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继兰，湖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历史系。
【摘要】镀金时代，铁路、钢铁、石油等新兴行业催生了以范德比尔特、卡内基、洛克菲勒为代表的一批纽约超级富豪。这些新贵面临着社会公众的质疑、批评和旧精英的排斥，需要通过身份建构获得社会认可和尊重。纽约新贵通过艺术收藏、教育投资、社交突围、婚姻联盟、慈善捐赠等身份建构策略，将经济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摆脱了“暴发户”标签，成为精英。纽约新贵既模仿旧精英文化，又主动改造、创新文化规范，在与旧精英的互动博弈中，形成了“互塑型身份建构”模式，对美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揭示出社会流动中“机会均等”和“美国梦”神话背后的复杂现实。纽约新贵的身份建构既是个体和家族的地位跃升，也是全球化背景下美国社会变迁、财富寻求合法性的缩影，为理解资本与社会、文化与权力、流动与固化在历史进程中的互动关系提供了启示。
【关键词】纽约新贵；身份建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象征资本
纽约新贵的兴起及其“暴发户”标签 内战后，纽约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发达的交通网络、雄厚的金融实力和开放的商业环境，崛起为美国的经济文化中心，赢得了“帝国之城”的美誉。这种重要且特殊的地位，使之成为新贵群体壮大企业、展示实力、追求社会认可的理想舞台。在美国其他地方发财的新贵们纷纷移居纽约。纽约新贵群体的出现，既是美国工业化的结果，也是全球化经济体系的产物。
纽约新贵在拥有财富后，提升身份地位成为他们新的目标。消费成为人们确认社会地位和自我价值的重要标志。纽约新贵通过豪宅游艇、名贵珠宝、大型宴会、舞会等奢侈消费，来吸引社会名流和媒体关注，彰显财富、地位和权力。住宅是最能突出身份地位的消费符号。19世纪80年代，曼哈顿的默里山成为新贵的首选居住地。沿着第五大道和麦迪逊大道，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豪宅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对新贵来说，奢华消费既能满足自我，也能彰显身份地位，是争取社会认可的手段。
经济资本的积累与展示，为新贵群体的身份建构提供了物质基础，但这种炫富的方式，招致了旧精英的蔑视与大众的敌意。新贵们不但没有赢得尊重，反而被贴上了“暴发户”标签。成为大众嘲笑与调侃的对象。
纽约新贵的身份困境和危机 新贵群体在经济领域取得巨大成功，却深陷社会认同的身份困境。这一困境本质上是“财富合法性”与“文化、社会合法性”之间的结构性张力：一方面，工商业巨头为自身的成就自豪；另一方面，他们的发财手段、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难以获得旧精英的接纳与大众的认可。镀金时代美国的政治文化和当时盛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是造成新贵身份困境和危机的两大重要因素。
在镀金时代，美国政治文化传统中的“有限政府”理念与“自由放任”政策结合，为企业创造了几乎不受约束的发展空间。当时几任总统，像格兰特、海斯、亚瑟和克利夫兰，普遍支持“自由放任”，对经济和社会活动极少干预和监管，商业巨子得以自由逐利、快速积累财富、构建庞大商业帝国。
与自由放任并行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这种思潮为新贵的财富积累提供了理论合法性与意识形态辩护。新贵借助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适者生存”理论，合理化在工商业活动中采取无情手段的做法，认为这是自然法则决定的。他们不喜欢政府干涉。社会达尔文主义又与美国的个人主义传统和“美国梦”理念高度契合。这一理论为新贵构建积极自我认同提供了重要的心理支持。他们自豪于对社会的贡献，声称是他们创造了国家的物质财富。
