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孔永红，南阳师范学院期刊部。
【摘要】郑元庆的《廿一史约编》是康熙年间纂修而成的，起初是为教育孩童而作，此书流传到朝鲜，引发了一次朝鲜有关宗系源流问题的辩诬，最终清官方认为朝鲜宗系源流问题已经在《明史》中予以认可，而此书于康熙年间纂修，且久不盛行，不必修改。事实上，朝鲜对宗系源流问题的辩诬由来已久，在清代也经历了三次大的辩诬过程，都是被以私家所撰修的史籍为借口，进而希望清朝在官方给予明确的回应，朝鲜使臣也都得到了满意的答复。朝鲜对宗系源流问题的辩诬，表面上意在纠正史籍记载的谬误之处，实质上则是与清朝的政治博弈。
【关键词】清朝；典籍；朝鲜；辩诬
典籍交流是文化交流的一项重要内容和方式。中国典籍在朝鲜的传播是中朝文化交流的纽带与桥梁，朝鲜也将中国典籍作为“资博问裨治道”的重要来源。明清时期，朝鲜作为中国的藩属国，对中国典籍有关朝鲜的记载非常关注。而有关朝鲜宗系源流的问题，中国部分典籍记载失实。朝鲜对此专遣辩诬使，赴清辩诬。这种辩诬工作不仅涉及官方典籍，也包括清代私人纂修的典籍，郑元庆《廿一史约编》就是其中的典型。
《廿一史约编》对朝鲜的影响及清朝之回应 《廿一史约编》在琴言楼主人的鼓励和支持下得到刊刻，同时还附刊广泛流传的《历代国号歌》，一定程度上使其增加了史学普及的韵味。此书在中国的流传程度自不待言，在国外也有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朝鲜，还引发了一场争论。中国历史博大精深，古代史籍浩如烟海，经验教训积累甚多。中国的史籍在朝鲜等国家广泛流传，成为他们了解中国历史的重要渠道，也是他们学习知识与文化的重要素材。朝鲜从中国得到的历史典籍众多，《廿一史约编》流入朝鲜的方式可能是使臣购买。朝鲜作为清朝的藩属国，每年都会派遣“燕行使者”前往北京，不仅为完成朝鲜王朝所交付的外交任务，也是为了打探清朝的动向。归国之时，他们或许购买了一些中国的物产，当然也可能包括《廿一史约编》。当看到该书对朝鲜宗系源流史实记载的错误，朝鲜哲宗派遣陈奏正使尹致秀、副使李容殷赴京辩诬。
事实上，有关朝鲜国王宗系源流问题，在明朝时期已有争论。在朝鲜的历史记载中，李成桂与李仁人并无关系，中国所纂修的部分史籍则认为李成桂乃李仁人之子。这一记载的根源是朝鲜方面所带来的部分错误信息。对此，朝鲜曾多次出面请正，万历十五年（1587年）《明会典》第三次改修之时，对此做了一番修改与订正。明清易代，对于清修《明史》，朝鲜也给予特别的关注，最终在《明史》一书中，有关朝鲜国王宗系源流问题也符合了朝鲜方面的观点。
《廿一史约编》的确认为李成桂乃李仁人之子，但此书纂修和刊刻的年代均在康熙年间，且是在《明史》撰修完成之前。对《廿一史约编》中有关朝鲜宗系源流问题的记载错误，朝鲜方面再次提出诉求，并派使臣进行辩诬。清廷给出的回应是，《廿一史约编》对朝鲜世系的记载的确有误，但其书成于《明史》未修之前，并且为乡村私塾所刊刻的粗鄙之书，在清朝早已经不再盛行，当然也就没有必要进行修改。清廷同时也通告各省学政，对于朝鲜世系问题一定要以官方所纂修的《明史》为依据；坊间所流传的私家著述，均不得作为依据。在朝鲜的争取之下，清朝官方再次给出了使他们满意的答复。
朝鲜辩诬宗系源流问题之目的 明清时期，朝鲜作为中国的藩属国，其思想观念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儒家正统观念的熏陶之下，中国古代王朝的更迭依靠史书的编撰等途径来构建政权的正统性和合法性，而朝鲜王朝不仅要通过本国的史书来记载政权的更替，也通过宗主国的册封与史书的记载等来印证其合法性和正确性。因而，朝鲜王朝对中国史书的编纂格外重视，尤其关注其中涉及自身的三个核心问题，即“国朝宗系事，太祖得国事，仁宗登极事”，《廿一史约编》所牵涉的就是朝鲜宗系源流问题。然而据《翁同龢日记》同治二年（1863）四月初九日所载朝鲜辩诬《廿一史约编》的经过，其主要矛头则指向了官方纂修的《御批通鉴辑览》。
