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贾红霞，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摘要】全面抗战爆发后，民族危机的深重，迫使人们急切地想从中华民族生成发展的历程中寻求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的文化资源。受此群体心理影响，国民政府当局提倡民族固有文化，学界也多由“疑古”转向“信古”和“释古”。身处国民政府政治中心，顾颉刚身兼多个政府职务，其疑古思想也受到来自政界和学界的强大压力，但从其日记及巴蜀史的研究中，仍然可见按捺之下的“不合时宜”的疑古思想。抗战胜利后，顾颉刚开始重新进行疑古活动，主持刊行《古籍考辨丛刊》。顾颉刚之所以一直坚持疑古思想，不仅与其个人学术志趣有关，也与时代的内在要求密切联系。
【关键词】顾颉刚；全面抗战时期；疑古
坚持疑古与学术重心的转向 1923年，顾颉刚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正式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点。此论一出，既受到钱玄同、胡适等人的支持，也招致柳诒徵、胡堇人、刘掞藜等人的批判，掀起了一场古史辩论的热潮。古史辨运动对中国积累下来的古史系统予以全面的清理，否认尧、舜、禹的真实存在，不仅在历史研究领域，甚至在精神世界颠覆了知识界长期形成的历史文化信仰。顾颉刚还将疑古思想运用到民俗学的研究中。但是动荡多难的时局不允许顾颉刚做书斋式的学术研究。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为了宣传抗日，顾颉刚成立“三户书社”，出版宣传抗战的通俗读物。为了反击帝国主义侵略边疆的野心，他又从讨论历史地理转为偏重边疆问题。可以说，1931年后，顾颉刚的治学重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是古史研究仍然占据他学术生活的重要部分。在这一时期，除了上述所提到的贡献给社会的学术活动外，他继续编纂《古史辨》，并且在1931年12月27日给友人的信中道出自己坚持疑古立场的原因。
顾颉刚认为疑古不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是现实问题，它关系到造成层累古史背后的社会政治伦理应该被推翻的现实要求，这当然与五四反封建的批判精神一脉相承。1933年，他在《古史辨》第4册自序中延续了这一观点。也就是说，顾颉刚认为摧毁伪古史系统与民族争存并不冲突。但是在民族危机强烈的社会，客观上又需要通过传统文化凝聚民族认同。因此就出现了南京国民政府刚成立，就查封了顾颉刚所撰的《本国史》教科书的事件。尽管顾颉刚在从事社会事业的同时仍坚持古史研究，不过，在外患之下，他也做出相应调整，表示学界不能群趋古史，要多关注近世史。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大批学者流寓西南。有了转徙千里的流亡经验，知识分子对于祖国历史之悠久、地理之广袤、风物之多样有了更为直观的心理感知，这也加剧了他们对于学问与现实关系的思考。时代的天翻地覆、地域的急剧压缩，使许多史家的学术生命随之发生变化。学术界不再崇尚为学术而学术的考据之学，转而追求与国家民族社会发生关系的经世之学。顾颉刚同样开始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下，将精力更多投入时代迫切需要的学术。七七事变后，顾颉刚接受管理中英庚子赔款董事会的委托前往西北河、湟、洮、岷地区考察教育。西北社会、经济、教育的落后，民族冲突的剧烈，帝国主义的分裂野心以及回、汉、藏、蒙深度融合的事实，使顾颉刚不断思考如何回应时代的需要。
1938年10月，顾颉刚结束考察后到昆明的国立云南大学任教。在《益世报》创办《边疆周刊》。1939年２月９日，在傅斯年启示下撰写并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其强烈的现实关怀引起社会的广泛讨论。在抗战急迫的形势下，大多数人赞同顾颉刚的主张，但也有学者从民族理论出发对此表示质疑。针对质疑，顾颉刚连作两篇《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重申在抗战背景下，妄议民族会招致民族自决的误导。