自由放任政策、政府监管的缺位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公众认为，他们是一群贪婪的流氓，习惯性欺骗、抢劫投资者和消费者，腐化政治，堪与中世纪欧洲强盗贵族相媲美。旧精英阶层在文化和社会层面的排斥，是造成新贵身份困境和危机的又一因素。旧富阶层瞧不起新贵，蔑称其为“暴发户”“投机商”“野蛮人”，认为他们出身卑微，虽拥有财富，但在文化品味与社会行为上粗俗且缺乏教养，不具备精英成员资格，与之交往有失身份。
新贵不熟悉上流社会通行的规范，这让新贵感到羞耻不安，渴望摆脱歧视性标签，获得社会认可和尊重。但是，身份地位的提升不同于财富积累的速度和规则。旧富通过强调教养、品味、血统等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构建了一套区分“我们”和“他们”的阶级边界和排他性机制。当“暴发户”涌入上流社会的圈子时，旧富感觉受到了威胁、挑战，试图通过维护这些边界来保护自身的地位和特权，抵制新贵仅凭财富就想打破现有社会结构的“入侵”。新贵试图通过“炫耀性消费”模仿甚至超越旧富生活方式，却因缺乏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难以进入精英圈层。身份的困境与危机，促使纽约新贵积极寻求身份建构策略。
文化资本的获取：投资于艺术品与教育 布尔迪厄认为，文化资本是行动者对某种文化资源的占有，在社会等级的生产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化资本以三种方式存在：客观化形态、身体化形态、制度化形态。这是一套上层阶级用来识别和维护其精英身份的文化符号。为了摆脱“暴发户”标签，纽约新贵采取艺术品收藏、教育投资以及自我规训等方式，来获取文化资本，努力成为有教养、有品位、有文化的绅士或淑女。
收藏艺术品是新贵获取客观文化资本的重要途径。镀金时代，纽约新贵掀起了欧洲艺术品购买狂潮，将价值连城的欧洲古董、画作、雕塑及装饰艺术带入纽约，推动了艺术市场的国际化。部分新贵的私人收藏花费超过了住宅支出。新贵的艺术收藏，体现了经济资本向文化资本的转化。
教育投资是新贵群体积累文化资本的又一重要策略。他们深知教育对阶层流动的重要性。新贵家庭子女典型的教育路径是先入格罗顿、圣保罗等私立寄宿中学，再进哈佛、耶鲁等常春藤名校。私立中学、常春藤盟校不仅提供了文凭等制度化文化资本，还传递了一套特定的惯习，即一种无意识的认知、感知和行动方式，它塑造了精英特有的品味、行为模式和世界观。这些学校是构建精英社会网络的重要场所。同学、校友关系构成了未来重要的社会资本。
礼仪不仅是个人修养的体现，而且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当时的纽约“400人”上流社会仿照欧洲宫廷贵族打造，特别重视礼仪规范。镀金时代见证了美国礼仪的标准化和系统化，当时涌现出大量礼仪指南与行为手册。为了进入上流社会，纽约新贵积极学习礼仪规范，甚至雇用“社交顾问＂指导家庭成员掌握上流社会的行为规则。
通过接受旧精英文化标准并践行特定行为规范，新贵不仅外表上与旧精英接轨，也在内化过程中形成新身份认同。从商业大亨向文化精英的转变，为新贵的社会资本积累和象征资本形成奠定了基础。
社会资本的积累：构建精英社交网络与婚姻联盟 社会资本是纽约新贵身份建构中极为复杂微妙的环节。精英的社会网络是一种稀缺资源，其价值在于排他性。当时纽约上流社会明显存在着一个维护精英阶层社会界限的“社交门槛”，这个门槛由旧富主导的各种排他性机制如“400人”名单、俱乐部、家族婚姻来维护。新贵跨越社交门槛才意味着真正进入上流社会。
镀金时代的纽约“400人”名单是社会资本稀缺性和排外性的制度化表现。被贴上“暴发户”标签的新贵家族要进入上流社会，需要获得社交权威的认可。关系网或者私人介绍是新贵进入精英社交圈的准入机制之一。针对旧富的排斥，纽约新贵发起了“社交革命”，策略之一是扩大社交人群。女性在新贵身份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男性精英积累巩固社会资本的堡垒是俱乐部。新贵们逐渐攻破社交堡垒，走进各类俱乐部的精致大厅。他们财力雄厚，往往是多个俱乐部的会员，俱乐部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部分。
