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桓占伟，徐要龙，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殷商宜祭不仅仅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仪式，它还承担着重要的社会政治功能，主要体现在对殷商王权神圣性与权威性的确认和强化，起发军旅时确认将士等级并赋予神圣义务，农业生产中动员与激励民众，施惠以序民人、广教化、施恩泽的文德政治等领域。殷商宜祭的社会政治功能被后世传承，宜祭的准则也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义”德的精神内核。
【关键词】宜祭；殷商文明；祭祀；施惠；“义”
对殷商王权的确认和强化 宜祭一般在京、社或王庭中举行，祭祀的对象是上帝，商王作为主祭者，在身份上具有唯一性，被视为上帝“元子”，亦即后世所谓的“天子”，具有无可置疑的神圣性。
从后世文献记载看，国家层面的大型宜祭活动，一般在最高级别的“大社”中举行。祀社与祭祖的区别，就在于前者的祭祀对象是上帝，后者的祭祀对象是祖先神。上帝应是殷人族群的“百神之君”，故祭上帝于社庙；而先王先妣则属于殷商王族，故祭祖先神于祖庙。社庙与祖庙之分，使得上帝与祖先神具有不同的宗教政治功能。商王在发动战争、训诰民众及实施政治行动之前，一般要以上帝的名义争取支持。
商王在社中亲自主持宜祭仪式，用主祭权彰显自身占有最高权力。宜祭仪式上，商王的主祭权源自上帝，同时商王还借助与上帝沟通交流的唯一性，为自身“余一人”的独尊地位蒙上神圣光环。殷人是尊神的族群，宜祭把政治权威与宗教权威集于商王一身，对殷商王权独尊地位的确立具有重大作用。商王要使统治长久延续，仅靠神圣性是不够的，还需要获得全体族众共识性的政治认同，这就需要不断通过宗教仪式强化其权威性，宜祭在其中就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
甲骨文“宜”字一般被释作“像肉在且上之形”，这个解释只是突出了祭肉的最终状态，忽视了字形所蕴含的分肉的动态过程。实际上，这个过程是重要的，需要处理一系列复杂的问题，比方何日宜祭才能获得上帝允诺，如何确保当日天气晴好，什么人有资格现场参加，不同的人分得的部位和重量有何标准，有限的祭肉如何分配才能确保各得其宜等等。对于这些问题，只有处理得当，商王才会受到族众拥戴。另外，宜祭还是一种长期延续的仪式，要确保每次都能做到万无一失，对商王而言无疑是一种挑战，同时又是巩固其统治权威性基础。在宜祭过程中，分割、分配牲肉是一个关键环节。在举行宜祭活动时，商王很有可能以主宰者身份亲自分割牲肉；能否合理分配祭肉，则是衡量商王政治能力高下的重要尺度，关系与祭者对王权的权威性认同。由于宜祭参与人数的多寡并不固定，可供分配牲肉的多少、轻重自然也不一样。在现存甲骨卜辞中，宜祭用牲多为牛、羊，亦有“大牢”“小牢”、鹿、猪，基本都属于较大型的动物。在缺乏衡器的上古时期，商王需要凭借丰富的经验和敏锐的眼力，根据参与者的尊卑贵贱、亲疏长幼，合理分配祭肉的部位和重量，实现“宜，所安也”的理想状态。这种分肉的过程，实际上是将抽象的政治权力具象化为物质分配，既是技术活，又是体力活，更是脑力活。合理分配，象征着商王政治潜力巨大，意味着商王有能力公正处理政治事务，满足各方利益，获得族众的认可与支持，从而不断巩固王权的权威性。在社稷宗庙中，没有强迫民众，民众却自然生起恭敬之心、肃穆之感，冥冥之中的上帝和神灵起到了重要作用。
上帝和神灵是虚幻不实的，宜祭仪式实际上起到了强化王权权威性的作用。祭祀礼器的神秘、祭祀过程的庄严、祭祀杀伐的血腥、牺牲垂死的挣扎等，无一不使与祭者感到震撼。钟鼎上的饕餮、斧钺上的猛虎、兵戈上的夔龙等，又向人们展示着一个完全不同的神秘世界。现场的庄严使人不由得不肃穆，仪式的神秘使人不由得不敬畏，二者交互作用，必然产生超越世俗生活的仪式感。因此，商王在宜祭仪式上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能深深植根于与祭者的心灵深处，其中所潜藏着的区分贵贱等级、身份地位和责任义务等的准则，也随之具有了无可置疑的权威性，从而形成无与伦比的约束力，并逐渐内化为全体族众的观念共识。商王通过主持宜祭、杀牲祭神、分肉飨众，树立了一种基于族群共同神灵的神圣权威，参与者无不对其臣服，无不把自己在仪式上领受到的义务视为上帝的命令而认真履行。自然，商王因为主祭者身份的唯一性和沟通上帝的神圣性而获得独尊地位，成为所有与祭者“尊尊”的对象。