除了众人瞩目的边疆事业，顾颉刚在云南大学期间讲授的老本行——上古史的内容和特点也有很大变化。战时书籍的匮乏，客观上推动了顾颉刚编写通俗上古史的心理转变。此外，顾颉刚还编写了通俗的《春秋史话》。
时局压力之下疑古的“显晦待时” 全面抗战时期“中华民族是一个”对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强调，加上《上古史讲义》中的内容在发行广泛的杂志上发表，给外人造成顾颉刚已由疑古转为建设的印象。但顾颉刚的这些文章面向的读者是普通大众，并不能代表他在学术上已经放弃疑古，只能说明在全面抗战背景下，顾颉刚更加重视利用民族融合的既存事实反抗民族侵略以及利用通俗史书普及民族历史文化。
1938年３月，身在昆明的顾颉刚得悉《古史辨》在上海热销，不无自得之感，于是马上产生编写地理考证文字的想法。６月，顾颉刚将未来的工作分为“时代的责任”与“学术本业”。９月，顾颉刚离开云南大学，到成都齐鲁大学任国学研究所主任。除去云南海拔太高令其失眠频发，成都物价较低环境安定外，还出于对学术事业的考量，他希望借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实现学术计划。在国学研究所期间，顾颉刚拟集合古书考证春秋史事，开编辑方法实习课程，培养学生做古籍标点、索引、辞典、图表等工作，为科学整理二十四史，编纂通史作训练准备。此外，由于所处空间的转换，顾颉刚还将疑古史观推衍到古蜀国的历史。
1941年４月，顾颉刚因所内人事纠纷，接受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的邀请到重庆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他接办该部创办的《文史杂志》并担任副社长，任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参与史地教育委员会等政府主办的学术场域，与政治关系愈加密切。对顾颉刚来说，与政界合作绝非所愿。但是在当时全面抗战艰苦的情势下，实属无奈之举。这为他带来的直接结果，是不得不暂时放弃疑古活动。1938年，蒋介石在中央训练团第一期毕业时发表《革命的教育》，明确史地教育为此后建国教育之中心。在蒋介石的授意下，1940年５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下设机构史地教育委员会正式成立，会址设在重庆教育部大礼堂，至1944年被裁撤并入国立编译馆，共存在了４年时间。该会前后举行了三次全体委员会议，罗致了当时史学界与地理学界的多数知名人士，尤以史学专家占多数。顾颉刚是史地教育委员会的核心成员，其后更是受教育部任命，担任该会下设的中国史学会会长。
在第二次全体大会上，史地教育委员会就通过了教育部所提的“确定史地学科民族立场案”，强调应该加强民族主义教育，对史地教育进行普遍改革。此提案通过后，委员会甚至将顾颉刚等５人推选为这一提案的详细报告撰写人。面对如此明显的官方意图，其亦学亦官的身份与地位决定了他不可能在国民政府抑制疑古政策的情况下公开从事疑古活动，只能呼应官方所倡导的通史和边疆工作。从疑古转向宣扬民族文化的悠久，顾颉刚将重心放在学术外在价值的追求之上。1942年３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成立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朱家骅任主任委员，任命顾颉刚暂代副主任职位。顾颉刚还为朱家骅的边疆工作代笔。
全面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直接统治下的四川以疑古为禁，在沦陷区上海，《古史辨》却销量颇高，这也使得吕思勉、童书业编辑的《古史辨》第７册顺理成章地于1941年在上海出版。消息传来，顾颉刚备受鼓舞，并且委托远在香港的饶宗颐编辑之前构思好的《古史辨》第８册《古代地理考证集》，饶宗颐欣然受命。顾颉刚还为《古史辨》第７册作序，然并未完结，也未附于正书发行。其中原因，或与政治时局的掣肘有关。社会上对疑古的刻板印象，给顾颉刚带来很大的困扰。此外，献鼎风波也反映了全面抗战时期顾颉刚在政治压力下行为表征与学术形象背离后所遭受的争议。1943年10月17日，从上海到重庆的徐蔚南向顾颉刚谈及《古史辨》第７册出版引起的反响。《古史辨》在上海沦陷区热销，顾颉刚在重庆国统区竟不能发表疑古意见。在不同政治场域之下，史学话语与学术活动隐然呈现不同的“表相”，当然，在抗战特殊的历史语境中，国民政府禁谈疑古，亦有其凝聚民族认同的现实考量。此外，顾颉刚的疑古学说还受到学界的批评。
