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易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摘要】光绪七年，李鸿章奏准直隶张家口、独石口、多伦诺尔三厅理事同知改设抚民同知要缺，满汉兼用，由外拣补；张家口协副将移驻多伦，增加驻军。此次改制由口北道奎斌创议，出奏前，张佩纶与奎斌密切联络，反复致函李鸿章，力劝对原方案进行重大修改，始落定最终条目。李鸿章接受张佩纶建议的原因是得知《伊犁改订条约》将导致俄商入蒙古贸易增加，有意防范沿途盗匪引发外交纠纷，可能也暗含对俄商走私加强稽查管控之意。张佩纶则将三厅改制视为经营蒙古边防的基础，意图将口北地区建设为粮饷基地与近边据点。改制后，三厅同知与绿营武官人事结构发生重要转变，清廷对口北地区控制力提升，移民定居地位获得承认。此次改制既为山西归绥七厅等边地制度改革提供了先例与助推，也可视为光绪初年“清流”与洋务派存异求同、合作推动北方边备的重要一环。
【关键词】口北三厅；李鸿章；张佩纶；厅制；北方边防
口北三厅是清代直隶所辖长城以北张家口、独石口、多伦诺尔三个直隶厅的总称，辖境位于今张家口市北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南部。明代中后期，这里主要是蒙古部落的游牧地；清初以降，口内民人逐步迁入开垦，形成蒙汉杂居的局面。康熙三十年（1691年）多伦会盟后，多伦诺尔成为内蒙古藏传佛教中心之一，并发展为活跃的商业城镇。三厅拥有战略上的重要地位。张家口也是俄国商队入京的必经之地。晚清，随着沙俄军事压力上升，口北三厅的边防价值亦时常受到关注。
李鸿章奏准三厅改制之内幕 口北三厅改制，最先提出动议者，实为光绪六年奉命办理三厅开垦事宜的前口北道奎斌。改制得以由简单的铨选规则调整，演变为打破满汉畛域、较大程度调整人事与军事部署的改革，并成为日后山西归绥等地改制之样本，则主要归功于奎斌的友人、与李鸿章联络密切的“清流”派领袖人物张佩纶。
光绪五六年间，由于中俄“伊犁交涉”期间沙俄军事威胁增加，清廷大力筹备边防，对口北近边亦有布置。李鸿章遵旨派遣淮军、直隶练军驻扎张家口，同时饬令前甘州提督曹克忠前往独石口、多伦厅查勘，拨兵巡缉。当时张佩纶丁忧在京，曾前赴天津拜谒李鸿章，对各路边备筹议颇有参与。张佩纶对口北地区和蒙古的军事布置高度关注，批评当局对库伦一路重视不足，并亲自致函曹克忠加以提醒。光绪六年七八月间，张佩纶前往张家口游历考察，不仅考察边防形势，更借住于友人奎斌之公馆，与后者就地方政务多有探讨。
奎斌，杭阿坦氏，蒙古镶白旗人，同治八年（1869年）由理藩院郎中外放直隶口北道，管辖口北三厅多年，同治末年还曾任总办张家口粮台，负责转运库伦粮饷。此期间，其与李鸿章联络密切，应当颇受赏识。光绪六年二月，奎斌丁忧服满不久，即被李鸿章奏派清理口北三厅马场开垦地亩。当时，三厅辖境与蒙古察哈尔部地界大片重合，各旗多招商承办开垦，商人与蒙古王公、旗员相互勾结蒙混，侵盗赋课、坑害佃户，造成地方严重失序。奎斌主持革除商人、制定章程、清丈地亩，将三厅开垦地纳入地方官府管辖。奎斌甚至与试图干涉清丈、从中渔利的察哈尔都统谦禧发生冲突，不惜以去就相争，李鸿章密奏称赞奎斌“器识沉毅，操守廉洁”，最终促使清廷将谦禧调离。可见，奎斌虽属旗人，却相对清廉持正，对地方积弊不仅有深刻意识，也在力图整顿，颇著成效。
张佩纶在张家口游历期间，奎斌曾向其提出多项行政、边备改制主张。这些主张无疑有助于口外地区的治理模式与内地接轨，促进沿边地带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开发，也是张佩纶此后向李鸿章提出三厅改制相关建议之基础。因此可以认为，奎斌是此次口北三厅改制的重要先导者。
光绪六年十月，李鸿章以时任口北道玉珩贪鄙不职为由，奏请将其革职，以奎斌再次出任口北道。就任之初，张佩纶即致函奎斌，就地方兴革事宜发表议论，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三厅同知改章问题。张佩纶在张家口之游结束后，已向李鸿章转达了部分奎斌的地方改制意见。此时，张佩纶不仅力促奎斌尽快上禀，更力主借此次铨选办法调整之机，直接破除满汉界限，将三厅同知改为满汉兼用。这与同治、光绪初年以来热河、奉天、吉林已推行的地方改制，亦属接轨。
