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屠含章，上海大学历史学系。
【摘要】“鸦片战争”(Opium War)一词是在英美报刊的舆论互动中逐步形成的。该词最早出现于1839年的美国报刊,特指清廷“打击鸦片贸易的战争”,其中“战争”的说法是一种夸张的修辞。随着中英冲突的升级,“鸦片战争”的含义发生了重要转变。当英国辉格党内阁向中国派出远征军之后,包括保守党与激进派在内的反对派遂以该词批判辉格党政府的执政失误。在此之后,该词被赋予批判帝国武力扩张的意义,在美国成为政治家削弱英国道德干涉的话语资源。1840年前后英美报刊对“鸦片战争”一词内涵的塑造与传播,对后世关于这场战争的认知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鸦片战争；报刊；语词史
禁烟之战：“鸦片战争”的早期含义 早在1839年，美国报刊上就已出现类似“鸦片战争”的提法，指的是清廷“打击鸦片（贸易）的战争”，与之后意指英国为推进鸦片贸易而发动战争的涵义有所不同。面对鸦片贸易引发的中英紧张局势，美国人并非旁观者。自19世纪初起，美国商人便开始从事对华鸦片贸易。最初，他们将土耳其产的鸦片运往中国销售。其后，当美国商船可以从英属印度向广州运送货物时，鸦片也常出现其中。19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清廷出台严厉的禁烟政策，广州口岸的鸦片贸易逐渐从黄埔转移到伶仃洋。不少美商在巨额利润的诱惑之下，参与伶仃洋的鸦片走私贸易中。正因为美国商人对广州的鸦片贸易以及与此相关的争端十分关注，当时美国不少主流报刊持续报道这方面的最新消息。“Opium War”一词即在此脉络中诞生。
清廷的鸦片政策在19世纪30年代呈现显著的动态变化。1831年前后，“弛禁”论在广东逐渐形成，并在阮元的支持下由许乃济于1836年正式上奏，其目标在于重建处于崩溃境地的广州体制。当时，道光帝也曾短暂地表现出采纳“弛禁”论的倾向。然而，1837—1838年，随着广东以外官员对“弛禁”论的持续批判，道光帝最终决定抛弃广东士人的建议，转而强化禁烟政策。原本主张弛禁的两广总督邓廷桢，也不得不在这一时期转向严禁政策。粤海关监督对鸦片走私者的严厉打击，便是在这一政策转变背景下发生的事情。不久，道光帝不仅处罚上奏“弛禁”论的许乃济，并很快召见主“严禁”的林则徐，命他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处理鸦片问题。正因为“弛禁”论曾盛行于广东，并一度进入道光帝的视野，令鸦片贸易商看到政策松动的希望，之后清廷突然转向严禁时，他们才会措手不及，慌乱不已。
1839年，身处贸易争端镟涡的旅粤美商采取了一种既与英人合作，又与之划清界限的微妙态度。３月10日，林则徐抵达广州后便严厉打击鸦片贸易。18日，他传谕行商，命外商在三日内交出鸦片存货。十天后，查理·义律向林则徐呈缴了鸦片。随着局势日益紧张化，５月25日，８名旗昌洋行的美国商人联名向国会上书，请求美国政府委派专员到中国，保护在华美商的安全。在英商撤离的情况下，美商不仅以中立身份得以维持自己的生意，甚至还承担起替英商运货的角色。
错误之战：英国内部危机中的“鸦片战争” “Opium War”一词最初是美国报人对清廷禁烟行动的中性描述，尚未承载后来指向英国“为鸦片贸易而发动战争”的批判性内涵。要理解后一种含义的生成过程，需要回到对华战争前夕英国本土的政治危机语境。当时的英国辉格党政府正面临严峻的执政危机。到19世纪30年代末，辉格党政府推行《大改革法案》所带来的政治红利消耗殆尽。国内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宪章运动席卷全国，工人阶级要求获得政治参与权，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海外局势同样不容乐观。因此，保守党与激进派在议会中轮番指责由首相墨尔本领导的内阁的无能，使辉格党政府陷入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在内政困局与外交挫败的双重压力下，中国问题被迅速卷入党派博弈，时任外交大臣巴麦尊等人遂将对华强硬塑造成重建统治合法性的手段。在1839年10月１日召开的内阁会议中，巴麦尊表态，主张由中国承担赔偿责任，并得到新任陆军大臣托马斯麦考莱的支持。不过，这一策略不仅未能纾解困局，反而激发了新的批评和质疑，带有批判意味的“Opium War”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
