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摘要】在巴黎和会就山东问题作出有利于日本的裁决后，芮恩施、卫理、亨培克、密勒走上了公开抗议美国政府的道路。《远东时报》主编李亚将上述四人称为“芮恩施派”。“芮恩施派”拥有共同的群体特征与行动准则，相信中美两国友谊是必须加以培养的宝贵外交资产，日本在中国的扩张将危及远东和平并最终威胁美国利益。巴黎和会上，作为美国代表团远东事务专家，卫理与亨培克联合劝说威尔逊坚持公平与正义的原则。山东决议公布后，亨培克通过官方渠道尽力补救，芮恩施利用辞职唤起对山东问题的关注，卫理与密勒则借助美国参议院与总统威尔逊的权力斗争，以否决《凡尔赛和约》的方式阻止山东决议在美国国内通过。日本在华持续扩张的现实与长期不受重视的职业经历最终使他们走上“激进”的道路，这削弱了其自身在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的话语权。
【关键词】山东问题；巴黎和会；芮恩施；卫理；亨培克；密勒
“芮恩施派”的跨国关系网络 作为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教授，芮恩施是美国最早主张东方的发展将与美国未来命运紧密相连的学者之一。1900年《19世纪末的世界政治》与1911年《远东的思想与政治潮流》两部专著的出版，奠定了芮恩施作为远东事务专家的声誉。1913年，芮恩施的好友、威尔逊竞选团队成员戴维斯大力推荐其担任驻华公使，他建议威尔逊阅读芮恩施的专著，并称其为当今国际政治和远东问题的权威。
芮恩施是亨培克在威斯康星大学求学期间的导师，给予他有关远东问题的最初启蒙。辛亥革命爆发前夕，亨培克来到杭州考察，并时常致信芮恩施交流在华见闻。与芮恩施和亨培克不同，卫理的“中国经验”源自其长期的传教士与领事官员经历。在1897年被任命为驻沪副总领事时，他已以传教士身份在中国生活了10年。卫理长期钻研中文和中国典籍，并与中国普通民众接触，逐渐摒弃了对中国的偏见。卫理的专业能力得到美国国务院认可。芮恩施来华任职后，1913年11月24日，他与卫理一同受邀与袁世凯会面。芮恩施向袁世凯表示，卫理即将回到美国出任远东司司长。袁世凯希望卫理能将自己当作中国政府在美国的代表。卫理亦感慨，自己在中国度过了27年时光，此番离去颇有离开故乡之感。
此后，分处北京与华盛顿的芮恩施与卫理，在对华事务上形成了紧密的跨国协作关系。两人均深切感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政府的战略关注几乎完全倾注于欧洲，而忽视了与美国未来息息相关的远东地区。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芮恩施强调，中国正处于决定其未来政治和社会发展走向的关键阶段。他呼吁，应引导转型期的中国走向“美国化”。为此，在未获国务院明确授权的情况下，芮恩施开展了一系列“自行其是”的活动。
可以想见，芮恩施的“美国化”方案，在国务院内几乎只得到了卫理的积极响应。尽管卫理多次在国务院内推动芮恩施的各项提议，却收效甚微。日本在华日益加剧的扩张野心，更加深了两人的危机感。在他们看来，美国政府的应对显得迟缓无力。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借机出兵山东，随即占领青岛与胶济铁路。顾维钧曾希望美国对日本的军事行动加以约束，时任美国代理国务卿兰辛予以拒绝。1915年１月23日，芮恩施首次将“二十一条”的消息报告美国国务院，国务卿布莱恩起初并未重视，卫理则数次向布莱恩提交备忘录，呼吁对日本的妄想予以严厉而坚决的抵制。芮恩施决定主动出击，他与中国官员与外国记者合作，故意泄露“二十一条”内容，最终迫使日本承认这一事实。５月６日，美国国务院得知日本将于次日发出最后通牒，遂指示芮恩施劝告中日双方保持克制，芮恩施认为此举为时已晚。
在美国政府以外，在华报刊构成了另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1900年，美国人密勒以《纽约先驱报》记者身份首次来华，报道义和团运动。在清末创办《大陆报》之时，密勒便阐明其在华办报宗旨。1917年，密勒又创办《密勒氏评论报》。在密勒的感召下，一批密苏里大学出身的新闻学子来到远东工作，被称为“密苏里新闻帮”。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芮恩施与密苏里新闻帮展开了密切合作。为适应战时宣传需要，1918年９月，美国公共情报委员会中国办事处成立，密苏里新闻帮中的克劳被任命为负责人。芮恩施受权协助运营该机构。该办事处工作颇具成效。为掩人耳目，克劳另设“中美通讯社”，其中一项活动便是进行反日宣传。