光绪七年五月初，奎斌正式呈递三厅改制的详文，经藩臬两司上呈总督李鸿章。该计划基本仍出自奎斌原先主张，并未加入张佩纶将三厅同知改为满汉兼用之建议，改革力度有限。张佩纶很快得知奎斌原详内容，连续致函李鸿章，要求暂缓出奏，力请做出重大修改，这成为三厅改制的关键转折。在李鸿章看来，这已经远远超出原议的范畴，特别是多伦移协一条不切实际。遭李鸿章拒绝后，张佩纶当日夜间即再缮一长函，强烈坚持自己的主张，力辩三厅改为满汉兼用之必要与正当性，不厌其烦地强调多伦的军事价值。面对张佩纶的坚持，李鸿章亦于初七日晚间回信，虽仍强调部臣拘守文例、朝廷无人主持，改制之举难期获准，但对三厅满汉并用一条已转向支持。至于多伦移协，则仍认为“似可勿多此一举”。但张佩纶仍不妥协。再度致函李鸿章。李鸿章终于对张佩纶的主张转向全盘支持。五月二十二日，李鸿章奏上《酌改三厅移兵控扼折》，提出口北三厅应行变通之三项主要措施。该折仍交吏、兵两部议复，顺利获准。随后，李鸿章令奎斌会同宣化镇总兵王可陞筹议改制详章，于当年九月三十日再度奏上具体措施，亦迅速获得允准。至此，口北三厅改制在朝廷层面获得完全认可。
李鸿章与张佩纶的深层考量 客观而言，口北三厅改制、多伦设协增兵之举本身，并不足以应对时人担忧的俄国入侵，该地区亦非边防最前线。张佩纶、李鸿章为何会对口北三厅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往复长函讨论，并最终促成清廷对当地军政制度做出重要调整？揆诸史实，尽管两人的直接目标皆消弭盗匪、安定地方，但在此背后更有截然不同的深层考量——李鸿章在避免外交纠纷的绥靖主张之外，可能还暗含对俄商曲为限制之意；张佩纶则持有更加宏远的边疆经略计划。李鸿章之所以接受张佩纶的改制建议，首要着眼点在于保护俄商、免生外交事端。但如果考虑到李鸿章兼任北洋大臣，密切参预外交事务且管辖津海关，则其对三厅改制或许尚有未形诸明文的深层考量，这需要结合当时的中外通商背景进行探究。
清代以来，俄国商队入华贸易路线长期受到严格限制。同治元年（1862年）订立的《中俄陆路通商条约》亦规定俄商自天津运输土货回国，必须经由通州、东坝、张家口、库伦、恰克图一线，不准由别处绕越。与之相对，晚清时期俄商大量走私货物，特别是茶叶至蒙古销售，严重侵夺当地利权，导致边防隐患。光绪六七年间，与口北三厅改制的筹议几乎同时，总署、李鸿章与津海关正密切关注并试图取缔俄商在蒙古的非法活动。光绪七年，李鸿章建议总署订立俄商运茶赴蒙古销售之专门税章，并由津海关派员赴张家口、科布多稽察。虽然补订税则之议未获总署批准，但明显可见李鸿章对俄商并非一味绥靖，而是积极试图采取立法和税收手段，将其纳入清政府的监管与限制之下。当年五月初李鸿章获悉《伊犁改订条约》相关条文内容后，忽然对张佩纶的建议兴趣大增，很可能也与俄商问题有关——曾纪泽所议新约，在传统的天津至恰克图贸易路线之外，新增科布多、尼布楚两处通商，其具体路线以及沿途缉私办法，皆须详筹。李鸿章主张，应严格规定俄商行走路线，限定由张家口通关验货，杜绝绕漏。欲避免俄商绕漏张家口税关，则需禁止其出独石口。另一方面，多伦厅的俄商活动也有增加。由此可见，《伊犁改订条约》订立后，张家口、独石口、多伦诺尔三厅的缉私压力明显提升，需整饬地方行政与军备。李鸿章在得知条约内容之初，对此应当已有预料，故其转向支持三厅改制、多伦移协，很可能有强化对俄商稽察与管理的考量。
至于张佩纶力主三厅改制，则主要出自军事层面的谋划，背后是一个颇为宏大的蒙古边备构想。晚清蒙古积弱，且接壤俄国，可能成为北方军事前线，有力加经营之必要，这大概是朝野共识。张佩纶至迟在光绪六年清廷筹议边备时，对蒙古问题已有深入研究。受制于粮饷转运等因素，清朝在蒙古驻军极为有限。按照张佩纶的构想，须在乌里雅苏台、库伦屯驻重兵，将其建设为边防重镇；为解决军食问题，应在乌里雅苏台就地屯田，库伦驻军则可向附近征购粮米。为此，亟须于口外招民屯田，增兵经营牧场，在长城沿边逐步增设州县，使当地成为外蒙边防各军的补给基地。从这一视角出发，张佩纶对口北三厅的重视即顺理成章，其致李鸿章函内对此有清晰说明。可见，张佩纶力争“多伦移协”，最重要的着眼点还是在外蒙古防务。张佩纶的上述议论，侧重于多伦作为后方基地的功能，但其对多伦本身的边防价值很可能也有所重视。
