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先明，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科学高等研究院。
【摘要】在20世纪之初的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中，梁启超《新民说》和《新史学》并时而起，体现其“新史学”作为“新民”急务的诉求。抛弃或改造传统的王朝体制，建立近代的民族—国家体制，已经成为大势所趋。五四运动后，中华民族一体化观念广泛传播，并逐步由自在走向自觉。民国时期取得学科建设成就的“新史学”，将“中华民族”观念以及民族—国家建构观念从法理论辩落实为历史实证，将学理上的应然转化为历史发展的必然。在中华民族走向全面觉醒的历史过程中，在近代民族—国家观念形成和发展进程中，“新史学”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
【关键词】20世纪；新史学；中华民族；民族国家
庚辛之变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 八国联军蹂躏京津、战火纷起、帝后出逃、王公士民四处逃窜的惊悚之变，揭开了近代中国20世纪之帷幕。时人对此多冠以奇祸、庚乱、国难之名，大量的文献篇目均以此命名，显示了那个时代“群体记忆”层面上的集体感受和认知。庚辛年间发生的历史事变，是一个深刻影响时局，也深刻影响历史进程的事变。然而庚辛之变也催生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与奋起，标志着中国历史性变革时代的开始。
庚辛之际，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此后，革命话语逐步推演为时代性话语。由庚子“士变”而激起的革命潮，浸浸乎弥漫天下。义和团运动以及八国联军攻陷京师、清室流迁、东南互保等，显示清政府基本丧失了统领国家的权威和能力，建立新的国家取而代之已是人心所向。清廷的合法性资源遭受严重销蚀，知识界与清政府的决裂大势既成。以民族主义为主导趋向的时代潮流不仅仅流行于革命党人和青年学生之中，即使在相对保守或温和的清廷官员中，也产生相当影响，他们对清政府失去了最后希望。清王朝几乎处于“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的困境，即使是曾经以保全清朝以谋自强的梁启超，也开始弃之如敝屣。传统的家国观念和君权神授思想，受时代潮流冲击而垮塌。民族主义浪潮已成排山之势。时势既成，无可阻挡！
《新史学》与民族—国家观念的萌生 在史学观念上，梁启超摒弃了“三世说”或者“历史循环论”，开始以历史进化论统观人类历史，尤其是重构中国历史。将中国历史置于世界历史宏阔视野中。正是在此思想历史转变中，具有现代特征的民族—国家观念逐步孕育萌生。循破坏之路径求取新国家之建设，就成为梁启超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学理阐释的起点。在其未来新中国的构图中，明确表达了“民主共和”的国家图景，并给出理想的国号：大中华民主国。
梁启超将“新史学”视为“新民之道”的主要途径。在其设定的论域里，《新史学》与《新民说》实为体用相融相通之关系，甚至在相关内容表述上，二者话语也极为相近。尽管如此，揆诸史实则不难发现，在1902年间梁启超刊发《新史学》和《新民说》等重要论说时，也还不曾形成清晰的民族—国家观念，虽然他提出“新民为第一急务”的诉求，亦明确揭示出民族主义构成20世纪的时代主潮。他认为“新民”的核心内容乃倡行民族主义。但此时他所论定的所谓中华民族和国家概念，仍然比较模糊，其内涵和外延都还不甚清晰。
此时梁启超标举的“中华民族”还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含义，仍是在传统“华夷”话语层面上的延伸和扩展。直到1903年，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才从传统“华族”概念跃升到具有现代指向的“中华民族”属性，其要义有二：一是超越了传统的人种说或种族称谓，二是提出消除以排满为主导的狭隘民族主义。这一具有现代指向的民族—国家观念又根基于其“新史学”的探究之上。
梁启超提出“新史学”后，一方面致力于《中国通史》研究，广泛涉猎中外史学；另一方面也对西方政治家、思想家的民族主义、国家理论进行体悟。在此基础上，他会通中西，超越了传统认知，最终孕育了“中华民族”概念，萌生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观念。
