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青华，安徽大学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院。
【摘要】《古文尚书》的真伪问题是学术史上的一桩著名公案，《四库全书总目》既认可《古文尚书》为伪作，又坚持该书不可废，持调停态度。从学术角度看，当时的乾嘉考据学派力推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几乎一致认可《古文尚书》为伪；另一批学者则出于经术卫道的目的，坚持《古文尚书》非伪或虽伪而不可废，两派在学术场域中立场互歧、难分胜负。从政治层面看，宋儒以“虞廷十六字”构建的道统心法为清廷治术所需，官方始终不废弃《古文尚书》,在清廷御纂诸经、经筵讲学、科举殿试策问中都鲜明地表达了对《古文尚书》义理价值的认可。《四库全书总目》的调停态度与乾隆朝的文化政策密切相关，反映出清代前中期学术与政治的双重变奏以及《四库全书总目》学术评判背后复杂的思想环境。
【关键词】《四库全书总目》；《古文尚书》；学术；政治；汉宋之争；考据学
《四库全书总目》是清代前中期官方统治意志和文化政策的结晶，当时一大批学界翘楚参与修纂，又使得《总目》绾合学术与政治双重因素，这对其中的学术史建构产生了深刻影响，此在《古文尚书》真伪、存废问题上体现鲜明。
《总目》对《古文》真伪、存废的调停 《总目》作为中国传统目录学的集成之作，特重“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然而在学术与政治的双重因素下，《总目》对一些学术问题也不得不采取“调停”态度，如其对《古文尚书》真伪与存废问题的评判即为显例。《总目》对《古文尚书》真伪的态度，主要体现在《尚书》类著作的提要中。然而在《古文》的价值与存废问题上，《总目》又表现出另一种态度。
《总目》对《古文》存废作出此种调停之态实在情理之中，因为其宗旨就是“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强调考据、义理“务取持平”。
综言之，《总目》认为汉儒的“名物训诂”之学及后世的“考据”之学判定的是学术“是非”问题，然“义理”是价值问题，是归宿，只要经之“义理”无悖于圣人之道，谈经者不非圣乱经，则皆有其价值。此在黄度《尚书说》提要中有所体现。
是非与义理的纠葛：《总目》评判中的学术角逐 《总目》编定之时，正值乾嘉考据学派从兴起走向兴盛之时，《总目》的编撰受考据之风的影响甚深，这一点早已为学者指出。就乾嘉考据学派而论，无论是“吴派”，还是“皖派”，他们对《古文》为伪的观点基本都持肯定立场，而且影响深远。吴派代表人物惠栋《古文尚书考》继阎氏《疏证》之余波而专事辨伪，对其后的乾嘉汉学影响极大。
然而《总目》既明确认可《古文》为伪，为什么又认为它不可废呢？从学术角度看，四库馆中不少学者坚持《古文》不可废，如庄存与、翁方纲、程晋芳等参与《四库全书》的编纂，庄存与是总阅官，程晋芳是协勘官，翁方纲是校办各省送到遗书纂修官。其中庄存与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参与《四库全书》编纂的程晋芳亦有近似的主张。翁方纲参与《四库全书》修纂前后历二十余年，出于卫道之心，笃信《古文》非伪。夷考其实，自《疏证》问世后，类似庄存与、程晋芳、翁方纲等人的声音就从未间断。
综言之，自《疏证》问世之后，仍有一批学者在努力维护宋儒以《古文》所构建的道统心传。他们在《古文》真伪的态度上或同或异，但出于卫道之心，皆坚持《古文》不可废。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甚至直接参与了《总目》的撰写，对《总目》的判定当不无影响。《总目》之后，《古文》的存废问题也一直是学界持久关注的话题。
经术关乎治术：《总目》评判背后的政治维度 《总目》对《古文》真伪及其存废的调停态度，不仅有学术方面的因素，同时也牵涉清廷的文化政策。《尚书》作为儒家的核心原典，素为官方和士人所重，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满清统治者亦是如此。清代康、雍、乾三朝相继编纂的钦定、御纂诸经，其中《尚书》类有《御制日讲书经解义》《钦定书经传说汇纂书》二书，均由当时最高统治者为之作序。
政治影响还可以从乾、嘉两朝的经筵讲学与科举殿试策论得到进一步验证。此外，清代科举殿试，内容为经史时务策，试题一般由皇帝钦定，较能反映最高统治者意志。
康熙四十三年阎若璩去世，乾隆八年《疏证》刊刻流行，至乾隆四十七年《总目》定稿获得乾隆帝认可，将近八十年间，《古文》为伪的结论逐渐受到官方和主流学界认可，但清廷的最高统治者依旧学习不辍。无论清帝如何乾纲独断、一言九鼎，他们也不得不对学术之“是非”与政治之“实用”之间的矛盾作出合理的解释，其诀窍在于他们对“帝王之学”与“儒生之学”做了区分。在乾隆帝看来，“治世临民”才是“帝王之学”的根本。清帝的此种观念，对《总目》影响甚大。因此，只要其“义理”能为我所用，其真假已然不再成为问题。此为《总目》作出“调停”之态的根本原因，也是卫道者坚持《古文》非伪或者伪而不可废的强力“外援”。
《古文尚书》真伪问题作为宋代以来的一桩学术公案，在清代前中期，因事涉清廷的统治术，已远超出学术范围，因此引起了官方与学界的广泛关注。《四库全书总目》在《古文》真伪、存废问题的认识上呈现了调停之态。从学术层面看，《总目》编定之时，正值考据学如日中天之际，考据学派对《古文》为伪近乎一致的肯定，加之其中不少学者直接参与《四库全书》的编纂和《总目》的撰写，无疑对《总目》之于伪《古文》案的认定产生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一批学者出于卫道和经术之目的，与考据学派针锋相对，认为《古文》非伪或虽伪而不可废，他们的立场也渗入《总目》之中。此为《总目》对《古文》给出伪而不可废的定调的学术因素。从清廷前中期的文化政策看，尤其是乾隆朝，清廷虽大力提倡经史考证学，在意识形态上却又以程朱理学为正宗。而《古文》真伪问题给统治者出了一道难题，即宋儒依托《古文》“虞廷十六字”所建构的道统心传既为治术所需要，却又被自己所提倡的考据之学证明为伪书。从康熙朝至乾隆朝中期，清廷对此问题一直采取不置可否的态度，至《总目》编定时，才对此作出伪而不可废的定调。一方面是学界的争论为清廷处理此案提供了一个台阶；另一方面，清帝通过区分“帝王之学”与“儒生之学”，绕过真伪谈其价值，以应对这一难题。可以说《总目》对《古文》真伪、存废问题的态度生动地体现了清代前中期学术、政治的双重变奏，在清代学术思想史上极具典型意义。
摘自《湖北大学学报》2025年第６期，原文约2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