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崔志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晚清历史与清前中期和既往中国历史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既是中国古代断代史清史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又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主体部分。晚清中国历史的演变，以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和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两次战败为界,大体经历了三个历史发展阶段，有着与以往中国历史完全不同的内容和主题：一是民族主义主题，二是革命主题，三是现代化主题。并且，晚清亦是中国由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艰难转型和过渡时期，承上启下，因而也是一部断裂与延续相交织的历史，一部新陈代谢的历史，既塑造了我们的过去，也塑造着我们的现在与未来，有其特殊历史地位。
【关键词】晚清史；民族主义主题；革命主题；现代化主题；断裂与延续
晚清历史的三个阶段 在断代史清史和中国近代史两个学科之下，晚清中国历史的演变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道光和咸丰朝，即1820年道光继位至1861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咸丰皇帝驾崩承德的四十余年，处于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时期。此一时期，清朝的最高统治者道光帝和咸丰帝虽然都有心振作，继位后即调整统治中枢，整顿吏治，擢用汉人，革除陋规、察吏安民、节用尚简，尝试漕运、盐法、河工、货币、财政改革，对外筹备战守，但道光帝和咸丰帝都缺乏雄才大略。因此，道咸两朝始终难挽颓势，遭遇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
第二阶段：1862年（同治元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至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的三十余年，是中国早期现代化起步并遭受挫折的一个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清朝的内、外政和民族危机都呈现与道咸两朝不同的特点。随着同治朝取得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胜利，受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及西北征战所造成的人口锐减及战后清朝调整统治政策的影响，同光时期的社会矛盾相对于道咸年间有所缓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外出现的“和好”局面，也为同光时期创造了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在此背景下，清朝统治阶级中被称为“洋务派”的当权者，开始抛弃“天朝上国”的传统观念，意识到中国正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自强”“求富”口号下改革内政，向西方学习。这段历史由此被称为“同光中兴”。这一时期又远非“中兴”两字所能概括。受“中体西用”指导思想和君主专制制度的束缚以及列强军事侵略和中外不平等条约的破坏性影响，“同光中兴”或洋务运动并未能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实现“自强”“求富”和“御侮”的目标。
第三阶段：1895年中国甲午战败至1911年（宣统三年）辛亥革命爆发、清帝逊位的最后16年，清朝历史进入后洋务时代。在后洋务时代，受甲午战争、庚子事变和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的刺激，伴随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中国历史真正进入民族民主革命阶段。这首先表现在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在中国建立美式民主共和政体，从而达到振兴中华的目的。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和立宪派，先后发起维新运动和立宪运动，要求在中国建立英式君主立宪政体，实现其参政愿望，促进中国由传统王朝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的转型，由弱变强。清朝统治阶级亦汲取甲午战败和庚子事变的惨痛教训，在革命党人和立宪派的压力之下，为继续维护自身统治，突破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理论，先后进行实政改革和清末新政两场更为全面和深入的改革。但清末的各项改革无不走向清政府的反面，最后清政府在革命党人、立宪派和新军的共同压力下走向覆灭。在外政方面，甲午战败将中国的虚弱暴露无遗，激发西方列强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欲望和野心，列强随之掀起势力范围瓜分狂潮，中国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民教冲突亦随之加剧。与此同时，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也接受庚子事变的教训，有了重大进步，实行“文明排外”，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总之，鸦片战争之后的晚清历史，内政与外政相交织，其所遭遇的问题，既有来自中国内部的，也有来自外部的；既有断裂，亦有延续；既有沉沦，亦有奋进，有着与以往中国历史完全不同的内容和主题。
民族主义主题 晚清历史与既往中国历史的一个最大不同是，一再遭受欧美日等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始终面临严峻的民族危机。因此，反抗列强侵略，谋求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就成了晚清历史的首要主题。
在民族主义主题之下，研究晚清历史首先遇到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如何正确看待和评价欧美日等列强的入侵和影响。受西方殖民主义思想和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影响，一些中外学者将晚清以来列强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说成是中西文化的冲突、两种外交体制的冲突、文明与野蛮的冲突，认为列强的入侵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这是完全错误的、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其实质是将殖民地化等同于中国的现代化。文化差异并不能成为欧美日等列强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理由。事实上，列强发动的每一场侵略战争都是出于实实在在的经济和政治动机，而不是什么单纯的文明冲突。
