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智力，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四库全书》的编纂展现了政治权力与学术权力的互动。尽管乾隆皇帝深度介入四库编修事务，但馆臣在修书与提要撰写时均保有一定的自主空间，甚至出现违逆明旨、倡言异见的极端情况。乾隆皇帝的学术判断也受当时学术权威的影响，早年接受理学教育而尊崇程朱，故修书初衷在于弘扬宋学。随着考据学兴起并主导四库馆中学术话语权，汉学派对宋学末流的批判促使乾隆皇帝重新审视宋学的局限。在汉学话语权力影响下，乾隆皇帝虽欲以“以经解经”折衷汉宋，但其思想底色仍是尊主宋学，这实际是对清廷统治思想基础的极力维护。《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评判既未能展现馆臣思想原貌，也并未完全遵从乾隆皇帝圣意，呈现出政治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的张力，也折射出四库编纂组织中互相交织、牵涉的权力关系。因而，“四库”所呈现的思想图景，实为四库编纂组织中多元主体、多重力量博弈、协调的结果。这是以《四库全书总目》治清代学术思想所要注意的。
【关键词】四库编纂组织；《四库全书总目》；汉宋之争；清代学术
传统士人的学术话语权力 古代专制政治在清朝发展到历史巅峰，政治操控学术是政治与学术关系的主调，但学术对政治的影响也始终是历史之“潜流”。福柯的权力理论为我们理解古代政治与学术关系，特别是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的权力关系提供了重要参考。在福柯的理论中，权力与知识相互指涉。换言之，权力就是知识，知识就是权力，彼此之间水乳交融、密不可分。古代中国，即便在专制皇权鼎盛的时代，由士大夫主导的学术权力亦从未寝息。传统士人学术话语权力对皇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在宏观层面建构道统以制衡政统。其二，建构礼制约束皇权。其三，通过政治制度制衡皇权。其四，通过史笔约束皇权。其五，通过学术思想约束皇权。
可见，学术在中国古代确能产生权力效应。清廷入关后，因其相当完整地继承中原政治文化体制，故士大夫的话语权力并未完全消失，而以更加隐蔽的策略极具韧性地渗透着影响力。作为具有官方知识审查机构特性的四库编纂组织也深嵌于这种知识权力的关系网络之中，并成为其运作的载体。在此，尽管皇权笼罩一切，但在皇权无法兼顾的权力罅隙，仍隐约可见士大夫施展学术权力的痕迹。
四库编纂组织的学术自主与学术权力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库馆开馆，标志着“四库”修书工程的开始。四库馆前后在馆馆臣476人，誊录生更有三千人以上，兼之以佣书、贿买等情况，如此庞杂的编纂组织，虽云纪昀有“一手删定”之责，但每位学者学术背景与立场各不相同，其学术权力博弈之激烈可以想见。从“四库”编纂的过程乃至最终文本呈现可见，即使在皇权强势介入的情况下，编纂组织仍有一定的学术自主空间。分纂官在提要撰写过程中实有相当大的自主空间，容许他们表达不同观点。修书过程中，一些明令颁布的编纂标准亦未获馆臣一体遵照。对于乾隆未以诏令明示的领域，馆臣更是利用这一权力缝隙扩张其话语空间，宣扬与圣意相左的观念。
王汎森将国家政策渗入士大夫心理从而形成的“自我压抑”现象，称作“权力的毛细管作用”。这固然是历史现象的深刻揭橥，但与此并存的历史另一面是：即便在皇权严密笼罩下，士大夫仍能寻隙而行，迂回地伸张其学术主张与信念。这是士大夫与皇权对学术话语权的争夺，是学术自主性之彰显。学术场域确有皇权不能抵及之处，学术权威在此拥有更多话语权。这是《总目》屡见违逆圣意之论的深层缘由。由多元主体构成的四库编纂组织，由此展开一场复合博弈：君臣间隐性的潜在博弈，与馆臣间激烈的学术竞争相互交织，并导向对皇权的策略性争取。这种权力博弈的复杂性，在汉宋之争的问题上尤显突出。