事实上，顾颉刚的破坏的目的同样是重建上古史，但他坚持建设要在彻底打破伪古史的基础上，以为伪史未除，何谈建设。而在民族危机深重时，人们迫切希望从往昔中华民族生成发展的历程中寻求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的文化资源。受此群体心理影响，学界从疑古转向信古、释古，自是人心所向，顾颉刚所受到的责难正是这一群体心理的反映。相比古史研究，边疆才是时务急需的学术，这也是顾颉刚顺应时代和政局的需要暂时选择退让，让疑古学说“显晦待时”的深层考量。
疑古的延续与内在诉求 抗战胜利后，顾颉刚立即恢复禹贡学会，发行《禹贡周刊》。顾颉刚虽然转而重视史学致用，但仍然坚持客观、考据、集群的个人特色。对他来说，“求真”与“致用”在某种程度上并不冲突。顾颉刚虽然如钱穆所言，在表面“重起炉灶”从事社会事业，但内心并未真正放弃古史辨伪思想。不过在全面抗战时期，他将古史通俗化，并碍于政治和学术环境，不再标举疑古旗帜，但从其日记及巴蜀史的研究中，仍然可见按捺之下“不合时宜”的疑古思想。
如果说全面抗战时期顾颉刚继续疑古事业显得不合时宜，那么，他从事边疆和通史事业就是应时势而起，实乃知识分子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使然。于是他高举“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理论，并通过创办中国边疆学会，发行《边疆》周刊，在学术界树立起研究边疆的风气。由于其主张契合国民政府的边疆民族政策，受到政界招纳，顾颉刚本人也从边疆研究转入边政工作。一心想远离政治的顾颉刚在时事推动下与政界在边疆民族方面展开了深度合作，借助政府的经费及政策支持，最大限度地实践其边疆思想与主张。而通史作为回顾民族文化何去何从的最佳方式，在全面抗战时期不仅是史家群体最高层次的事业追求，而且是政界人士共同关注的问题。
人们往往将求真和致用放到二元对立的位置，认为顾颉刚从五四时期到全面抗战爆发，经历了从求真到致用的转变，似乎顾颉刚到了全面抗战时期追求“致用”，就一定改变了求真阶段的“疑古思想”，所以才会有不少人认同顾颉刚从疑古转向重建的观点。但是求真和致用既对立又统一，求真未必不能致用，致用也并非罔顾真实性。顾颉刚主张疑古并非没有致用，提倡致用也不意味着不再疑古。顾颉刚以疑古史观清理上古史层累而成的“圣道王公” 道德信仰，打破经学一统的观念，正是为了使国人从这种信仰的束缚中挣脱，为五四时代的科学、民主思想张目。从这个意义上看，“疑古”思想何尝不是另一种“致用”？而且是与社会大变革相联系的“致用”。全面抗战时期，当反抗侵略的紧迫性压倒“反封建”任务时，顾颉刚“致用”的内容和对象便不得不随之变化。无独有偶，与顾颉刚并肩战斗的五四先锋傅斯年，同样反省了五四精神在抗战时期的意义。顾颉刚、傅斯年二人观念的转移，正反映了抗战对于发扬传统文化凝聚民族共同体的致用需求。
从更高的层面来看，顾颉刚其实一直坚持超越狭隘政治意图的“致用”。其关于学术与现实关系的思考耐人寻味。敏感的知识分子会随着时代脉搏的律动，有意识凸显学术主张的某一面。“求真”和“致用”正是学术的一体两面，有时刻意凸显某一面并非表示另一面被舍弃。抗战时期，顾颉刚暂时压抑“疑古”研究，服从主要矛盾的要求，“疑古”思想所肩负的历史责任还未完成，顾颉刚没有放弃疑古思想也就能够理解了。新中国成立后，顾颉刚的“疑古”思想因其反封建的内核受到政治上层和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认同，这也可以从侧面证明顾颉刚坚持疑古的内在逻辑。
对于顾颉刚来说，破坏层累构成的古史系统与重建真实的古史在学理上并不冲突，二者都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完全可以并行不悖，至少全面抗战初期的顾颉刚确实是这样规划的。更何况，顾颉刚的通史撰述和古史辨伪所对话的群体是不一样的，前者面向一般民众，后者面向专业学者，侧重点有所不同是正常且合理的，所以更没有理由非此即彼。但是在政治、学界和思想舆论等多方压力之下，顾颉刚只得将古史辨伪的主阵地移到沦陷区的上海、香港，而在国统区避谈疑古。从顾颉刚的思想深层来看，古史辨伪与民族荣光并不冲突，正如求真与致用并不冲突，只有真实的，才是民族的，这才是在时代压力之下，顾颉刚内心并没有放弃疑古思想的真正原因。
摘自《南开史学》2025年第２期，原文约19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