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涛，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摘要】《民权初步》是孙中山《建国方略》三书中受关注最少、被误读最深的一部。该书原名《会议通则》，其知识渊源可追溯至1891年美国出版的《妇女议事法手册》。邓家彦、杨庶堪、朱执信为《会议通则》所撰的三篇序文，是理解《民权初步》的重要一手文献，却长期被学界忽视。《会议通则》三序与孙中山相关言说互鉴互文，揭示了《民权初步》并不单纯是一本议学书籍，更承载着发达民权、思想交锋及树立党魁权威等多重意涵。孙中山十分珍视该书，初版之后随即又有易名、撤序等重大调整。其著述立意之高远，与1916—1918年间的中国社会现实及英文底本原初内容之间均存在着巨大落差。这正是《民权初步》长期以来未被准确理解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会议通则》；《民权初步》；孙中山；邓家彦；杨庶堪
《会议通则》1916年下半年起笔，1917年４月“不取版权交中华书局印行”，“廉价发售”，被后世追认为孙中山“第一部书”。孙中山本人十分看重《会议通则》，将其价值提升到关乎国家兴衰的高度，其重要性可谓无以复加。这样一本反映孙中山思想嬗变的重要著作，出版后几十年来，却成为“孙中山先生遗教中最被忽略的部分”。
孙中山与邓、杨、朱的革命友谊 武昌首义之后，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清廷统治土崩瓦解。听闻革命胜利的消息，同盟会司法部总长、时在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的邓家彦决定放弃学业回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任命他为总统府秘书处秘书，派在外交组工作。邓家彦志不在从政当官，1912年１月中旬即已筹办《中华民报》。邓家彦始终反对孙中山让位谦行，《中华民报》多刊反袁言论，与《民立报》《民权报》一起被报界并称为“三民”。邓家彦的报社在上海营业，袁世凯无法直接干预，不得不派张煜为驻江苏特派交涉员，以北京政府代表名义，向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提出控告，罗织罪名，请予传案讯究。《会议通则》的撰序人中，唯独杨庶堪没有留日经历。正因如此，他直到二次革命失败后才第一次见到仰慕已久的革命党领袖孙中山。
辛亥革命之前，杨庶堪人虽未出川渝，心中却早已充盈着排满革命思想。四川独立后，众人举杨氏为蜀军军政府都督。1912年秋，杨庶堪当选四川省临时参议会议员。翌年８月，二次革命爆发后，重庆成立讨袁军，他任四川民政部部长。袁世凯调集陕、鄂、滇、黔四省军队围攻讨袁军，因敌众我寡，９月旋告失败，成、渝两地党人被杀数百人。杨庶堪沦为通缉“首犯”，暗中离渝，化装成水手辗转逃到上海，后转赴日本。
1914年４月，邓家彦、杨庶堪等４０余人加入孙中山在东京组织的中华革命党。５月14日，孙中山指示在中华革命党总部成立以前，组织一筹备委员会，委任邓家彦、杨庶堪等15人为成员，计划于16日在《民国》社召开第一次会议。此时，盘桓日本的革命党人处于深度分裂中，孙中山、黄兴关系一度极为不睦，争执不下。作为各方老友，邓家彦为调停孙、黄之间的龃龉而奔走。杨庶堪作为某种意义上的“新人”，坚定地站在孙中山一方，并未深度卷入革命党人的内部争斗。孙中山此时倚重杨庶堪之处主要在宣传方面。在中华革命党干部中，杨庶堪与谢持一道被指定为四川主盟人，并担任政治部副部长。杨庶堪病故后，重庆中央政府总结其一生，作《杨氏事略》一文，特别称赞此时的他与孙中山关系亲近。
