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励轩，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英语世界的the Chinese nation观念是基于近代欧洲早期传教士、探险家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初步认识而生发的。欧洲人认为中国由一个同质化的人口群体——中国人(Chinese)所居住，并结合欧洲的经验，逐渐形成了中国人(Chinese)是一个民族(nation)的“中国民族”(the Chinese nation)观念。由于西方的中国与中国人认识局限于汉地与汉人，所以当时西方人眼里的“中国民族”实际上是“汉民族”。明清易代之后，西方特别是英语世界的中国观在发生变化，中国(China)不再局限于长城以南的汉地，对中国的多民族状况也有更为深入的了解。进入21世纪，伴随中文“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发展、确立与普及，作为中国境内各民族总称以及表示中国全体国民的现代“中华民族”观念也与英文the Chinese nation逐渐接轨和对译。但是近代欧洲早期狭隘的“汉民族”(the Chinese nation)认知影响极为深远，一部分西方汉学家并没有及时接纳新的现代中国认同话语，他们仍坚持在自己的逻辑里使用the Chinese nation概念。另外一部分西方汉学家虽然接受了广义的“中华民族”，但其“中华民族”观念受到民族主义现代论的影响，往往把中华民族视为近代中国以来的政治建构产物，并形塑着他们对中国历史的书写。
【关键词】中国；中国人；中华民族；汉民族
The Chinese Nation术语的出现及其最初的内涵指涉 根据《牛津英语词源辞典》，当代英语中被用来指称民族与国家的nation一词，在公元13世纪即从古法语中进入英语，原初意思为拥有共同祖先和语言的人群、种族。到了近代欧洲早期，民族成为被用于区分世界各地人口的常用术语。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诺尔斯1603年出版的《突厥人通史》，书名即把突厥人称为民族。保罗·莱考特将该书增补修订后以《土耳其人史》为名于1699年在伦敦再版，该书大量使用“民族”概念，还把具体族名和民族连起来使用。
在民族主义现代论者看来，现代民族是工业革命使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才诞生的。一些西方历史学家认为，那种可以理解为“我族”意识的民族主义是18世纪90年代之后流行起来，而民族与国家重合的民族国家则是19世纪之后才形成的。从普罗大众民族意识的产生这个意义来说，倡导建立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是17世纪末才发展起来，确实有一定道理。但是，现代民族以及民族国家观念的产生少不了前现代时期的制度准备和思想酝酿。实际上，早在17世纪，欧洲知识精英使用的民族概念已经与国家发生粘附，经常被知识精英用于指称一个国家或政治实体内的人们共同体。
同样在17世纪，the Chinese作为一个民族的观念也出现在当时的很多英文书籍中。在近代欧洲早期，不仅“the Chinese是一个民族”的观念在英文世界已经存在，而且将the Chinese 与民族连起来的专有术语——the Chinese nation 最晚在17世纪的英文作品中就出现了。到了18世纪，英文写作者们愈加频繁使用the Chinese nation这一概念，进一步强化了“the Chinese是一个民族”的观念。
近代欧洲早期“the Chinese nation”观念的传播少不了跨文化知识流动的影响，特别是拉丁文和法文等西文作品的翻译大大促进了西方the Chinese nation观念的生成与流传。不过，从近代欧洲早期“the Chinese nation”概念的使用情况来看，当时西方对中国的民族构成及相互关系的了解比较有限，认识也较为粗浅。近代欧洲早期对the Chinese nation的认识之所以会局限在汉人，一方面与明代到访中国的西方探险家、传教士个人经历有关；另一方面，当时西方人在认识中国时基于欧洲经验的“自我投射”。这影响的不仅仅是西方人对中国——确切地说是长城以南的“汉地”的认识，甚至影响了对整个东亚大陆的认识。
清代西方世界的中国观及对The Chinese Nation的认知局限 明清易代之后，清统治者开始建构以统一多民族国家为基础的中国观。在1644年之前，清廷在翻译“中国”一词时会使用满文，这是他们对明朝中国的一种认识，认为中国是由汉人组成的国家。关于清代统治者国家观的变化，一些来华耶稣会士应该是有所了解的。
近代欧洲早期的the Chinese nation观念是建立在对中国即为汉地、中国人即为汉人的刻板印象上的。随着传教士对清代中国情况的进一步深入了解，欧洲人对中国及鞑靼的民族状况也有了一些新认知。近代欧洲早期的西方人会频繁使用“中华帝国”一词来指称中国。以“帝国”来理解中原大一统王朝，其实从14世纪马可·波罗的游记便已开始。