从族众的角度看，能够亲临祭祀现场者必然身份特殊，他们或者是王室成员，或者是深受商王信赖与倚重的贵族勋旧。这些人绝大多数应与商王有血缘关系，本质上属于“亲亲”的族群范畴。商王通过宜祭仪式，既确立了“尊尊之义”，明确了不同成员的地位和义务，又彰显了“亲亲之义”，使分得祭肉者强化了自身非同寻常的自我意识。这样，商王就通过主祭权的身份独占与仪式过程的主导，构建了其作为政治与宗教领袖的双重权威，确立了“尊尊”“亲亲”的政治秩序，维系了王权的神圣性与权威性。
出征与班师的治兵振旅 军事行动与祭祀同属国家大事。相对于祭祀而言，军事行动由于事关王朝兴衰而受到商王的特别重视。后世文献显示，在大规模军事行动之前，要在社中举行宜祭。这种情况在殷商时期业已形成，并发挥着多方面的现实功能。第一，辨等列，明确军队建制。商代的军队一般是在临战时征发并按族进行组织编制，因此军队出征之前需要先明确军队的等列，形成一套规范的军事建制。武丁时期“宜于义京”的系列卜辞，有可能是宜祭明确军队建制的直接证据。第二，明确三军将士的神圣使命与义务。殷商军队出征之前，将领一样要在社中接受“脤”——宜祭仪式上由商王分配的祭肉。将领在宜祭仪式上接受脤，表明其在军队中的特定身份和地位得到确认，这有助于在全军明确将领的权限和职责，为将领下达命令、指挥战斗提供合法性。此外，受脤还是服从军纪的象征。军队将士接受脤，表明他们承诺遵守军纪，服从命令听指挥，有助于增强军队战斗力。同时，宜祭分肉还具有飨士卒以鼓舞士气的效果。宜祭上分得的祭肉，一方面是难得的肉食，将士们食之能够补充体力，有利于提振士气，作战更加勇猛；另一方面，祭肉是假上帝名义授予的，将士们会产生受到神灵护佑的心理，增强必胜的决心和勇气。另外，分得祭肉也会增强将士的荣誉感，强化为族群利益而战的正义性。第三，归师献俘行杀，向上帝告捷并惩罚“不用命”者。在商代的军礼中，回师途中要按照出师时仪式的逆序进行祭祀。不仅出师要“宜于社”，军归班师也要“献于社”。“献于社”一方面要献上俘虏，与此同时还要对那些不从军令者实施刑杀。不过，在祖庙行赏与在社中行杀的区别值得特别关注。对殷人而言，上帝既是族群的共同神灵，上帝的“威命明罚”自然就代表了公众的名义，而公众名义最适合用于惩罚或刑杀。因此，“赏于祖”，是王在祖庙中以王室祖先神名义行赏，显示着王室专属的恩典；而“戮于社”，则是王在社庙中以族群神灵的名义杀戮惩罚。行赏是王室的恩典，杀戮则是族群共同神灵的惩罚。对族众而言，他们既会对王室的赏赐感恩戴德，又会把犯错被戮归于上帝降下的惩罚。王室的恩赏与上帝的责罚互为支撑，共同构成震慑军中“不听命者”的堂皇理由。殷人出师的“宜乎社”与归师的“献于社”，能够确立军队建制，明确将士的神圣责任与义务，鼓舞军队士气，惩罚不从军令者，体现鲜明的群体性特征，显示宜祭在殷商军事领域所发挥的功能。
对农事活动的组织动员与激励 殷商宜祭也作用于农业生产领域，具有祈祷丰收、增强信心、动员激励族众的功能。在殷人心目中，农业生产能否取得丰收取决于神灵意志，风、雨、雷、雹等天气现象也都是由神灵操控的。殷人经常采用宜祭方式取悦神灵，祈求好年成。
殷人通过宜祭，将农业丰收的希望寄托于神灵，也能为族众提供信心，“桑林祷雨”就是一个生动例证。《墨子》《竹书纪年》《吕氏春秋》等记载了商汤时期连续大旱，汤以身为牲，祷于桑林求雨的事迹，《吕氏春秋·顺民》篇载之甚详。
殷商时期的农业生产多采用大规模集体协作方式。从事农业生产的“众人”是否为奴隶，学界存在争议，但主流观点越来越倾向于“众人”是自由民或村社成员。如果这种认识成立，则殷商时期的大规模农业生产应以自由劳动为主，这就需要在劳动之前加以正向激励。要想取得农业丰收，关键还要靠“众人”勉力稼穑，这就需要采取恰当方式加以组织动员，以避免无序劳动和消极怠工，采用宜祭分肉的动员方式，无疑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优选择。