至巴黎和会前夕，“芮恩施派”已初步成形，并在实践中积累了协作经验。成员或通过学术研究，或凭借亲身经历，掌握了丰富的远东国际关系的专业知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秉持着相似的行动理念：美国未来发展的机遇在太平洋而非大西洋，中美两国友谊是必须加以培养的宝贵外交资产，日本在中国的扩张不仅危及远东和平，最终也将威胁美国利益。相似的职业经历与价值取向，最终促使他们汇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虽松散却具有共同目标的跨国群体。
“原则”与“事实”之争：巴黎和会上远东事务专家的努力 1919年１月18日，巴黎和会正式开幕。20日，卫理与亨培克提交联合备忘录，山东问题位列首项。他们意在将日本排除在解决方案以外。会议期间，卫理最早确认了1917年英日秘密协定与1918年“中日密约”具体内容。28日，顾维钧与日本代表牧野伸显的发言证实了密约的存在，２月中旬中国代表团提交《山东问题说帖》，密约全貌逐渐显现。而后有关山东问题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中日密约”是否有效，日本坚持按照既有成约解决山东问题，中国则强调签约系受胁迫，并援引“情势变迁条款”主张密约无效。亨培克坦言，这是一场“原则”与“事实”之争。
由于巴黎和会核心议题在于欧洲战后安排，直到４月下旬，山东问题才被再次提上日程。４月22日，威尔逊指示卫理同英法远东事务专家商议：是将德国原在山东权利移交日本，还是执行1915年与1918年中日条约，对中国损害较小。卫理表示两者均不能接受，提出第三种方案。但他强调，绝不能允许日本获得胶济铁路。相较１月与亨培克联合提出的备忘录，卫理视此为其可接受的最大让步。在威尔逊的要求下，卫理仍与英法专家商议，如若必须二选一应当作何选择。卫理认为，让日本继承德国既有权利对中国伤害较轻，起初英国专家麻克类认为中国应履行“二十一条”，但最终被卫理说服。而后《凡尔赛和约》中有关山东的条款内容，基本采纳了卫理的建议。
卫理并未放弃游说其他美国全权代表。卫理与亨培克均认为，不论是形式还是内容，山东决议都远不及他们所能接受的最低限度。亨培克并未放弃在官方渠道内做最后努力，意识到推翻山东决议本身已极为困难，自５月下旬起，他转而致力于推动日本签署一份明确对华义务的官方声明，以使“口头保证”正式化、具体化。６月５日，曾列席三人会议的英国首相秘书汉基根据当日会议记录，向中国代表团提交一份概述日本保证的备忘录。同日，亨培克向威尔逊报告称，中国总统徐世昌希望日本能就山东安排发表明确声明，特别是归还租借地、日军撤出胶济铁路的日期以及胶济铁路和矿山的具体安排，亨培克建议美国支持中方这一请求。
６月12日，威尔逊表示，亨培克的建议给他留下深刻印象，遂指示兰辛与日本代表牧野会谈。兰辛随即要求亨培克起草谈话提纲。亨培克建议兰辛，应当坚持将“口头保证”公开化，以平息中国和美国舆论的反对浪潮。如果牧野态度松动，兰辛可更进一步。为此，亨培克草拟了日本应当公开声明的８项承诺。
然而，亨培克的设想未能实现。威尔逊已将４月30日会议原始记录副本带回美国，亨培克虽建议立即由英国代表提供该文件，亦未能实现，故无法直接将其公开。与此同时，对于是否公布“汉基备忘录”，留在巴黎的美国代表陷入两难。６月28日，即《凡尔赛和约》签字当日，兰辛与牧野进行了长达３小时的会谈，并将亨培克拟定的“８项承诺”交予牧野，但牧野拒绝签署。
至此，卫理与亨培克通过官方渠道为中国争取山东权益的努力宣告结束。卫理提前离会。作为美国代表团之中主张帮助中国抵抗日本的主要力量，两人最初目标是推动以“山东直接归还中国”作为和会讨论基础。然而，随着“中日密约”的披露，这一理想主义方案遭遇法理困境。他们转而联合中国代表团以“胁迫签署”和“情势变迁”为由消解密约正当性，卫理试图从美国全权代表内部突破，进而影响威尔逊决策，亨培克则试图以“道德原则”向威尔逊施压。面对日本在会前造成的既定事实与英法立场，威尔逊采纳了卫理“两害相较取其轻”的选择，将德国在山东权益转交日本，同时将日本代表的“口头保证”视为今后解决山东问题的基础，从而达到废除1915年和1918年中日条约的目的。然而，亨培克所推动的“口头保证”书面化、具体化诉求终未实现，这极大削弱了威尔逊方案的实际约束力，也成为日后美国国内抨击威尔逊的依据之一。
