳了多数人的意见并作出了取消其前敌政委职务的决定。虽然会后毛泽东最终说服了周恩来和其他同志重新开会作出决定，但此事反映了此时毛泽东的个人权威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随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挂帅的仍是周恩来。５月上旬，有些同志不能理解毛泽东的机动作战、兜大圈子、四渡赤水、两进遵义的战略战术，对其军事指挥存有不满。林彪更是直接给中共中央写信，要求撤换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职务，提议由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虽然林彪的意见被中共中央否决，但这也说明此时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还很脆弱，遑论其已经确立了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直到中央红军出了草地以后，因周恩来生病，“三人团”实际上已不存在，一切行动才交由毛泽东全权负责。８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再次研究常委分工，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这是毛泽东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央军事最高领导人的标志。这时距遵义会议已过了半年。11月３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新的中央军委（名义称西北军委），由毛泽东担任军委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毛泽东、周恩来的军事领导角色正式完成易位。
政治方面，遵义会议后不久（1935年２月５日），中央常委分工，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党的总书记。张闻天的书生气和民主、包容的作风与博古的做派判然有别。加之中共此时与共产国际因电信密码丢失而联络中断，张闻天也不可能如博古那样以共产国际为依托。故张闻天担任总书记时，开始倾向于“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决策，会理会议后则更多听取和支持毛泽东的意见。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2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告中央红军长征结束。在长征到达陕北前后，毛泽东基本上确立了在党和军队中的权威地位。当然，双方关系的根本性变化要延至1937年的“十二月会议”，特别是1938年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才完成。此后则完全是毛泽东为“主角”、张闻天为“配角”的权力关系。
中共高层权力关系的这种微妙变化，当时局外人是难以知晓的，斯诺也不例外。当斯诺于1936年７月到陕北采访时，他毫不犹豫地就将毛泽东视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因外界早已流传“朱毛”的各种“神话”，进入中共根据地前，斯诺所收集的中共情报也来自于这些公开而不确切的信息。他前往陕北采访时，持有一封致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的介绍信，多年以后才得知介绍信是当时中共中央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安排柯庆施给他写的。他一进入陕北根据地，即将目光聚焦于“朱毛”，尤其是毛泽东。毛泽东自然成为斯诺的重点采访对象。其次即是朱德。朱德当时还在长征途中，尚未到达陕北。斯诺觉得书中不能没有朱德，便请李长林介绍其生平经历写入书中。
毛泽东、朱德之外，斯诺的目光投向了彭德怀、徐海东、贺龙、林彪、刘志丹等一批军事将领。书中有口述自传的除了毛泽东、朱德，还有彭德怀和徐海东两人。相比之下，对中共高层的文人领导者，如政治局委员博古、王稼祥、林伯渠、徐特立、凯丰、李维汉等，斯诺均未作重点报道。对于总书记张闻天，书中对其生平、身份一笔带过，仅就中国革命的性质、特点等问题提问，对张闻天的回答做了简要转述。直到1957年《红色中华散记》出版时，斯诺才将张闻天的几次谈话内容作为单独的一章收入。斯诺未必重武轻文，恐怕还是受之前新闻媒体对中共人物报道的影响。那些报道主要关注红军及其将领，中共高层的文人领导者很少被提及。
斯诺以浓墨重彩突显毛泽东一人。但斯诺的采访报告对毛泽东在党内外影响力的扩大和提升的作用仍不可低估。斯诺以相当大的篇幅原原本本地记录了毛泽东口述的个人历史。这样的口述历史在当时中国极为罕见，何况还是一个“共匪”传奇人物的口述。在党外，毛泽东的生平口述完全颠覆和再造了毛泽东的形象；在党内，毛泽东的生平口述对树立其领袖形象和信仰产生了巨大影响。斯诺的书不仅扩大了毛泽东的个人影响，也整体重塑了中共的国际形象。可以说，斯诺的书彻底改变了中共在国内外的形象，影响了一代中国青年的政治选择。