殷商文德政治的施惠与均平 宜祭施惠蕴含着殷商王朝的“文德”元素，这与传统认识中德政始于周初的认识有所不同。
宜与惠的关联。甲骨卜辞中，作为宜祭的牺牲，一般直接写作宜羌、宜豕、宜羊、宜牛、宜鹿等。还有一些宜祭卜辞，在牺牲前面还要加上一个“叀”（惠）字，似乎这类牺牲还具有特别之处。周金与先秦传世文献中的“惠”字，有动词“施惠”与名词“实惠”两种用法。且“施惠”行为多与祭祀有关，让人联想到“惠”与“祭肉”的关联。如果把卜辞“叀”字释为“施惠”，更多情况下应作动词用，则“叀”字后从牺牲，意为用于施惠的牺牲； 从职官，意为施惠于职官；从日期，意为在特定的日期施惠。卜辞中有一部分“叀”字作如上解，读来同样文从字顺，且能与后世之“惠”形成意义上的一致性。因此，“宜＋某牲”“叀＋某牲”的格式，不排除是在仪式上分解牺牲，然后将处理过的牲肉派送给族群重要成员的宜祭形式。“叀”字中央部分或呈菱形或呈椭圆形，上面带有纵横交织的绳结，似是用草编捆扎某物的规范造型。“叀”字源于白茅捆扎包裹的祭肉之形，卜辞记载，“叀肉”合用，似表明“叀”是对祭肉处理的一种方式。殷人尊神，且有尚白的传统，将“叀”释为经白茅捆扎的祭肉，既能解释其字形特征，又能与文献中“惠”字的语义衔接——这种特殊处理的祭肉正是用于施惠的象征物，通过宜祭仪式实现人格的物化。
传统政治均平的基本含义是指国君、人臣及至普通百姓，各个社会阶层的人们都能恪守其职，不相僭越，强调的是秩序与均衡。商王和贵族上层通过宜祭施惠，不仅能够施文德以化育民众，还能表现殷商王朝的政治均平。宜祭施惠范围不限于祭祀现场。在小型宜祭仪式上，祭肉可以直接分配给现场的与祭者。而一旦遇到大型宜祭，施惠的对象范围广泛，杀牲数量众多，在有限的祭祀空间和时间内，出席现场者多为贵族群体的代表人物，还有大量不在现场却有资格获得祭肉者需要派送。
施惠中祭肉的分配严格遵循等级原则。宜祭仪式庄严神圣，规格很高，分配的牲肉具有非同寻常的神圣性，其分割显然不是随意的。宜祭分肉施惠具有多重政治象征意义。这种将宗教仪式转化为社会治理手段的政治智慧，成为中华文明“文德政治”传统的早期实践。
殷商宜祭作为殷商时期一项极为重要的祭祀活动，承载着丰富的政治功能。程序和象征行为，巧妙地将宗教实践与社会政治秩序融合在一起，构建尊尊、亲亲的社会政治秩序，并通过周期性重复强化政治认同。
在宜祭对殷商王权的确认与强化中，神圣性与权威性是维护王权的双重支柱。商王通过主祭权的身份独占以及与上帝沟通交流的唯一性，垄断了神权。仪式程序的庄严、肃穆彰显王权的至尊威仪，而祭肉的分配则确立了等级秩序，使仪式实践转化为权力序列的具体表达，从而巩固了王权的现实政治权威。在治兵振旅中，辨等列为军事行动提供组织保障；将士通过祭肉分配标识身份，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回师后献俘行杀，以神之名惩罚不用命者，对军事活动的顺利开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农事方面，农业劳动前的宜祭仪式激发民众参与农业生产保障了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在德治实践上，宜祭施惠通过独特的机制，体现了殷商王权的“文德政治”，维系了社会等级秩序，对后世周代惠政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通过长期的宜祭实践，商王将分肉施惠的准则规范化，逐步生发出尊尊、亲亲的宗法萌芽。周人承袭了殷商的宜祭传统，将分肉的公平分配原则伦理化，形成“义者宜也”的观念共识，强调“各安其分”的理想社会秩序。当祭肉分配符合尊尊、亲亲原则时，即被视为“政治均平”的体现。在此过程中，宜祭的仪式准则逐渐沉淀为传统“义”德的精神内核，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摘自《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26年第１期，原文约19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