1840年１月１日，英国伦敦《先驱晨报》在一篇清点墨尔本政府败绩的社论中，将对华战争的决策列入其中，并称之为“Opium War”。该社论采用讽刺的修辞手法，将英国国内的工人运动、宫廷风波，与海外殖民地的叛乱、外交摩擦乃至对华战争并列排比，塑造出墨尔本政府全面失败的形象。作者还批评鸦片贸易是在以“罂粟汁液”换取“茶叶汁液”，暗示这场战争建立在不义的基础之上。此处虽然用的同样是“鸦片战争”，但含义与美国报人所说的不同，已经变为英国为推动鸦片贸易而对中国发动的战争，也就是我们现在一般意义上的“鸦片战争”。与此同时，激进派也加入了对这场战争的批判行列。
1840年４月７—９日，就对华战争一事，英国下议院举行了一场长达３天的辩论。众多议员反对这场远征军。不过，多数议员仍以“对华战争”指称此事，主战派则多倾向于使用“中国战争”的表述，“鸦片战争”这一新术语在英国未能取得主导地位。事实上，使其获得更广泛传播的舞台并非英国本土，而是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
“野蛮”之战：“鸦片战争”在美国文明话语中的挪用 1839年至1840年间，“Opium War”经历了从中性的“禁烟之战”到负面的“错误之战”的语义转折，成为针对辉格党政府的批判性话语。然而，这一党争化的语义并不是其后续传播的全部面向。美国的政治家和商业道德论者将其纳入伦理与文明框架中加以诠释，使之成为批评帝国武力扩张的语词。促成这一语义生成的关键场域在美国。长期以来，美国通过与“旧世界”（尤其是英国）的对比来塑造自身认同。在美国人看来，英国体现了专制、腐朽和道义沦丧，而美国代表着民主、活力和道德进步。在这种文明叙事中，“鸦片战争”自然被作为“旧世界”偏离文明的又一例证。
英国议会于1807年通过《废除奴隶贩卖法案》，禁止英国臣民参与奴隶贸易，又于1833年通过《废奴法案》，在英国本土及其大部分殖民地废除奴隶制。因而，在废奴问题上，当时的英国人在面对美国时往往带着一种天然的优越感，嘲讽美国尚存的蓄奴现象。然而，英国人一方面谴责美国的奴隶制度，另一方面却在东方经营鸦片贸易，并为获取鸦片赔偿而对中国诉诸武力。这种道德双标的做法成为美国政治家指谪的对象。也许是为了避免受到抨击，英国的废奴主义者即便要宣扬其主张，也不得不借“鸦片战争”自我批评一番。
除了政治家之外，另一类从文明话语出发批评这场战争的是商业道德论者。在他们看来，英国依赖鸦片贸易并以武力保护此贸易的行为，与“文明的基督教世界”格格不入。
由于美国社会普遍认识到鸦片贸易与英国对华战争之间的关联，“鸦片战争”一词在美国的接受度更高。美国报刊从英国转载的不少文章，其原初的题名并非“鸦片战争”，而报刊编辑特意将原本的题名改为“鸦片战争”。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中，曾任美国总统的约翰·昆西·亚当斯对“鸦片战争”这一称法的否定显得格格不入。
综上，“Opium War”这一称法的出现与早期传播是英美舆论互动的产物。该词最初出现于美国报刊上，是对清廷禁烟行动的夸张修辞，随后进入英国党派政治的语境，被反对派用于批评辉格党政府发动的对华战争。其后，该词又回流至美国，实现了更广范围的传播，成为美国政治家反制英国“文明”与“人道”指责的话语资源。在“Opium War”跨语境的传播过程中，新闻报刊发挥了关键作用。推动该词语义发展的既有政治家，也包括报刊编辑与商人，而非仅限于传教士。
促成“Opium War”一词生成、流行的关键场域并非英国本土，而是美国。美国的新闻工作者、政治家和商人将这一称谓作为构建自身认同的话语，强调美国与英国立场的差异。正是在这一对比性的叙事中，“Opium War”一词得以在美国的舆论界迅速流行，并最终成为英语世界中颇具影响力的战争命名。
摘自《外国问题研究》2025年第４期，原文约15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