阵地转移：美国国内关于山东问题的争论 在中国，当五四运动因山东问题而日益高涨之际，其政治冲击波跨越太平洋，在美国社会引发回响。山东问题被符号化，相较于条约的法理依据与现实政治考量，美国普通民众更迫切希望知道：威尔逊是否真的为挽救国际联盟而牺牲了中国？更进一步，这场原本属于外交领域的争议，被卷入美国国内激烈的政治斗争。1918年国会中期选举后，共和党控制了参议院。与威尔逊积怨已久的共和党人洛奇出任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６名“国际联盟绝不妥协派”共和党人被纳入该委员会。选举结束不到一周，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停战，加之总统大选年将近，这些“不幸的巧合”使得美国对战后和平秩序的构想与实践笼罩在浓重的党派之争阴霾之下。共和党将攻击巴黎和会作为打击民主党与威尔逊的重要手段，山东问题则成为最有力的武器之一。“芮恩施派”敏锐感知到这场政治风暴，在以正式渠道为中国争取山东权益无望后，他们将目光转向美国参议院与公共舆论。
卫理开始与政府的反对派合作。当时对《凡尔赛和约》抨击最为猛烈的参议员之一，是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加州共和党人约翰逊。一回到美国，６月２日，卫理便给约翰逊写信，陈述山东问题的来龙去脉。此后，卫理在洛杉矶、圣迭戈、旧金山等地公开发表演讲，抗议山东决议与威尔逊。６月25—26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刊载了对卫理的专访，他在访谈中呼吁参议院对和约中的山东条款提出保留。卫理的公开批评令国务院十分难堪。
芮恩施亦为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推波助澜。由于长期感到中国事务不受重视，他在巴黎和会前便产生了通过“自我牺牲”引起美国政府与公众关注的想法。山东决议让他认为这一刻最终到来，６月７日，他向威尔逊提交辞职信。芮恩施的公开辞职被普遍视为对山东决议的抗议。孔祥熙在致芮恩施的信中，对其辞职表示惋惜。
当密勒从报纸上得知威尔逊将向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解释巴黎和会活动时，他认为“揭露真相”的机会已然来临。密勒察觉到，参议院在“如何阻止条约批准”上存在困惑，原因在于“缺乏信息”。这正是密勒认为自己能发挥作用的领域。７月８日，他致信约翰逊，建议外交关系委员会应要求总统提供“有关和约、国联及其盟约的确切信息”。密勒为此准备了28个具体问题，供约翰逊当面询问威尔逊。
８月18日，密勒以远东事务专家身份出席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听证会。面对密勒的攻讦，威尔逊在委员会中的主要帮手斯旺森设法辩护，双方辩论聚焦于日本的“口头保证”。由于斯旺森势单力薄且对远东事务了解有限，辩论多流于有关义务和诚信的口水仗。８月２２日，卫理出席听证会，揭露了此前外界不甚清楚的决策内幕，证实了威尔逊在山东问题上不顾其他代表团成员反对而“一意孤行”的传闻，主要质询者是约翰逊。关于布利斯联合兰辛、怀特向威尔逊提出抗议一事，卫理隐瞒了自身的作用，仅承认布利斯曾就抗议大纲征求其建议，未提及布利斯几乎是原文引用了他的报告。卫理还承认，他与亨培克意见完全一致，在得知日本将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后，他们曾多次联合抗议。在得知卫理将出席听证会后，亨培克写信表示将全力支持他说出巴黎和会上的“真相”。
借助这场参议院与总统的“世纪之战”，“芮恩施派”成功将原本边缘化的东亚事务变为美国政治辩论的焦点。８月23日，外交关系委员会通过《山东修正案》，将和约山东条款中的“日本”字眼替换为“中国”。《山东修正案》未能在参议院通过，最终，参议院投票否决《凡尔赛和约》及《国际联盟盟约》。中美两国均未在条约上签字，这为日后在华盛顿会议上重新解决山东问题提供了契机。密勒认为，此时美国国内舆论对中国极其有利，他对自己在这场宣传攻势中扮演的角色感到满意。他指出，以他本人为代表的亲华团体一直注重培养参议院对华情感，并相当成功地利用了总统大选前夕焦灼的两党政治斗争，以至于到华盛顿会议召开时，若新上台的共和党政府放弃在山东问题上支持中国，则其此前对民主党的指责就会站不住脚。他预测，有参议院否决《凡尔赛和约》的“前车之鉴”，即便华盛顿会议美国代表团有意搁置中日冲突，共和党也不会允许这样做。