在新贵的社会资本积累策略中，婚姻是阶层流动与身份转变的重要路径。新贵和“圈内人”的婚姻，表明了上流社会对新贵的接受。类似商业世界的企业合并，婚姻也促进了经济和社会权力网络的巩固。镀金时代的纽约见证了美国历史上最为精密的婚姻市场“运作”，财富与血统通过精心计算的联姻实现交换，新贵家族借此迅速获取社会声望和身份正统性。
象征资本的塑造：成为慈善家和社会公益领袖 纽约新贵虽然通过文化举措与社交策略，突破旧精英的障碍，逐步进入上流社会，但是，在民主化社会中，这些努力尚不足以确保其社会地位的稳固。为获得更广泛的社会认可，新贵们还需展现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感。在这方面，塑造象征资本至关重要。象征资本是社会中被广泛认可的声望、荣誉、身份合法性与社会地位的体现。在社会矛盾尖锐、公众舆论汹涌之时，慈善公益成为新贵群体塑造象征资本的战略工具，用来弥合社会裂痕、改善公共形象、争取社会认可。
慈善公益对现代社会等级制度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即便在美国这样以平等为核心价值的国家，慈善行为仍反映了经济精英对社会地位和身份的追求。尽管并非所有有闲阶级成员都参与慈善，但这一行为已成为精英身份的重要标志。因此，慈善捐赠并非单纯的利他行为，而是新贵精心设计的提升身份地位的战略。虽然新贵的慈善动机多在于追求精英身份，但客观上促进了美国文化教育的发展和繁荣。
纽约新贵将慈善事业视为彰显自身责任感的方式，同时也是树立独立于东海岸旧精英标准的途径。他们开创的“科学慈善”成为一种新慈善模式。作为“科学慈善”的开拓者，“钢铁大王”卡内基提出以现代基金会管理财富的理念，要用专业化方式实施慈善，反对传统慈善仅“授人以鱼”的简单施舍。与卡内基相似，约翰·Ｄ．洛克菲勒将慈善活动进一步系统化。很多慈善家效仿了卡内基和洛克菲勒的施善模式。
这一时期，新贵群体将做慈善作为身份建构的核心策略，通过支持公共事业和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塑造负责任的公民形象，以抵消其商业行为引发的负面评价。
纽约新贵的“互塑型身份建构”模式和影响 形象是身份的外部“界面”，良好的形象能为身份争取认可。纽约新贵以财富为起点，在一个个场域的竞技中，将经济资本转化为文化、社会和象征资本，赢得了认可和尊重，成为精英。这是少数富豪家族的个体奋斗史，也是美国在工业资本主义勃兴、社会结构剧烈变迁中，财富寻求社会合法性、重构精英阶层的关键历史进程。这一身份建构过程深刻地揭示了在民主制度框架下，经济资本如何通过复杂的转化机制，与其他形式的资本相互作用，最终构建起新的社会等级与文化霸权。这也表明，社会流动研究不能单纯关注经济指标和职业变迁，还要包含文化实践、身份建构和社会认可等多维度分析。
纽约新贵的身份转变可称为“互塑型身份建构”模式。这一概念超越了“主流／边缘”“同化／抵抗”“传统／现代”等二元对立思维，强调社会身份形成的复杂互动过程，并展现历史行动者的能动性，避免将历史群体简化为被动接受者或抵抗者，凸显其作为历史行动者的策略选择和创造性实践，从而更准确地把握历史变迁的复杂性。我们可从两个层面理解此概念，一是新旧精英之间的互动互塑，二是多元资本之间的互相转换。
纽约新贵的身份建构对美国社会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它重构了美国精英的内涵与构成，使得财富和商业成功成为进入精英阶层的重要甚至首要标准，打破了原有以血统和门第为核心的体系，形成了财富与文化、社会地位相结合的新型精英模式；它构建了美国资本的合法性框架。通过大规模、有体系的慈善活动，新贵们成功树立了“慈善家”和“社会公益领袖”形象，这不仅为巨额财富和企业权力赋予了道德光环与社会责任感，而且缓解了社会矛盾，维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它还奠定了现代美国上流社会的行为模式和文化规范，其对精英教育、高端社交、艺术赞助和科学慈善的重视，成为后续世代美国精英效仿的范本。镀金时代纽约新贵群体身份建构的经验表明，财富的合法性无法仅靠数字和规模证明。现代社会的全球新贵群体，同样面临类似的挑战：如何在财富积累的同时，实现社会责任与阶层融合，将资本转化为更具变革性的文明解决方案，以推动社会公平公正地发展。
摘自《史学月刊》2026年第２期，原文约27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