《御批通鉴辑览》是清朝官方纂修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清高宗直接参与编纂，并亲自撰写批语，集中反映了其思想理论与政策措施。清高宗时期将《明纪辑略》禁毁之后又给予解禁，可能就是对朝鲜使臣有关宗系源流问题之辩诬的反击之一。同治年间，朝鲜使臣辩诬《廿一史约编》之矛头又直指《御批通鉴辑览》，事实上也是对清朝处理有关朝鲜宗系源流问题之态度的不认可。
朝鲜对清朝时期文化认同的转变 在明清时期，中国典籍不仅是朝鲜学习中国文化的重要来源，也是朝鲜官方确立自身立场与政策的政治依据。这就使得中国典籍在朝鲜传播得更加广泛，对朝鲜的思想观念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朝鲜在中国儒家思想正统观念的影响下，其获得册封具有提高在国内政治中支配的正当性和效率的功能。故而明朝时期，当中国对朝鲜有关宗系源流问题记载有误之时，作为当事人的李成桂亲自上表朱元璋进行辩解。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并没有采纳李成桂的辩解，而是沿用了错误的说辞。朝鲜方面对此非常惶恐，并遣使继续辩诬，并最终得到了修正。在明朝“大中华”的影响下，明朝与朝鲜形成了更加稳固的宗藩关系，这种浓厚的宗藩关系在清初仍表现得非常明显。
清朝入主中原后，朝鲜臣服于清，但很多朝鲜人仍然认为明朝是正统王朝，并不认可清朝的正统性。朝鲜甚至认为清朝乃夷狄，其剃发制度、服饰制度是对中华几千年来的衣冠制度的破坏。然而，碍于清朝强大的武力，朝鲜还是要臣服于清朝，并派遣使者朝贡往来。清乾隆时期，朝鲜对清朝的态度仍然没有太大改变。乾隆九年（1744年），沈阳问安使赵显命描述清朝是“外似升平，内实蛊坏”，认为不出数十年，必然有大乱。当时的清朝可谓是国力强大，但在朝鲜看来却是摇摇欲坠，可见当时朝鲜对待清朝的正统地位仍然是持否定态度的。而清朝对待朝鲜也并不是完全信任，朝鲜尽管表面臣服于清朝，内心一直不服，总是对故明念念不忘。清朝深知朝鲜在正统观念上仍以明朝为尊，因此对朝鲜心存不满；同时，对于朝鲜在宗系源流等问题上的立场，也不以为然，这折射了双方在政治立场与宗藩关系上的暗中角力。
无论朝鲜与清朝在政治上如何博弈，朝鲜吸收中国文化的愿望都始终如一。清朝初年，尽管朝鲜对清朝的文化持鄙夷态度，对清朝自身的夷狄文化更是嗤之以鼻，但朝鲜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却从未间断。康熙年间清朝开馆纂修《明史》时，朝鲜对有关问题进行辩诬之时的依据仍是明朝时期纂修的典籍。随着清朝的逐渐强大，朝鲜针对清朝文化的学习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如朴趾源指出统治中国的民族虽然是夷狄，但中国文化并没有变化，朝鲜为了改变贫穷面貌，必须学中国。故而在清后期，朝鲜王朝从最初的“反清复明”到最后的“北学中国”，为两国的文化交流开启了稳定的通道。事实上，朝鲜对于学习中国文化的态度，从其在清康熙年间的辩诬中就可以明显看出。朝鲜辩诬使仅仅就明朝时期所编纂的史书进行辩诬，而此时已经编撰完成并传播到朝鲜的《廿一史约编》等书并没有引起他们足够的重视。到了同治年间，随着朝鲜对清朝文化的接受，他们逐渐接触到《廿一史约编》等书。当发现在这类书中出现朝鲜宗系源流等问题的错误时，便选择再次辩诬，这也体现了朝鲜对清朝统治一定程度上的认可。另外，据翁同龢在日记中的记载，同治年间的朝鲜辩诬使矛头指向《御批通鉴辑览》，却以《廿一史约编》为借口，这也说明《廿一史约编》在朝鲜社会上较广的传播和较大的影响，同时体现了朝鲜在清代后期对中国文化的接受程度相较于清初更加深入。
摘自《南都学坛》2026年第3期，原文约16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