三 对一个新闻记者而言，深入中共根据地采访中国共产党是难得的机遇，更是巨大的挑战。在当时国共对峙的政治背景与土匪横行的社会环境下，前往中国西北采访“赤匪”，要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斯诺的成功，不仅在于他精准地把握了难得的时代契机，更在于他深入现场的无畏胆识与强大行动力。纵观其从采访观察至记录写作的全过程，他充分展现了一名杰出新闻记者所必备的专业素养与天赋。
《红星照耀中国》不仅是一部报告文学杰作，至今仍是一部中共党史经典。一方面，由于斯诺的素材都来自现场采访和观察所得，其内容都是独家的。即使数十年之后大量相关史料得以公布，但其材料价值仍是独一无二的。另一方面，与档案文书相比，访谈与现场观察所得的材料更鲜活、更细致、更丰富、更接地气，是公文档案和报刊等资料无法替代的。书中大量的人物与情景描述，很好地呈现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乐观向上的积极态度和红区普通民众的精神状态。今天即使是高明的史家也很难从文字史料中将当年那种精神状态再现出来。斯诺在书中有很多独到的判断和看法。他在苏区看到、听到和接触到各种非同寻常的人与事之后，从内心深处发出的一些感慨，今天读来仍令人震撼。在对红军官兵做了大量的访谈后，斯诺详细地描述了长征艰苦卓绝的过程，认为长征从初期盲目的战略撤退到后期有目标的战略转移，对军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斯诺还对长征转移到西北的地缘意义作了独到而睿智的评判。斯诺还收集了很多难得的数据资料，如红军官兵年龄、文化、籍贯以及待遇等方面的统计数据。斯诺还提到，江西的文盲占90％。而陕北的文盲比例更高，要占人口的95％左右。斯诺为彭德怀也做了详细的生平传记。
关于共产国际、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的王明和博古中央，以及遵义会议后中共高层的权力变局等毛泽东完全没有跟斯诺提及。
斯诺提到洛甫与博古一起在遵义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批判，说明直到此时，斯诺对遵义会议前后中共高层的权力演变虽然有所了解，但仍没有完全清楚地掌握。毛泽东在1936年的讲述中，除了对已经脱党的陈独秀和已经下台的李立三有明确批判外，对王明、博古、张国焘等人的错误和路线分歧均没有明确提及。这当然不难理解，此时的王明还是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博古、张国焘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不可能向一个外国记者泄露尚未定论和正在进行中的党内高层权力斗争和路线分歧。
四 1956年，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在斯诺的个人档案中发现，斯诺1936年在陕北做的采访笔记还有部分内容没有在《红星照耀中国》中使用过。在费正清的建议下，斯诺将这些资料加以整理编辑，最后形成了《红色中华散记》一书。与《红星照耀中国》不同的是，《红色中华散记》不是一本具有完整体系的著作，而是斯诺采访收集的素材汇集，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斯诺回忆说，在西北之行的４个月当中，他想采访谁只要张口就行。他几乎有闻必录，一共记录了16本笔记簿。这些采访笔记因数量太大，未能全部用于《红星照耀中国》书中。《红色中华散记》中包括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林彪、萧劲光、彭德怀等重要人物的谈话。有的内容是因为当时不便写入书中，如陈赓的自传中涉及其与蒋介石的关系，他让斯诺将相关内容删除。斯诺原本单独用一章写陈赓的生平，但出书前他让出版商将整章都删了。相隔20年后，《红色中华散记》收录该章，陈赓的传奇经历以及他与蒋介石的“故事”才为世人所知。故《红色中华散记》可视为《红星照耀中国》的姐妹篇，可相互参照阅读。
周恩来是斯诺到陕北后最先见到的中共领导人，自然首先接受了斯诺的采访。但《红星照耀中国》中只对周恩来生平作了简要介绍，没有使用采访笔记。遵义会议前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博古，遵义会议后仍是最年轻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斯诺采访过他，但《红星照耀中国》中没有他的相关报道。《红色中华散记》收录了博古的生平自述。相隔七年后，即延安整风时，博古对自己的生平又做过一次“反省”。两相对照，可发现博古在不同情境下回忆之差异。