对“芮恩施派”行动路线的反思 阻止山东决议在美国国内通过，可谓“芮恩施派”职业生涯一次重要成就。芮恩施并未止步于此，在辞去美国驻华公使职务后，他旋即受聘担任北京政府顾问。这一身份转变，引发外界对其政治立场的质疑，率先发起攻击的便是李亚。
李亚对“芮恩施派”政治忠诚的质疑，实质上反映了美国国内对其激进路线的警惕。他们以推翻整个《凡尔赛和约》及国际联盟为代价解决山东问题，虽在短期内实现了目标，但也因此被打上“极端主义”的标签。共和党领袖、前总统塔夫脱便认为，密勒试图为山东问题而摧毁国际联盟的举动是一场危险而疯狂的阴谋。此外，“芮恩施派”与共和党的合作，惹恼了民主党内精英，这进一步损害了芮恩施在党内的政治影响力。从根本上看，“芮恩施派”同情中国的立场虽然得到了舆论支持，但美国政府无意因中国与日本交恶，威尔逊在山东问题上的决定正是体现了这种限度。在决策层面，“芮恩施派”还面临着与驻日大使莫里斯的竞争。
“芮恩施派”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些现实政治因素，恰恰相反，在他们看来，现实的阻力愈发凸显了捍卫原则立场的必要性。华盛顿会议召开前夕，身为北京政府顾问的芮恩施在对日交涉问题上展现出愈发强硬的姿态，他力谏北京政府现阶段应坚决拒绝考虑日本任何有关山东问题的提议。中国驻美公使施肇基认为该建议并不明智，建议芮恩施应先与美国国务院达成共识，再向中国政府提出建议。施肇基还私下联系卫理，希望他能够劝说时任远东司司长马慕瑞与芮恩施就此进行沟通。马慕瑞向芮恩施解释了在华盛顿会议上讨论山东问题的困难。
亨培克也被国务院视为“执着于理论层面的理想解决方案”而忽视现实的困难。亨培克将自己定位为政策建言者而非决策者，在华盛顿会议期间，当他不同意国务院就山东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时，卫理询问他是否有替代方案，亨培克表示其目的并非是提出其他的具体方案，而是强调现有方案的不可取性。政策制定者须对决策结果承担直接责任，此时已成为决策者的马慕瑞深感于此。在他看来，像亨培克这样完全站在中国一方，同样是极端立场。
“官僚政治理论”提出，政府的决策与行动是一国国内政治的合成物，是拥有不同利益、不同影响的政府官员间相互妥协、冲突和复杂互动的结果，国际关系中的国家行为，可被视为该国政府内部占据不同位置的行为体之间同时发生的错综复杂、相互重叠且往往有重要影响的各种各样博弈的结果。虽然“芮恩施派”并非如李亚所言是由芮恩施统一发号施令的严密组织，但这一跨越学界、政界、新闻界的松散联盟，对山东问题的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就美国远东政策而言，“芮恩施派”位于政策天平的一端，另一端则是日本势力扩张的事实。
拥有长期在华经验与专业知识的“芮恩施派”，无疑比在华盛顿的官员更了解中国。然而，他们往往基于地方视角进行判断，未能充分把握美国对外政策的更广泛层面，因而在决策过程中被逐渐边缘化。他们主张中国应在美国外交政策考量中占据重要地位，但美国政府则将中国事务置于其全球战略与政治布局的大框架之下。在这一大局中，中国至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仍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因此，“芮恩施派”基于第一线观察与实践经验所提出的政策建议，虽被视作重要参考，但往往不会占据主导地位。这意味着，他们虽然敏锐预见了日本扩张的威胁，但又无法提出被接受的解决方案。
同样值得警惕的是，“芮恩施派”对中国的同情与支持，背后潜藏着深层的“美国化”预设。他们反对日本对中国的领土侵占与经济控制，却将美国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与文化价值视为中国未来发展的模板，这种思维逻辑与日本独占中国的野心并无本质区别。因此，其所谓“保护中国”的愿望，在某种意义上亦是扩张主义在亚洲的延伸。
摘自《史林》2026年第１期，原文约24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