就列强入侵的影响来说，其固然加速了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并带来近代西方先进物质文明和思想，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充当了历史发展的不自觉工具。但列强进入中国绝非为了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帮助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在资本主义入侵后，中国经济社会不是变得更加富足，而是更加贫弱；在世界上的地位不是上升了，而是极大下降了。
在晚清民族主义叙事体系下另一个颇受争议的问题是，如何正确看待和评价晚清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受时代和认识的局限，19世纪中国人民在反侵略斗争中的确存在盲目排外等落后的一面，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认识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正义性和合理性。还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站在反殖民主义的立场上，对于中国人民采取投毒、绑架和谋杀等原始方式破坏和打击侵华英军的正义性和合理性进行肯定和辩护。
同样，义和团作为一场下层民众自发的反洋教和反帝运动，固然存在盲目排外和落后的一面，将反洋教、反帝斗争扩大到不加区别地排斥和灭绝与“洋”有关的东西，但决不能由此否定义和团反帝运动的合理性和正义性，将义和团运动斥之为“封建蒙昧主义”和“一种历史惰性力量”，这不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
晚清民族主义叙事体系中的另一个相关问题是如何正确看待清朝统治阶级内部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分野。在这个问题上，不宜简单将主战与主和看作爱国与投降卖国、进步与反动之争。不能认为凡是主战的，便是爱国的、进步的；凡是主和的，便是卖国的、反动的。判断主战与主和的对错，主要看其是否出于理性，是否符合最大程度维护民族和国家利益的诉求。
革命主题 在晚清，革命主题与民族主义主题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两者相辅相成：革命主题目标向内，民族主义主题目标对外。只有实现革命目标，推翻君主专制统治，建立民主政治，才能更好实现民族主义目标；而民族主义目标的实现，亦有助于更好完成革命目标。
在晚清革命叙事中，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正确看待阶级斗争和革命的历史作用。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另一方面不能将阶级分析观点简单化、公式化，不能把晚清任何社会现象都用或者只用阶级根源来解释，不能把任何社会矛盾都说成是敌对阶级之间的矛盾，或者站在被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不加甄别地将晚清被统治阶级和下层民众与清朝政府的所有冲突都纳入革命或起义序列，加以肯定。
与此相关，对于晚清革命与改良或改革之间的关系，也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背景而作抽象的价值评估，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全然否定改良与改革的积极意义。事实上，革命与改良或改革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都是为改造晚清中国社会而作出的选择，都是阶级斗争推动历史进步的产物和表现。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因为资产阶级的改良办法和清朝统治阶级的改革不能促成国家和社会发生质的变化，不能挽救中国民族危机，自然让位于革命。
由于清朝是由少数民族满族入主中原而建立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因此在革命叙事中如何正确看待满汉矛盾和排满革命，也就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一些民国学者和近年美国“新清史”学者，把满汉矛盾和排满革命说成纯粹的种族矛盾和种族革命，美国“新清史”学者甚至以此否定清朝的中国国家认同和满族汉化的历史事实，这是极端错误的。满汉矛盾和排满革命虽然以种族形式表现出来，但实质上却是政治的，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畴。革命排满只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为动员人民群众推翻清朝专制统治的一个政治口号。不但如此，在共同抗击欧美日等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过程中，清政府和革命党人这两个对立的政治势力，为维护国家的统一，都主张坚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团结，并接受“五族共和”的主张。因此，美国“新清史”学者以清末满汉矛盾和排满革命口号否定清朝的中国国家认同，完全缺乏历史根据，是不足为训的。
现代化主题 在民族主义和革命主题之外，晚清中国面临的另一个重要主题，便是现代化主题，即在实现由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过程中，同时实现由传统农耕经济和社会向现代工业经济和社会的转型与过渡。
在现代化主题下考察晚清历史，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正确看待现代化主题与革命主题之间的关系。传统革命史观忽视或否认晚清现代化历史主题，固然有其缺陷，但从现代化史观出发，走向另一极端，将革命说成晚清以来中国历史的悲剧，否定近代中国革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这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或者将晚清救亡运动与现代化主题对立起来，否定晚清反帝斗争的必要性、正义性、合理性和进步性，认为救亡压倒了启蒙，阻碍了中国的进步，这亦是完全错误的。事实是，革命、救亡运动与现代化都是晚清以来的中国历史主题，三者相辅相成，互不排斥。只有通过革命和救亡运动，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中国的现代化才有实现之可能。而只有推进现代化，才能为中国革命和民族独立与解放提供牢固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
在晚清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和处理传统与现代以及中西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站在西方中心论的立场上，将传统与现代及中西方对立起来，认为传统与东方代表惰性和落后，代表历史，西方代表现代和进步，代表价值，中国自身产生不出资本主义因素，只有在西方的冲击之下才能走上现代化之路。这种观点和看法，既不符合事实，亦不可取。事实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资本原始积累和海外殖民掠夺充满暴力和血腥，并不代表文明和价值。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晚清中国现代化固然要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制度和思想文化。但中国的传统与现代绝非对立两极，现代化必然是在中国传统里破茧而出，传统与现代既有断裂，又有连续，既要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制度，又要根据中国国情。经济如此，制度和社会思想文化的演变亦如此。以经济现代化来说，晚清资本主义经济发达地区也是明清以来中国经济富庶之区，同时晚清中国走的亦不是西方资本原始积累和殖民掠夺的老路，而是沿袭中国传统，主要依靠国家力量推动，诸如晚清的洋务运动、清末新政经济改革等。晚清现代化遭遇失败或挫折，既有中国传统因素，又由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和掠夺以及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盲目西化而导致的水土不服，没有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创造性转化和中西方的有机融合。