张佩纶促成口北三厅改制的同时，更力图推动经营外蒙古的后续步骤付诸实施。对张佩纶而言，口北三厅改制的政治意义远远超出改制本身，更是其边防蓝图的重要基点。
口北三厅改制的影响 李鸿章、张佩纶对口北三厅的关注并不持久。李鸿章出奏后，两人往来函札的议论重点即迅速转移；光绪十年“甲申易枢”后清流派政治失势，张佩纶因中法战争马尾败绩遭革职问罪，发遣军台，未能继续推进其经营蒙古的构想。不过，如果转向在地视角稍加观察，则此次改制的影响绝非仅限一时，而是深刻改变了直隶边外地区的用人行政；从宏观制度史角度看来，口北三厅改制在晚清边地“郡县化”进程中，也有重要的先例与助推意义。
就口北三厅政治而言，改制造成的最大影响是行政长官人事结构的变易，一是打破了边地用人中的满汉畛域；二是允许该项人选由直隶总督在全省相应级别官员中自行选拔，不仅有助于保证官员素质，更重要的是这些人选不必遵循理事人员三年俸满内升之例，可以长期在地任职，亦可升调其他地方官职，从而更有条件与积极性在地方推行惠政。
简要统计改制后三厅抚民同知的人选可见绝大多数皆为汉人，虽名为满汉兼用，实则旗员获任已非常少见；因打破了任命资格限制，三厅同知人事灵活性也大幅提高，频繁与全省其他州县转调，三厅之间亦可互相调动。此外，得力官员亦可实现久任，例如陈金式任多伦诺尔同知接近十年。李鸿章利用人事制度调整带来的便利，得以选任精明强干或亲信者出任抚民同知，这些人虽未见得洁己奉公，但相较此前主政的旗员，确实提升了清朝官府对口北地区的控制力。与口北三厅改制同步推行的“多伦移协”，不仅强化了多伦诺尔军事部署，亦改善了当地绿营各级将领的人事结构。更重要的是，与上述改制同时，李鸿章还奏准多伦协副将、独石口协副将，由原张家口协中军都司转设的张家口营都司皆定为要缺，改为满汉兼用，由外拣员请补。“多伦移协”后，不仅多伦协副将、张家口营都司等中高级绿营军官多由汉人将领出任，口北地区、热河地区其他原属旗缺的绿营武职，也纷纷援引成例，转向满汉兼用。
口北三厅改制对于晚清北部边地社会治理结构的转变，还有重要的制度史意义。李鸿章奏准口北三厅改制时，虽未明确提出在三厅编立民人户籍，但改制获准后不久，其即奏请设置张家口、独石口、多伦诺尔三厅汉民学额。山西归绥七厅改制，很大程度上是以口北三厅改制作为依据。
口北三厅改制固然是清代北方边缘地带“渐进式郡县化”之重要一环，却不宜将其单纯视为地方社会结构变迁导致的制度自然调整。李鸿章奏请改制幕后的各方筹议、互动以及张佩纶、李鸿章两位政坛要角的实际考量，值得深入考察。不可忽视口北道奎斌整顿地方积弊、创议三厅人事改章之功，这也是张佩纶提出其改制构想的重要基础。但改制真正得以深入、打破满汉畛域，并对地方人事和军事建置做出大幅调整，主要归功于张佩纶向李鸿章坚持游说。张佩纶作为“清流”派领袖，世人熟知其议论战守、纠劾权臣以及指挥马尾海战的经历，光绪六七年间，其注意力可能很大程度上集中于北方边防，同时对办理吉林边防的吴大澂、顾兆熙等同党也高度关注、密切联络。如果说中法战争是“清流”派参政的重要败笔，陆路边防方面的经营，或许是一个亮点。
张佩纶与李鸿章围绕三厅改制的深层考量可谓大相径庭。相较于李鸿章关注《伊犁改订条约》造成俄国对蒙古的经济入侵，张佩纶则更为警惕俄人的军事威胁。李鸿章支持推行改制，在防范俄商遭劫、避免外交纠纷之外，可能有意加强口北贸易要道的行政力量，以强化缉私，阻止绕漏，提升对俄商的管控力。张佩纶则将改制视为“与其近防宣、大，不如远防塞外”的边备构想之出发点，力图推动外蒙古增加驻军，为此希望将口北地区建设为粮饷基地以及内线防御据点。尽管最终着眼点不同，张、李两人仍共同促成了晚清直隶口外地区行政和军事体制的重要转变。这或许也可视为光绪初年“清流”与洋务派在边防和实际政务领域存异求同、实现合作的一个缩影。
摘自《中华文化论坛》2026年第２期，原文约18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