斯诺采访博古时，还问及农民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保守思想及他们的宗教迷信和伦理观念，对争取他们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思想的信奉者是否至为艰巨。博古的回答是，所有这些都有影响，但最大的障碍是传统的保守思想。保守思想是由于民众的文化和政治落后，一般要经过半年左右才能转变农民的怀疑态度。至于宗教势力对革命的阻碍，博古认为，中国宗教的反对势力不起多大作用，没有达到印度和俄国宗教那样成为接受革命的障碍的严重程度。宗教信仰与共产主义信仰之间是否存在冲突，中国传统宗教对中共革命思想的传播和群众动员有什么影响，尚有可探讨的空间。斯诺采访毛泽东时，由吴亮平担任翻译。吴亮平时年28岁，职务是宣传鼓动部部长。《红色中华散记》中收录了对吴亮平的访谈。斯诺1936年采访了遵义会议后接替博古担任总书记的张闻天，但由于篇幅所限，这些内容未能收入《红星照耀中国》，《红色中华散记》中则有一专章。
1960年斯诺访问中国时，毛泽东跟他说，1927年蒋介石开始反共时，共产党员原有约５万人，“大屠杀”后只剩下约１万人。到1960年，这１万人陆续死得只剩下大约800人。归根结底，中国是靠这800人管了多年而且还要管好多年。确如毛泽东所言，中共从革命到建设，从建党的陈独秀到改革开放的邓小平，领导层基本上是1927年以前投身革命的一代。
五 如今距离斯诺采访陕北已过去90年。当年30岁的斯诺的一次壮举，成就了一部闻名世界的报告文学经典，重构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影响了成千上万中国青年的政治选择，甚至影响了抗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和1949年中国政局的巨变。
1936年11月，亦即斯诺采访结束离开陕北不久，中国女作家丁玲来到陕北。她被称为是国统区第一个到延安的文人。大革命时期做过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的毛泽东，不仅懂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深知笔杆子的巨大威力，故而高度重视和积极配合斯诺的采访。斯诺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西行漫记》出版后，毛泽东深表满意。毛泽东在党内外、国内外的正向声望因斯诺的采访而大为提升。中国共产党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也因斯诺的采访而得到重新形塑。这样的提升和重塑，只有放在当时中国的历史背景下才能被充分理解。
1927年国共两党由合作转向敌对以后，在国民党的严密“围剿”和中共的严密自保下，外界对中共党政军的组织内幕所知极为有限。有关中共的各种信息充满了歪曲和错误；有关毛泽东、朱德等中共人物的资讯也充满无知与传奇色彩。其无知与传奇的程度，超乎今人的想像。在遵义会议前，朱德、毛泽东在外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甚至超过了他们当时在党内的实际地位。当然，这种知名度和影响力是以负面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斯诺前往陕北前所了解的中共资讯基本都是不详不实和夸大其词的。在斯诺抵达陕北时，毛泽东其实刚成长为中共的领袖。但来陕北前，斯诺已从外界的各种不实信息中更早就认定毛泽东为中共领袖。故斯诺将采访重心完全放在毛泽东身上。他怀着十分敬仰的心情，以访谈的形式对刚刚升起的“红太阳”进行了一次深度报道；也为刚刚结束长征、正从反蒋内战转向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一番前所未有的正向宣传。斯诺笔下的陕北，是一个朝气蓬勃、团结奋进的革命根据地形象。他的报道不仅影响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也激发了国内广泛的政治认同与情感共鸣，为中国共产党赢得道义支持和人才汇聚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而在无形中助推了历史进程的转向。
而从历史学的视角看，无论《红星照耀中国》还是《红色中华散记》，时至今日仍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由于斯诺的素材都来自当时的人物采访和亲身观察，其材料来源是独一无二的。包括毛泽东口述自传，之前和之后均没有如此详细地做过。与同时期中共的政策文件相比，访谈与调查所得的材料更鲜活、更细致、更具实践性。外国新闻记者的独特和敏锐视角以及报道的旁观立场，也是中共自身的档案文书和报刊宣传材料所无法替代的。
当然，今天史家在利用斯诺采访报告时也当注意到，当时斯诺的外国记者身份不可能得到中共方面的完全信任。中共的很多组织内幕和机密信息“不足为外人道”。斯诺的采访行程与采访对象得到了陕北方面周密的安排，不可能是完全随机和随意的。斯诺当时的汉语水平有限，采访需要翻译居中协助，在英汉互译过程中，采访记录出现少数错漏在所难免。斯诺虽然是一个受过专业训练且非常敬业和具有自己独立立场的新闻记者，但也难免有今天史家看来不那么规范的操作以及某些刻意的宣传手法。
摘自《苏区研究》2025年第６期，原文约35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