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翟秀凤，首都师范大学国别区域研究院。
【摘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地缘政治驱动下，美国政府将社会科学国际化确立为文化外交的重要战略，各大基金会成为主要的实践主体。以此为背景，美国区域研究完成了自身的重新定位和问题诊断，并将法国作为美欧合作的主要中枢。通过支持法国高等实践研究院第六部的创建和运行，洛克菲勒基金会不仅影响了法国区域研究的学科建制和研究旨趣，使该机构成为对东欧文化冷战的桥梁，而且实现了美欧双方、多方的研究理念互动，并进入法国社会科学制度化议程。与此同时，美国基金会在西欧其他国家、亚非拉地区积极联络当地知识精英，开展了大量区域研究国际合作。由此创建或联络的研究机构、学术协会、知识分子群体等，为美国区域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持久性的国际化知识基础设施。这一跨国性知识网络，也成为美国提升其全球知识界影响力的重要支撑。
【关键词】文化冷战；洛克菲勒基金会；法国高等实践研究院；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
雅克·勒维尔在分析法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历程时，将第六部的创建和发展称为“战后法国社会科学最繁荣的篇章”。年鉴学派主张反思社会科学的普遍危机，打破既有学科的孤立和框定，倡导更具整体性的认知范式。这种追求与美国基金会介入法国知识界的理念和路径达成了一定共识，由此促成了法国早期现代区域研究机构的诞生。这些主体的行为选择凸显了战后世界格局的调整及其引发的知识界变化：在新的地缘政治格局中，一个由美国推动的区域研究国际化进程与各国主体发生了丰富而复杂的本地互动。回归这些实践的“存在语境”，将得以窥见跨国主体在相互影响之中构成的“互动系统”。
战后美国基金会在推动区域研究国际化中的战略主动性、方向性和政策驱动性是显著的。正如布鲁斯·卡明斯所言，美国对非西方世界进行学术研究的终极力量是经济和政治的……国家和基金会最早感知到地缘政治的转移并推动了学术实践的重新定向。美国区域研究的重新定位和国际行动回应了冷战外交政策的知识需要，并与美国的全球政治、经济战略互为支撑。美国基金会以法国为工作重点，基于构建意识形态堡垒和辐射欧洲社会科学的战略判断；其对第六部研究方向的强调和研究传统的重塑，服务于克服古典东方主义局限性的意图；其与美国各类文化机构、学术界、情报界的紧密沟通和合作，是基于服务文化冷战的总体目标。以第六部为桥梁，美国得以搭建同时触达西欧和东欧的文化外交渠道，既实现了对东方阵营的接触和渗透，又加强了西方知识界的联络和认同。上述过程呈现了作为非国家行为者的私人基金会在全球政治图景中扮演的角色：在国家主体无法直接实现的战略目标和意识形态行动中，非国家主体具备显著的组织灵活性和文化渗透性。
这一过程不是美国模式的简单植入，而是高度适应目的国的政治语境和国家政策。区域研究的战后转型，既是美国的主张，也是去殖民化语境中欧洲国家必须面对的问题。正因如此，这些国际合作能够激发欧洲政策制定者的兴趣，并转变为对抗共产主义的共同行动。美国基金会利用欧洲重建的开放氛围，通过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阐发美国模式，为欧洲提供了理念和模式的参照；欧洲主体出于自身原因，愿意接受和推动美国议程，并按照自身旨趣对美国概念进行了重塑和改造。
第六部是美国区域研究国际化的重要节点和关键中枢，但并非孤立的案例。在战后的相当一段时期，美国基金会在区域研究领域开展了一系列集中和系统的国际化行动。其战略部署不仅包括与西方意识形态盟友的价值共同体重建，还包括与现代化模式“对象国”精英的联络与合作。一方面，美国各大基金会关注西欧多国的区域研究转型，并为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意大利国际事务研究所、荷兰国际事务研究所等机构提供了资助，并支持了大量海外交流和奖学金项目。这些行动共同致力于在西欧重建具有研究能力的伙伴和可靠盟友，以捍卫秉持西方价值观的大西洋共同体。另一方面，在“争取全球知识分子心灵和思想的战场”，美国为亚非拉地区的区域研究机构提供了大量支持，以期搭建一个有利于传播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跨国精英网络。因德吉特·帕尔马在考察了战后美国基金会在尼日利亚、印度尼西亚、智利的区域研究项目后指出，通过吸纳当地最具潜力的知识精英加入与美国际合作，美国基金会希望帮助他们了解美国想要构建的世界，以激励他们加入这一历史进程，共同抵御共产主义的力量。
