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清和，北京大学哲学系。
【摘要】发生于崇祯四年（1631）闰十一月的吴桥兵变对晚明局势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吴桥兵变发生后，朝野形成了主抚与主剿两派。两派势同水火，严重影响了对叛军的决策部署，从而也决定了两派在兵变结束后的不同结局。因主剿派对主抚派的反攻倒算，使得主抚派在兵变结束后被彻底清算，温体仁借此攻击周延儒势力，并如愿成为首辅。党争一方面使得应对兵变的决策部署变得更加复杂，从而延误战机；另一方面兵变结束后的清算又进一步加剧了党争。吴桥兵变还使得“主抚”变成“政治不正确”，使得亲西学派在政治舞台上彻底消失，对明清易代以及清初社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吴桥兵变；党争；亲西学派；反西学派
吴桥兵变过程 有关吴桥兵变（又称登州之变、孔乱、莱州被围等），《明史》《清史稿》《崇祯实录》《崇祯长编》《国榷》《通鉴辑览》等文献均有记载。《明史·本纪》记载较为简略。吴桥兵变的亲历者徐从治的《围城日录》、莱州本地人毛霦的《平叛记》记载较为详细。《明史》载孔有德率师援辽，次吴桥反。据《平叛记》所载，吴桥兵变的起谋者当为李应元、李九成父子，共谋者有孔有德、耿仲明、陈光福等人。吴桥兵变的导火索是一只鸡。从崇祯四年（1631年）闰十一月二十七日至崇祯六年四月十七日，吴桥兵变历经近一年半的时间，莱州被围六个月。整个兵变过程中，自始至终，主抚与主剿两派意见不统一。吴桥兵变中有三个细节值得关注。首先，崇祯五年二月初三日，孔有德围莱州之原因。其次，八月十九日，莱州之围解。最后，崇祯五年七月初七日，孔有德接受刘宇烈招书，让朱万年、谢琏入营，进而诱杀朱万年。《崇祯长编》与《平叛记》关于朱万年之死略有出入，但可以看出孔有德并非真心接受招抚，足可见叛兵之狡诈如此。
兵变过程中的主抚与主剿 晚明兵变并不鲜见，但鲜少如吴桥兵变那样复杂及影响深远。吴桥兵变发生后，主抚与主剿两派意见不统一，导致抚、剿不定，从而延误战机，使得莱州被围长达半年，并导致徐从治、朱万年、谢琏等重臣被叛军所杀。虽然李九成、李应元被诛，但孔有德、耿仲明携带红夷大炮等军火器械投降后金。后来，孔有德、耿仲明等凭借先前孙元化的良好训练以及先进的火器装备，为大清打下了半壁江山，先后被封为异姓藩王。随着吴桥兵变中招抚政策的彻底失败，主剿派对主抚派进行反攻倒算，温体仁借机对周延儒等势力进行攻讦，最终取而代之。主要由亲西学士大夫组成的主抚派，随着徐光启的去世，最终退出了晚明的政治舞台。
吴桥兵变中，主抚的地方大员是登莱巡抚孙元化与山东巡抚余大成，朝中主抚派则为兵部尚书熊明遇、侍郎刘宇烈。刘宇烈作为山东督理，直接负责招抚事宜。兵部之所以主抚，是受余大成意见的影响。实际上，主剿派的山东巡抚徐从治亦曾主张招抚，不过是招抚登州的耿仲明，试图离间叛军。因崇祯帝令关宁兵援莱，叛军“扬言受抚”。七月初一日，督理刘宇烈使都司程嘉训入莱州谈招抚事宜。七月十七日，刘宇烈被逮下狱。二十四日，屈宜扬死于城隍庙。八月初一日，孙元化、张焘被诛，熊明遇罢官。至此，吴桥兵变中的主抚力量被消灭。八月初五日，监军高起潜仍复遣都司朱国祚入登州招抚。
周延儒与孙元化同年中举，徐光启乃孙元化之师。因此，周延儒、徐光启乃是主抚的最大支持者。孙元化主张招抚，不仅为其带来了杀身之祸，也导致了当时以及死后数不清的骂名。孙元化之所以主抚，一方面是认人不清，另一方面是认为辽人可用。另外，晚明对于兵变的一贯政策即以招安为主，即使是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都曾被招安；另外，如郑芝龙亦被招安。兵变之初，兵部等亦主张招安。孙元化在登州所训练的新式营制军队是一支战斗力较强的队伍。孙元化认为此支队伍可用于对后金的战争，不应被剿灭。此新式营制军队可谓浸透了徐光启、孙元化、王徵等人的心血。综合权衡利弊得失，招安显然要比剿灭更加符合朝廷的利益。
吴桥兵变发生后，山东巡抚余大成一开始主剿，但兵败后消极应对，亦被当作主抚派；巡按王道纯亦主剿，但未及时发兵援救，因此亦被主剿派弹劾。然《明史》将王道纯视作主剿派成员之一。