尤其要强调的是，晚清在现代化过程中远远落后于与中国有着相似经历的邻国——日本。晚清中国没有成功走上现代化之路，除自身因素外，也是由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远比日本恶劣。虽然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与中国一样遭欧美列强的侵略，被迫开关，签订不平等条约，但因为地缘政治的因素，地大物博的中国才是列强争相侵略和瓜分的主要对象与目标。日本相比中国，只是列强侵略的一个次要目标和对象，是他们侵略中国的一个跳板，或是列强彼此制衡的一个可资利用或依赖的对象，日本的领土始终没有受到威胁和伤害。在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现代化道路之后，列强对日本采取了远较中国更为宽松和友好的政策。并且，日本自明治维新开始就效仿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将对外殖民侵略和掠夺作为实现现代化的一个途径。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尽管清朝自19世纪60年代开启洋务运动，出现中外“和好”局面，但事实上列强始终没有像对待日本那样放松对中国的侵略、勒索和掠夺，反而继续将一个个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并发动一次次军事侵略，破坏中国领土完整，打断或阻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实际上成为世界上所有列强的宰割对象，列强则形成共管中国的“合作政策”；中国很大程度上失去现代化主导权，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实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政策，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才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特权，赢得国家主权的完全独立。
要而言之，晚清以来的中国国情、民情和世情，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之路特别艰辛曲折，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不但不能再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老路，亦不能走邻国日本的道路，而必须走出一条独特的民族复兴之路。一部晚清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为民族复兴不断寻道问路、不断奋斗的历史。
断裂与延续 晚清特殊的历史意义还在于，它既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和中国古代史的终点，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下启中华民国历史，是中国由传统国家和社会向近代国家和社会转型的过渡时代。因此，断裂与延续在晚清历史中体现得特别明显，成为晚清区别于其他王朝历史的又一重要特点。一部晚清史，就是一部断裂与延续相交织的历史、一部新陈代谢的历史。
晚清作为中国古代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后期阶段，在疆域、民族、社会、政治、军事、外交、文化和思想等方面都自然继承了清朝的遗产。但受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和国内革命的冲击，晚清历史又出现前所未有的断裂。总之，晚清与清前中期历史始终断裂与延续相交织，并且断裂的意义大于延续。这种断裂不是既往中国历史上普通王朝的周期性衰败，而是传统农耕文明在现代工业文明降维打击下的系统性崩溃；这种断裂迫使中国走出“改朝换代”的循环，开启痛苦的现代化转型。
就晚清与民国来说，民国推翻清朝的统治，建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断裂，中国的政治体制、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教育制度随之都发生一些根本性变革，清朝的贵族特权与等级制度遭废除。晚清时期已开始松动的“士农工商”等级秩序在民国进一步解体，科举功名彻底失去意义，士绅阶层加速分化转型，商人地位在法律和社会观念上显著提升。思想文化与价值观念进一步发生激变，皇帝作为政治和文化崇拜核心的地位彻底消失，与之相关的忠君思想被抛弃。“民主”“共和”“自由”“平等”“人权”等民主共和思想通过新式教育、报刊媒体和政党活动得到空前传播，成为新的主流政治话语和价值追求；五四新文化运动旗帜鲜明地提出“打倒孔家店”，激烈批判儒家伦理（三纲五常）、家族制度、旧礼教，提倡“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倡导个性解放、妇女解放、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将晚清时期对传统的反思推向高潮。在民族国家建设方面，彻底摒弃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和“朝贡体系”思维以及传统的“华夷之辨”，接受现代西方主导的民族国家体系观念，中国明确作为“中华民族”国家存在于世界。民国成立后共和政府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陷入军阀官僚统治，民主制度始终未能真正实现，而是呈现军阀干政、独裁统治、法治原则常被践踏等乱象。民国政府本质上只是一个代表大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并未解决晚清历史遗留的问题。因此，民国历史很大程度上是晚清历史的延续和发展，有着与晚清相同的历史主题。民国历史相对晚清和既往中国历史出现的一个更具深远影响的发展或断裂是，代表广大人民利益和中华民族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和道路，同时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在断裂和延续的关系问题上，只讲断裂不讲延续，或者只讲延续不讲断裂，都是不可取的，亦不符合晚清以降的中国历史。断裂与延续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断裂如同河面的浪花，延续性则是深层的潜流。历史的每一次重大变革或断裂都包含着对过去的某种回应，每一个传统都在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悄然改变。过分强调断裂会导致历史虚无主义，丧失文化根基；过分强调延续则会陷入保守主义，阻碍社会进步。只有理解晚清历史的断裂，才能更清晰地看到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方向和历史必然性。只有理解晚清历史的延续性，破除断裂叙事的迷思，才能更清晰地看到中国近代转型的复杂性与独特性。
总之，晚清与清前中期和民国前后断裂和延续相交织的历史，彻底改变了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运行逻辑，既塑造了我们的过去，也正在塑造我们的现在与未来。
摘自《江海学刊》2026年第２期，原文约15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