全球性的跨国知识精英网络既是美国区域研究国际化的典型表征，也是美国主体的影响力得以延续的关键所在。金融资助是国际合作的一种手段，但由此促成的理念交流、制度调整、人员网络发挥的作用更具持久性。第六部完成机构升级后，其各个文化区域研究中心继续成为法国高等实践学院的科研高地；在布罗代尔去世、赫勒离开后，人文社会科学之家的社会科学国际化探索一直延续至今。国外区域研究机构、学术组织、各国知识精英等均是美国区域研究国际化网络中的节点。他们经由美国基金会链接到一个更加广阔的知识图景，构成了全球性的知识基础设施。这些知识基础设施一旦得到构建，便会经由学术机构和知识分子的自发交流而扩大，进而为某种共同理念和认识论的全球传播和理论创新提供长期性的支撑。跨国性知识网络是美国软实力不可或缺的侧面，并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其国家战略提供了知识和认知的必要前提。曾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的安妮玛丽·斯劳特，高度认可国家主导网络和精英私人网络的协同价值。她敦促美国进一步动员其全球网络的力量。
可以说，就知识体系建构的一般性路径而言，美国的实践凸显了国际协作在搭建知识网络、塑造全球话语中的关键作用。由西方国家主导的知识体系通过与各国机构和知识精英的联系，塑造了一个能够自我流动和更新的全球性网络。我国的学术界若要打破既有的话语垄断，在现有格局中构建一个自主的知识体系，也需要超越民族国家的范畴，在与全球社会科学的开放协作和对话中凝聚研究力量和价值共识。近年来，构建中国自主的区域国别研究知识体系已成为国内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学者们对国内学科建设的基本理念和方法进行了研讨并达成了一些有关建设路径的基本共识，对国外的区域研究发展历程也进行了一些引介。但总体来看，世界各国区域研究的既有理论和实践尚未得到国内学术界的充分重视，有关区域研究知识体系国际化的研究成果有限，学科建设方面的国际化部署也相对滞后。一套知识体系的价值需要在传递和流动的过程中得以发挥，因而其建构也需要包含国内建设和国际传播两个不可偏废的方面。如果在建构过程中不仅能够动员国内的研究力量，还能调动全球的智力资源，那么将有助于弥补一国科研力量和视野的局限性，进一步推动该知识体系在国际层面的传播和认同。
在对国外区域研究知识体系的研究、借鉴、反思和重构过程中，还要具备洞察其西方中心主义特征的历史自觉和批判视野。回归战后国际关系的历史语境，有助于甄辨美国区域研究国际化的战略本质和价值偏狭。美国对区域研究的重新定位凸显了地缘政治变迁和美国外交的现实需求，其转型过程仍然延续了自身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美国基金会力促区域研究转向当代议题，是围绕自身需求对研究范式进行的精准形塑。殖民研究传统的改变虽然促使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发生了调整，但并非文化认知的根本嬗变。法国的文化区域研究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及第三世界国家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其对前殖民地文明的理解仍然局限于殖民地人民对外来文明的接受和适应，因而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将非西方文明他者化和客体化的理论缺陷。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推行现代化成为主要的外交面向，美国区域研究的国际合作转而聚焦发展问题和民主议程，从而继续将第三世界作为亟待改造的对象。因此，如何认识并处理与欧美各国区域研究知识体系的关系，成为中国区域国别研究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中的重要认识论命题。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如何秉持自主问题意识，超越西方区域研究的价值偏狭，参与全球知识界的对话，努力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表述和知识体系，仍有待在对国外知识体系系统研究和反思的基础上进行深入思考。
摘自《世界历史》2025年第６期，原文约31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