“民族主义”的阐释与“新史学”的取向 20世纪初，在民族主义风行的中国思想界，有关民族—国家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民族主义的多种阐释和不同主张的交锋中，围绕着“排满”问题的争论构成其中最激烈的思想冲突，这也是我们深入解析民族—国家观念或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重要环节，其中尤以章太炎与康有为的思想交锋最为突出。
在几千年的历史流变中，种族以及民族间的冲突、交流、纷争与融合，呈现多彩纷纭的面相，也体现了因时因势而衍变的各色样貌，这对于具有深厚历史学根基的章、康而言，当可驾轻就熟地各取史证形成论辩理据。但我们断不可以“排满论”立场，就轻率论定章太炎的“中华民族”概念或民族—国家建构主张属于单一民族—国家（汉族）观。以往人们更多地偏执于革命与维新两大派别的思想对立和政治立场的截然两分，忽略了其思想根基和历史实证取向的趋同性——而这恰恰正是中华民族思想认同和民族—国家观念建构认同的时代性成果。
“新史学”学科发展与中华民族的普遍觉醒 民族主义既是新国家建构的精神支柱，也是新史学的思想灵魂。中华民国的建立则在体制上确保了中华民族认同的实现。五四运动后伴随着新的民族危机演进，中华民族一体化观念广泛传播，并逐步由自在走向自觉。一体化中华民族观念以及民族—国家理念已不再体现为思想的论辩和主义的论争，而是以“自主知识体系”的特征成为“新史学”学科体系的主体内容。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新史学取得令人瞩目的进步。“新史学”学科建构层面的进步体现在以下两端：其一，20世纪30年代后民国大学学科之文学院多设立历史学系。其二，中央研究院及其史学研究机构的建立，是中国新史学学科体系转型基本完成的标志。
20世纪以来出现并不断建构的中国新史学，形成了具有独特品性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并以此型构了一个学术新时代。“新史学”体系建构和叙事取向，更聚焦于“中华民族”主体历史或民族精神的传承、演进。客观而言，作为一个时代的史学新趋向，“新史学”以及新史学家的学术路径、研究方法和研究旨趣各有不同，风格各异，或偏重史料建构，或侧重史料考证；或以文化史为主导，或以社会史为取径等等，但共同聚焦的却是“中华民族”主体历史演化和变迁内容。新史学各家、各派固然有着自己的学术立场、学术规范、学理方法以及话语体系，但最终目标仍集中指向复兴与建设中华民族文化的使命。
将史学定位于“国民之明镜”和“爱国心之源泉”，是梁启超主导史学革命的宗旨，也是其以新史学塑造新国民的“济世”目标，它表明梁启超已经“摒弃了天下大同理想而认同民族国家思想”。而且，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观念已经超越了思想阐释和理论诠释阶段，以稳定成熟的“知识体系”建构于“新史学”的各类文本之中。透过不同的学术风格和话语体系，我们能够深切地洞察到“新史学”多面相背后共同的时代特质：即民族主义史学的时代属性。
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也体现为民族主义史学的复兴与重建。在这一漫长的百年行程中，历史学人的艰苦探索和呕心营建，点点滴滴熔铸为新史学的历史成就。“新史学”的民族主义特性与生俱来，其济世的功利性十分突出。经历晚清民国学术和学理性阐释，多元一体化的中华民族历史及其民族国家意识已经获得时代性认同。对于近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建构，“新史学”的角色无可替代：它将“中华民族”观念以及民族—国家观从法理论辩落实为历史实证，将学理上的应然转化为历史发展的必然。尤其是民国时期，在遭遇更严重的民族危机时刻，逐步走向自觉的“中华民族”观念，作为国民知识普适教育，一方面通过“新史学”知识体系获得代际传承和持续弘扬；另一方面也强化于政治宣教类史学文本中，如《中国民族革命史》作为国民革命教育基础知识，成为农民运动讲习所主要课程内容。在中华民族走向全面觉醒的历史进程中，在召唤国魂、凝聚国民精神的文化重建进程中，“新史学”厥功甚伟，无可替代！
摘自《安徽史学》2026年第2期，原文约23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