汉宋两派之间的权力博弈 帝王非学者，本不具备知识生产的原创性权威，其学术品格为学术权威所影响塑造。清廷自关外入主中原，通过接受儒家文化来获取政权合法性，以承接中原政统。清廷对儒家文化的接受与标榜，为掌握道统诠释权的士大夫阶层影响乾隆的学术观念提供可能性。在汉宋之争的背景下，学术权威对乾隆的影响，与借助学术竞争以争取皇权支持的动机紧密交织。教育是士大夫对乾隆施以学术影响最便捷的手段。入关后，清廷迅速儒化，并以程朱理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在这种政学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乾隆，自然浸染鲜明的理学底色，其师承渊源也有明显的理学印记。乾隆业师虽多，但对其学术品格影响最深的应是朱轼与蔡世远。朱轼、蔡世远对乾隆的理学启蒙成效颇著。乾隆早年对宋儒评价极高，奉为儒家道统嫡传。乾隆的理学渊源深刻影响了四库开馆之初的纂修宗旨与价值预设。当理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持续影响、形塑乾隆的学术品格时，一种以考据训诂为宗旨的学术范式在民间悄然勃兴，形成与之抗衡的思想潜流。
事实上，作为王朝最高统治者的乾隆，所有学术对他而言都不过是治术。乾隆这种政治本位心态，于乾隆五年的圣谕一览无遗。在《总目》编纂过程中，针对宋儒门户行为的批评成为汉宋两派博弈的焦点。在批评门户基础上，汉学家进一步对理学展开学理批评。《总目》在汉宋问题上的反复正是妥协与调和的结果，其间矛盾纷繁杂沓，编纂组织中的学术话语权力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馆中为数不多的宋学家如姚鼐体会最真切。
《总目》的理学批判显然无法展现编纂组织的思想全貌。这些批判既是汉学家对学术话语权本身的争夺，更是通过胜负之分争取皇权支持的关键步骤。这些偏离圣意的观点最终得以刊于《总目》，一方面说明乾隆对批评的接受，另一方面也体现《总目》文本思想之复杂。
变与不变：修书后乾隆的汉、宋学观 尽管难以精确评估汉学家的批评话语对乾隆产生的具体影响，但修书前后乾隆汉宋学观的微妙调整，已然折射了某种结构性影响的痕迹。修书后，乾隆仍坚信宋儒为道统嫡传。当然，乾隆对宋学的态度亦有所调适。修书后，乾隆对宋学的批评明显增多。这种趋势在经筵御讲中得到体现。与此同时，乾隆逐渐看重汉学的价值。当然，汉学家的知识话语效应不宜估量过高。乾隆虽逐渐看重汉学且进一步认清理学的弊端，但他却始终不认为应以考据学取代义理学。
“四库”编纂是一个庞杂的系统工程，其中政治权力与学术权力相互渗透、彼此制衡。既有研究多将其思想简单归于某些代表人物，或云纪昀私见，或云乾隆钦定，或云戴震等人分领。这些观点都忽略了编纂组织中权力关系的复杂性。尽管皇权深度介入编纂事务，但馆臣在修书与提要撰写时均保有一定裁量空间，甚至出现违逆明旨、倡言异见的极端情况。作为政统象征的乾隆，并不具备知识生产的原创性权威，其学术观念受学术权威反复塑造。早年，他便因接受宋学教育而尊奉程朱，故“四库”修书之初衷即在于弘扬宋学。但学术风气转变，使勃兴民间的汉学掌握编纂组织的话语权。四库馆由此成为汉宋之争的角力场。汉宋两派对话语权的争夺，既争学术胜负，也通过胜负之分争取皇权支持。因此，作为宋学支持者的乾隆也难以超然于学术权力角力场之外。经此学术权力博弈，乾隆逐渐看重汉学的价值，且进一步认清理学的弊端。两相辩证，乾隆采取了“以经解经”的策略，即以折衷汉宋的方式超越汉宋，建构依托皇权的学术筛选机制。由此复杂的权力博弈可见，《总目》既无法展现四库馆臣的思想全貌，也未能完全体现皇帝圣意，它实为四库编纂组织中多元主体、多重力量博弈、协调的结果。非仅《总目》，其他官书均当如是观。在官方学术活动中，政治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复杂博弈，塑造了官书多元交融的文本形态。这种文本的多元性不应被其钦定或御纂外衣所遮蔽。据官书研究某一历史时期的学术思想极易陷于偏颇，因为官书纂修过程中对多元观点的删汰，使学术思想的复杂性难以毕现；甚至据官书研究官学的方法也应被重新审视，因为学术权力的博弈，并非所有官方意志都能被官书编纂组织完全接纳。
摘自《湖北大学学报》2025年第６期，原文约18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