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雅琼，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
【摘要】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食物短缺、价格上涨使英国民众怨声载道，一些言论被官方定性为虚假、恶意传播的饥荒谣言。尽管其中不乏虚构或夸大的成分，但作为长期结构性困境与突发危机的产物，这些谣言事实上反映了民众的深层焦虑和社会认知，是他们在信息匮乏条件下理解危机、表达不满的方式。对当时的英国社会来说，谣言不仅起到了减压阀的作用，还是一种“弱者的武器”,体现了民众对“道义经济”的维护和君主责任的期待。面对谣言尤其是其升级为暴力活动的可能性，伊丽莎白政府一方面努力抑制其传播，另一方面也采取了管控囤积居奇和粮食外运等救荒举措。伊丽莎白政府回应和治理谣言的过程，体现出这一时期国家基础性权力的不足、政府能力的有限以及央地互动的治理模式。
【关键词】伊丽莎白一世；饥荒；谣言；“弱者的武器”；国家治理
饥荒谣言的生成：民众对食物短缺的归因 通常情况下，人们更愿意传播他们认为真实或能相信的消息，因而谣言可传达民众对自身境遇和社会现实的真实看法。面对食物短缺、价格飙升的现状，民众首先想弄清楚究竟是什么因素或什么人造成了自己的悲惨处境，他们需要找到罪魁祸首或替罪羊，在此基础上获得改善方法。而他们对饥荒原因的归咎，其中不少在伊丽莎白政府看来属于谣言，是别有用心者有意捏造的结果。
现代研究表明，近代早期英国饥荒的发生，与小冰期气候导致的农业歉收密不可分；不完善又缺乏监管的市场体系，加大了各地区之间以及不同群体间食物获取能力的差异；政府能力的不足，使其在危机时期不能充分调动国内外的食物资源来缓解局部地区的困境。然而，对于前现代社会的多数民众而言，他们无法理解气候变迁的长期影响和市场波动的复杂逻辑，也难以将悲惨遭遇归因于土地制度、赈济体系等系统性困境；相比之下，将饥荒乃至其他一切不幸归咎于个别恶人有意为之的想法，似乎更简单易懂，更有说服力，也因而更容易传播开来。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饱受饥馑之苦的英国民众看来，造成食物短缺、粮价上涨的罪魁祸首不在于市场交易体系的弊病，也不在于天气的异常，而是有人为了一己私利，不顾本国、本地区人民的需求，囤积居奇，或者将食物运到国内其他地区或海外。
最为民众深恶痛绝的是那些垄断市场、倒买倒卖的粮商。因此，每当食物危机出现之时，利欲熏心的粮商常成为民众的谴责对象，不过相关言论通常并不会被伊丽莎白政府视为谣言。涉及女王本人及其廷臣的言论更能引起中央政府的重视乃至惧怕，常被他们以谣言的形式记录下来。
然而，在饥荒年份之外，民众中也时常流传着即将或已经发生饥荒的谣言，引起恐慌。尤其在青黄不接之时，未来收成的不确定性使得手无余粮的民众很容易因为一点风吹草动就担惊受怕。即便后来粮食收成正常，也不能打消疑虑，他们还担心本地粮食会因君主的征调而外流。在饥荒年份，有关伊丽莎白女王将本国粮食运到海外的谣言更是长盛不衰。16世纪90年代中期，接连发生的荒歉让民众苦不堪言，然而雪上加霜的是，听说在伊丽莎白女王的授权下，将有大量谷物被运到海外，这将加剧国内的匮乏状况。该谣言广为传播，一度引起巨大恐慌。
在英国民众看来，即使不是女王本人授意粮食出口，至少也是她受身边居心叵测的廷臣蒙蔽所致。民众还怀疑是地方官员造成了当地食物匮乏。总的来说，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民众看来，通常的情况是并没有发生普遍的食物匮乏，而是那些利欲熏心者的操控造成地区性的食物短缺。一些与事实不符的谣言之所以在民众中有市场，源于民众与官方掌握信息的不对等。普通民众不知道整个国家粮食收成的状况，难以知晓市场的运作法则与实际状况，也无法透彻了解粮食在地区间流动的原因所在。他们感受到的是市场上粮食价格的攀升，手中粮食的减少，与此同时，却亲眼看见一船船的粮食从本地港口运出，这不免让他们愤怒。他们不知道也不愿意费力去调查这些粮食来自哪里，采购者为何人，将要运往何方，更愿意简单地将本地粮食短缺、价格上涨与富人的囤积居奇以及权贵的粮食外运行为联系起来。这些归因虽然呈现过于简单化的倾向，却指向了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贫富分化的加剧、市场经济对传统道义经济的冲击，是民众在绝望中对社会结构性矛盾的本能解读。这种解读易于理解，民众愿意相信和传播。