吴桥兵变中主剿的核心人物是徐从治。徐从治死后，主剿者为谢琏、朱万年。配合徐从治等人主剿意见的有御史王万象、户部尚书毕自严、户部侍郎刘重庆、南京吏部尚书谢陞、戴澳等人。但谢琏、朱万年配合刘宇烈的招抚计划，曾入叛营招安。总兵杨御蕃则坚决反对招抚。朱万年与谢琏被孔有德俘获后，主剿成为共识，主剿与主抚变成了党争攻讦的借口。
徐从治之所以主剿，与其人生经历有关。徐从治曾经在山东镇压过徐鸿儒起义，对于起义者主张严峻镇压的政策，以一种铁腕的方式处理农民起义与兵变，与孙元化颇为不同。而毕自严主剿，与其家族利益相关，其兄毕自肃死于辽东，毕家与辽东人有着血海深仇。刘重庆、王万象、谢陞、宋可久等均为山东本地人。他们主剿有着现实的利益考虑。杨御蕃曾与徐从治一起镇压过徐鸿儒起义，张可大曾参与镇压京畿地区的白莲教起义。因此，不难理解他们都主剿。谢琏、朱万年受徐从治影响，亦力主剿。
吴桥兵变中的党争因素 晚明吏治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党争。党争使得许多官员不能有所作为。崇祯帝即位以后，虽然对党争深恶痛绝，但其自身多猜忌，前后诛杀总督七人、巡抚十一人，更换内阁大学士则达五十人，对于后金战争与镇压农民起义剿抚不定，最终导致国势衰败，一发而不可收拾。孙元化升任登莱巡抚时，曾以恢复四卫为己任，向兵部请马价二万两，但时任太仆寺卿的郑宗周则反对。郑宗周质疑孙元化以粮草难应为借口，实则推卸责任。郑宗周后任天津巡抚，正是其本人将孙元化、张焘等人逮捕下狱。
在崇祯四年闰十一月二十八日吴桥兵变之前，弹劾周延儒、孙元化的奏章已很多。这些弹劾孙元化的奏章，虽然表面上是指责孙元化失职、冒饷等，实则剑指孙元化背后的保护者周延儒。崇祯初年的阁讼案后温体仁、周延儒入阁，但温体仁必须清除周延儒才能当上首辅。因此，此时攻击周延儒的奏疏背后可以隐约看到温体仁的身影。吴桥兵变发生与结束后，弹劾孙元化以及受其牵连的周延儒、熊明遇、刘宇烈、余大成等奏疏纷至沓来。温体仁更可借此良机排挤周延儒。
兵变结束后，主抚派官员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主剿派官员则受到褒奖。主抚与主剿之争就成了党争的工具，温体仁借此打击周延儒及其他反对自己的势力成功上位。党争使得兵变决策过程变得异常复杂，兵变后的追责变成了党争借口，进一步加剧了党争。
除了上述所谓的主抚、主剿两派的激烈党争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同年关系在党争中的影响。兵变过程中的主剿派以及弹劾主抚派的人主要来自天启二年（1622年）与天启五年进士。同年之谊，使得他们在政治立场上能够保持一致，并互相支持。党争使得吴桥兵变逐渐演变成一场政治斗争，此外还导致了两个极为严重的后果。其一，招抚、媾和等变成了“政治不正确”，凡提出“招抚”者极易被弹劾，后来陈新甲因为泄露与后金讲和之事，引起朝野震惊，崇祯帝无奈只好下令处死他。其二，吴桥兵变使得亲西学派在政治上被一扫而空，对晚明局势产生了深刻影响。吴桥兵变过程中的主抚派与主剿派分属于亲西学派与反西学派。主抚派旗手熊明遇对西学非常熟悉，著有《格致草》等西学著作。熊明遇曾积极推动引入西洋火炮、派人赴澳门募兵。主抚派刘宇烈、刘宇亮兄弟为四川绵竹人，后为传教士利类思进入四川传教提供了支持。徐光启、孙元化、王徵为天主教徒，也是西学的推广者。张焘是天主教徒李之藻的门生，曾与孙学诗一起赴澳门募兵和购铳。在孙元化麾下的还有其子和鼎、和斗、和京，孙元化外孙沈卜琦以及和鼎的表姐夫潘云柱、潘氏内弟沈履素等，他们均属于亲西学派。此外，主抚派成员之一宋光兰，由山东巡按高捷举荐。高捷曾从利玛窦受日晷及星历图，并延致庞迪我入钦天监。随着崇祯六年亲西学派殿军人物徐光启的去世，通过西学救国救民的愿望也付之东流。徐光启所留下的遗产即火炮与历法以及孙元化所训练的将领等反而为大清所用。
摘自《济南大学学报》2026年第２期，原文约23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