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朝升，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
【摘要】辽、宋、西夏、金时期，面对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势盛的局面，宋朝在军事上难以有效应对其压力，被迫与之订立合约，互称天子并划定疆界。基于此，在研究这段历史过程中，部分学者误以为宋代产生了近代“国家”和“国界”的认知。然而，真正具有某些近代“国家”“国界”属性的，是古代天子所统辖的“天下”。从哲学论证、舆图绘制、文献编撰与政治实践四个层面进行探究，可以发现在多民族政权对峙的格局下，宋代“天下观”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仍然坚守“天下一体”的理念，认为天下是由“中国”与“四夷”共同组成，且以天下之主自居。
【关键词】辽、宋、西夏、金时期；宋代；“天下观”
“天下”这一观念形成于先秦时期，既指“中国”与“四方”的总合，也指人文与自然交会的空间。“中国”与“四夷”共同构成以中国为中心的同心圆，同时，天子受“天命”，作为“天下之主”执政天下。在辽、宋、西夏、金时期，尽管面临少数民族势盛的局面，但是“天下观”在本质上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宋代依然坚守“天下一体”的理念，认为天下依然是由“中国”与“四夷”构成，且应该恢复“四夷”归附“中国”的传统天下秩序。
“华夷关系”的哲学论证 辽、宋、西夏、金时期，面对少数民族政权的强势崛起，宋人虽然不认可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为“中国”，但是在其思想认知中，并不认为“四夷”属于天下体系以外的存在，反而借助阴阳、君子与小人等传统哲学关系，来论证“中国”与“四夷”紧密相连，同为“天下”的组成部分。南宋时期，在金朝持续的军事压力之下，宋朝被迫退守江南。屡次北伐中原未果，加之金朝不断强化其“中国”正统地位，宋人关于“华夷之辨”的论述更趋激烈，格外强调夷夏有别。即便在现实困境中，宋人依然借助哲学中的阴阳关系来阐述“四夷”与“中国”同属一个天下体系的观点。在当时宋人的观念中，已经普遍接受“中国”与周边夷狄的关系不可分割，同为“天下”的组成部分。
舆图绘制中的“天下观” 宋代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与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并立。这种复杂的民族关系深刻影响了宋人对自身所处世界的认知。《禹贡》是《尚书》里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献，详细记述了中国早期的山川地理、交通状况以及贡赋等内容。宋代“禹贡图”是以《尚书·禹贡》中关于“天下”“九州”等记载为蓝本绘制的地图的统称，体现了宋代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天下观”。
《禹迹图》作为宋代“禹贡图”的典型代表，对中原地区与四夷地区的描绘差异显著，极具象征意义。在图中，以“九州”为主体的中原地区作为“天下”的中心区域，得到了极为细致的描绘。这不仅体现在对大量州郡、山川等地理信息的详细标注上，还体现在对黄河、长江等主要水系的完整、精确的绘制上，其准确性几乎接近现代实测绘地图。同时，图中通过色彩和线条将黄河、长江流域置于视觉中心。这种详细的描绘明显透露了宋代对中原地区的高度重视，视其为天下的中心和根本所在。相比之下，其对周边“四夷”地区的一些重要城市和山川名称进行了简单标注，对其内部的行政区划、水系等细节描绘较为简略，甚至还做了大量“留白”处理。若从宏观视角审视全图，又会给人一种以中原为核心，呈辐射状向四周延展的感觉，展现了一种中心与边缘的结构。除《禹迹图》外，宋代还有许多与之相关的“禹贡图”。在“天下观”的表达上，这些“禹贡图”与《禹迹图》具有相似性，都直观地反映了宋代对“中国”与“四夷”一体关系的认知。