饥荒谣言的社会功能 尽管对于民众而言，传播饥荒谣言并不能立竿见影地帮助他们获取充足食物和走出困境，但不管是对于造谣者、传播者，还是地方官员和中央政府而言，这些谣言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功能。
首先，谣言体现了食物短缺时期民众对信息的渴求，并借此表达了不满，宣泄了愤怒。在信息获取渠道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对于多数民众而言，道听途说、口耳相传是主要的信息获得方式。虽然不少信息真假难辨，但较之没有消息，获取和传播这些消息依然有助于消解不确定性带来的不安、惶恐和无助等负面情绪。了解导致当前困境的罪魁祸首，哪怕是找到替罪羊，都可使民众的愤怒有具体的宣泄对象。通过对特定对象的指责、唾弃和咒骂，他们的苦难至少在感受上得到了一定的缓解。在谣言传播的过程中，民众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同者和支持者，获得了力量，认为自己是有能力奋起反抗、争取权益的行动者，而非仅仅是苦难的被动承受者。
其次，这些谣言揭示出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社会的深层矛盾、根深蒂固的成见，表达了民众对何为理想社会以及君主责任的看法，抒发了危机时期他们的愿望与希冀。伊丽莎白女王和廷臣之所以被视为食物匮乏的帮凶乃至祸首，从根本上说，源自民众长期以来对女性君主的猜忌与不信任，也与他们对君主应承担责任的认识有关。
再者，饥荒谣言可以说是匮乏时期“弱者的武器”，表达了民众对传统道义经济的维护，对现实的不满和抗议。在粮食问题上，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民众遵循道义经济的朴素观念。在这一观念的指导下，饥荒谣言有升级为暴力活动的风险。在对抗共同“敌人”的过程中，饱受食物短缺之苦的底层民众逐渐确立了某种群体认同。社会上层愈发担心民众付诸暴力行动。
最后，饥荒谣言成为暴力活动前奏的可能性以及食物骚乱多次发生的前车之鉴，强化了伊丽莎白政府对相关言论的警惕及对民众诉求的重视。
民众传播饥荒谣言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引起统治者对自己生存境遇的关注。在此意义上，饥荒谣言与反叛言论成为伊丽莎白一世时期民众进行社会抗议与寻求生存保障的政治语言和武器。
政府回应与治理逻辑 面对民众的不满言论与愤怒情绪，尤其出于对这些言论可能升级为食物骚动乃至反叛活动的担忧，伊丽莎白政府不得不回应饥荒谣言。因为往往难以调查出谣言的编造者，伊丽莎白政府通常将重心放在遏制其传播上。他们希望通过澄清事实、表明政府对百姓的关心、惩治造谣者等方式，来达到抑制谣言传播、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和统治安全的目的。首先，对于女王在食物短缺时期不顾民众苦难、允许粮食出口的谣言，伊丽莎白政府极为重视，多次通过王室公告等辟谣。其次，为了增加可信度和说服力，伊丽莎白政府常通过提供更全面的信息，希望减少猜忌和怀疑。再次，伊丽莎白政府还通过处置造谣者，严惩骚乱者，达到以儆效尤、遏制谣言传播的目的。最后，单靠辟谣和严惩不能解决民众的生存难题，因而不可能从根本上遏制饥荒谣言。伊丽莎白政府制定了惩治囤积商、管控粮食贸易等政策，来回应匮乏时期民众的诉求。
总之，为了抑制民众的怒火，伊丽莎白政府一方面努力辟谣，希望减少人们对女王及其廷臣的质疑；另一方面也听取民众意见，采取一系列举措，包括鼓励从海外进口粮食，限制粮食出口，惩治囤积居奇，搜集余粮，稳定粮价，保障穷人优先购买权等。如此形成了一套以维护秩序为核心、兼具强制与安抚的治理逻辑。伊丽莎白政府的核心目标始终是防止谣言及地方性骚乱升级为威胁政权稳定的叛乱活动，其措施体现了“家长式”干预传统及危急时刻对“秩序至上”原则的坚定维护。