在西方人的中国观念发生变化的同时，他们也逐渐发现中国人／汉人与满人的民族分界似乎也没有那么严格。面对中国出现的满汉融合趋势，英文世界在使用the Chinese nation概念时就变得谨慎一些了。西方中国观念的变化以及满汉融合的新趋势，一定程度上会冲击原先将the Chinese nation理解为“汉民族”的认知。由于认知的惯性太强，且Han作为“汉人”的专称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还没有被普遍接受，因此西方对Chinese的理解其实还是混淆着中国人和汉人的双重含义。如果Chinese的内涵未彻底明确，那么人们对由Chinese衍生出的the Chinese nation的理解自然会处于扭曲状态。事实上，19世纪的西方已经普遍承认清朝是个多民族国家／帝国。不过，欧洲早期认知中国的东方主义基因以及帝国思维仍对西方知识精英的影响极大，且欧洲自身又经历了19世纪民族国家建构的高潮，西方知识精英对他者的认识难免不受民族国家观念的冲击，即使是有些被誉为中国通的知名汉学家也未能从中完全跳脱出来。
The Chinese Nation与“中华民族”对译关系的确立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掌握英文的华人知识分子用一种更为包容的态度来理解和使用the Chinese nation这一术语。他们的理解和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英语世界中以the Chinese nation绝大多数情况下指汉民族或汉人的局限。
在部分华人知识分子开始接受英文the Chinese nation概念的同时，受西方现代民族观念传入的影响，中文语境中的“中华民族”概念也开始产生。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正式提出“中华民族”一词。伴随着“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发展、确立与普及，中文“中华民族”概念也逐渐与英文中的the Chinese nation接轨。
在民国时期，很多懂英文的中国知识分子对the Chinese nation的理解已经形成一种共识，其内涵是指全体中国国民，实际上等同于包容性中华民族。这个观念形成之后，以the Chinese nation译中文语境中的“中华民族”可以说是很自然的结果。
中国人在英文语境中频繁使用the Chinese nation，进一步促进了该术语与“中华民族”对译关系的确立。将“中华民族”与the Chinese nation进行对译的意义是重大的，“中华民族”当时是中国社会最重要的政治概念之一，对译其实有利于这一标识性概念的对外传播。
然而，对于中文“中华民族”观念与英文the Chinese nation的对译关系，西方世界起初并不接受，这种不接受不是说西方汉学家就不用the Chinese nation译“中华民族”，而是说一些西方汉学家仍按照西方的经验与逻辑惯习理解the Chinese nation，另有一些汉学家后来尽管承认the Chinese nation的范围扩大了，但其内核与中文的“中华民族”相去深远。
现当代西方汉学家对the Chinese Nation概念的再阐释 面对清末以来中国社会建构多层次和包容性现代中国认同话语的努力，当时的西方汉学家并没有及时衔接上这套话语。
当代一些西方汉学家抑或中国学家已经充分认识到“中华民族”概念对现代中国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性。可以说，费正清以后的很多西方汉学家承认存在一个广义的“中华民族”观念，他们自身也受这套话语影响，会在书写中国历史时作出一定妥协，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汉学家与当代中国学人所理解的“中华民族”是一回事。后者普遍认为中华民族是在历史进程中演化而成的。正因此，现当代的中国学者在书写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往往会追溯到先秦。但西方汉学家则认为现在的“中华民族”是近代中国以来政治建构的产物。
西方学者关于“中华民族”建构主义论说其实是受到民族主义现代论的影响，认为民族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产物。但这种建构主义论说忽视了民族形成的历史延续性。任何一个所谓被“建构”出来的现代民族，都不可能一下子凭空制造出来，必定要根植于一定的历史基础。
摘自《人文杂志》2025年第12期，原文约25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