宋代《华夷图》是以唐代贾耽所绘《海内华夷图》为底本，经过修改与删减而成。这幅地图不仅展现了中原王朝与周边国家政权关系的演变历程，也反映了宋人对“天下观”的认知，深受宋孝宗的重视。从地图的内容和绘制理念来看，宋代《华夷图》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其一，《华夷图》将不同民族和地区绘制于同一幅地图之中，这表明宋人认同“天下”是涵盖“中国”与“四夷”的整体。尽管图中未画方格，但明确标注了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并对周边的辽、西夏、吐蕃等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划分，这与《礼记·王制》中所描述的天下空间布局高度契合。其二，《华夷图》也反映了宋人对传统天下秩序的追求。
文献编撰中的“华夷秩序” 中国古代传统“天下观”影响广泛，也表现于古代正史书写中。司马迁撰写《史记》时赞同“华夷一家”的观念，将黄帝作为华夏共祖，少数民族的历史也被视为一统政治秩序的组成部分。辽、宋、西夏、金时期，少数民族政权强势崛起，不仅与宋廷分庭抗礼，还挑战其存在的合理性。在这种背景下，宋代著述中“华夷秩序”的书写仍然延续传统的“天下观”。
《太平御览》作为宋朝四大部书之一，其中专门设立了“四夷部”，将其与中原地区的内容区分开来。《册府元龟》作为北宋时期的又一部大型类书，将“外臣部”单独列为一个重要类目，专门用于记载匈奴、突厥、吐蕃等周边政权和国家的情况。这种编撰理念，折射了宋人认为无论是“中国”还是“夷狄”都是受上天的覆盖和润泽，共同构成天下的整体。
北宋欧阳修所著《新五代史》，在编撰时虽将契丹、党项、吐蕃等周边少数民族的历史记载编入全书末尾的“四夷附录”，但并未将其剔除于历史叙事之外。书中内容依然凸显了“中国”与“四夷”之间的互动往来，并以附录的形式，认可了“四夷”作为天下体系的构成部分。《资治通鉴》在记载中原王朝大事的同时，也详细记录了周边民族与中原王朝之间的交往。
“天下共主”身份的塑造 在古代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中，“中国”与“四夷”共同构成了天下这一宏大的体系。从政治层面来看，“中国”有着完善的官僚体系、明确的律法规范以及有序的国家治理等。与之相对，“四夷”的政治形态则相对松散，缺乏统一且严密的政治秩序。在文化方面，“中国”拥有悠久的礼仪传统、发达的文字体系以及深厚的学术思想。反观“四夷”，无论是在文明发展程度还是在文化传承系统性上都与“中国”文化存在差距。由于这些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显著差异，使得“中国”与“四夷”在天下体系中的地位并非对等。“中国”凭借其先进的政治制度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自然而然地成为天下秩序的核心，而天下之主的概念也由此诞生。宋朝一方面受到外部少数民族政权的逼迫，另一方面又受到内部“祖宗之法”的制约，这使其在对外战争中常常处于劣势，败多胜少，难以与少数民族政权抗衡。然而，宋朝始终没有放弃过对“天下共主”身份的塑造。这主要表现于对少数民族政权首领进行册封上。宋朝通过不断册封，不仅使其他政权首领成为其藩属之臣，更是将这些地区纳入宋廷的治理体系，从而彰显自身天下共主的地位。
辽、宋、西夏、金时期，面对多民族政权并立的复杂格局，宋代在军事与政治上屡受制衡，被迫通过合约的形式与少数民族政权划定疆界，这使得部分学者误以为宋代具备了近代“国家”和“国界”的认知。然而，宋代无论是在认知还是实践上都依然坚守传统的“天下观”，认为自身拥有对整个天下的统治权，强调“天下一体”，其疆域范围并非稳定和明确的，对“主权”和“国界”的认知相对模糊。宋代之所以与辽、西夏、金少数民族政权签订合约，划定界线，并规定彼此之间的交往关系，实则是在军事实力暂时无法实现天下一统时的妥协之举，其立国原理“天下主义”并没有改变。可以说，正是因为宋代始终坚守“天下观”，才为后来元朝的重新统一提供了理据，不仅维系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也进一步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进。对这一历史的深入探讨，对于我们今天继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仍具有重要的历史启示与借鉴意义。
摘自《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26年第４期，原文约12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