伊丽莎白时代的央地互动模式 伊丽莎白一世时代通常被认为是英国历史上中央集权强化的一段时期，但该时期国家的基础性权力仍显不足，国家对地方社会的实际渗透和控制能力有限。不论是遏制饥荒谣言的传播，还是获取地方信息、增强对地方的掌控，乃至各项政策的落实等，伊丽莎白政府均需高度依赖地方社会，尤其是不领薪俸、通常由乡绅所构成的治安法官的配合。其一，面对食物短缺时期民众的不满与抱怨，伊丽莎白政府需要借助地方贵族、乡绅等在慈善救济中的作用，以维护地方社会的安宁。其二，食物危机和民众怨言常常引起地方官员的重视。其三，地方官员的看法能够直接影响伊丽莎白政府的决策。地方官员迫切希望中央政府能够颁布更加严格的政策，管控不法商贩的行为、确保市场上的粮食供应，让当地民众满意。在收到这些报告后，伊丽莎白政府常常能够及时回应。其四，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各项救荒政策的落实高度依赖各级官员的配合，后者的作为直接关乎政策的成败。
各项救荒政策的出台，未能完全抑制民众的愤怒，伊丽莎白政府将之归咎于地方官员的玩忽职守。这一定程度上也符合当时英国民众的看法。遭受饥饿之苦的民众，时常谴责地方官不能尽职尽责地执行中央命令，包庇、纵容囤积居奇。因为不少地方官员本人或其亲属便是富商或大地主，难免引起民众对其徇私枉法、假公济私的怀疑。在此情况下，督促地方官员认真执行相关政策，对中央政府来说迫在眉睫。
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英国，食物短缺频发，物价高涨，社会紧张局势加剧，在这一背景下广泛传播的所谓饥荒谣言，成为我们理解当时社会心态、政治沟通与治理机制的一扇窗。这些被枢密院、星室法庭等权力机构记录在案，并被认定为虚假、恶意传播的言论，虽然可能存在对事实的简化、夸大或扭曲，却能反映民众对饥荒根源的认知及深层忧虑，并因此具有历史真实性。
在饥荒谣言中，民众时常担忧食物匮乏已然出现，指责粮商囤积居奇、官员私运粮食出口，还怀疑中央政府优先保障军队供给而忽视平民温饱。这些言论并非全然凭空捏造，而是在信息高度不透明、正式沟通渠道相对闭塞的环境中，民众依据有限经验和道义经济观念做出的判断和解释。它们还传递一种为民众所广泛共享的期待：君主应如“国父”或“国母”般履行家长式职责，维护道义经济，保障子民的基本生存权。
从社会功能上看，饥荒谣言不仅是一种信息传递方式，更是一种社会情绪的宣泄机制和政治参与的替代形式。它们为民众提供了表达不满、纾解焦虑的出口，也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弱者的武器”的作用——通过舆论的压力自下而上地影响政府行为。实际情况表明，许多谣言确实引起了官方的重视，并促使伊丽莎白政府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包括颁布粮食限价法令、打击囤积行为、限制粮食出口等。但这种回应是有选择性的，政府往往倾向于否认那些涉及军事消耗或高层腐败的指控。
饥荒谣言之所以被伊丽莎白政府严肃对待，很大程度上因为它们触及了统治者最深的恐惧：社会失序和政治反叛。都铎王朝的统治始终未能完全摆脱合法性的焦虑，因此任何公开质疑或群体性动员的苗头都会引起高度警惕。
值得关注的是，尽管谣言四起，这一时期的英国却并未爆发大规模或极端暴力的食物骚乱。这既源于伊丽莎白政府的积极回应，也反映了民众抗议本身的内在特征：他们渴望被听见，而非颠覆秩序。
此外，在应对饥荒谣言和社会危机的过程中，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复杂互动与互为依辅随之凸显。尽管伊丽莎白治下的英国处于中央集权强化的进程中，但国家基础性权力的不足，阻碍了中央权力对地方社会的渗透和控制。从地方不满的抑制，到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伊丽莎白政府都高度依赖地方官员尤其是治安法官的配合，因而也导致了政策执行的极大不确定性，制约了其成效。
最后，我们必须承认，今天所能看到的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饥荒谣言，几乎完全经由国家机构的筛选、定义和记录而留存下来，是一种“二手的”民众声音，无法全面体现民众的所思所想。即便如此，透过这些片段的、被扭曲的记录，仍能让我们窥见那个时代普通人的恐惧、期望与思考以及当权者在危机中如何尝试倾听——哪怕是被迫地——民众的声音。
摘自《复旦学报》2025年第６期，原文约22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