较之邓家彦、杨庶堪，朱执信最早（1913年）逃亡日本，也是牵扯进党内分裂最深之人。朱执信因对中华革命党持保留态度。在孙中山眼中，其冷峻迟疑的态度，几近政治背叛。朱执信虽不愿加入中华革命党，但其活动未曾脱离孙中山革命的轨道。他仍是《民国》杂志的主要撰稿人，宣传反袁不遗余力。1914—1915年间，广东一地的讨袁活动始终在邓铿、朱执信的合作下进行，这些军事行动也都高举着中华革命党的旗帜。此外，他也并未另行参加“欧事研究会”“水利公司”一类反孙组织，这为孙、朱两人最终和解奠定了基础。
1915年11月初，朱执信应孙中山之召，由港赴日。几经商谈之后，由孙中山主盟，廖仲恺担任介绍人，朱氏正式加入中华革命党。12月２日，孙中山委任他为“中华革命军广东司令官”。12月中旬，朱执信回粤，积极开展讨袁驱龙（济光）活动。
《会议通则》序言间的互文与解读 护国战争的烽火燃遍大半个中国。1916年５月１日，孙中山毅然归国，选择上海为基地，亲自指挥讨袁军事行动。６月６日，袁世凯猝然死亡，政局骤变，讨袁事熄，孙中山滞留沪滨，冷眼以观世变，潜心著述。
回国前月余，孙中山于1916年３月21日致电邓家彦，催促其启程离美。24日，又托吴铁城密交一函。邓家彦从命返回，最迟５月已在上海；杨庶堪自肇和舰起义后一直驻留沪滨；朱执信于７月离开讨龙军事前线，赶赴上海，协助孙中山工作。综之，最迟至1916年７月，四人已齐聚上海。孙中山召集这些文胆回到自己身边，是为后续《会议通则》编撰事宜作准备。此外，1916年５月19日，宋庆龄也被孙中山召至上海协助其写作。
此时的孙中山仍处于极度危险中，潜伏上海法租界，绝少有人知其确切踪迹。如此险象环生、动荡不安的生活，孙中山仍聚集擅长中、英文字者来到上海，绝非为纯粹的军事活动或政治操作，仅剩其随后出版的《会议通则》一书可作合理解释。孙中山计划从现实政治中短暂抽身，重返思想构建，努力编撰一本议学书籍，其著述意图至少可分为三个层面：首先，何为民国，思想交锋不断，孙中山选择以笔为枪，指明国家发展方向。其次，袁氏已亡，和平曙光乍现，孙中山通过著述立说，保持其政治影响力。最后，目光向下，建设必自民始，孙中山面向普罗大众，为求作到根本解决。《会议通则》是一本启蒙性、通俗性读物，还是一本严肃性、学理性大作？换言之，这本书是给社会大众而写，还是为国会议员而撰？学界迄今言人人殊。造成这一不同看法的根源，概因章太炎、孙中山在言说中不加区别。
孙中山个性，凡事往往求一根本解决。同盟会成立之初，奢望种族、政治、社会三大革命，一起解决。辛亥革命时，在让位袁世凯后，孙中山随即认为三民主义中，“民族、民权之二大纲已达目的。今后吾人之所急宜进行者，即民生主义”。于是他旅行考察各地，多次公开宣传未来之中国铁路建设。未曾想“宋案”骤至，二次革命爆发，革命成果几乎付之东流。自1916年７月中旬起，孙中山又接连发表多场演说，阐释自己对“民国”的理解，认为共和之巩固在地方自治，在直接民权。认识到中国无议学，国人禁锢于专制日久，无集会之训练，因此编撰一本议事程序类的著作，也是孙中山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喜求根本解决的思维惯性使然。
易名、撤序与《民权初步》的定稿 孙中山于1916年下半年起“不愿预闻政事”，着手编撰《会议通则》，历时半载，1917年２月21日定稿。书稿既成，孙中山遂交由邓家彦校对，并请他“与上海各书局交涉刊印”。
这一时期，革命党人并无出版机构，如何确保《会议通则》顺利印行，只能依托党外力量。孙中山看中了同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1916年７月25日，他携友五人亲自到苏州河北视察过该出版社。因商务印书馆不愿刊印《会议通则》，孙中山与张元济间一直关系紧张。后来《孙文学说》《实业计划》（中、英文两种）每书撰就，孙中山都会与商务印书馆交涉，次次引发风波。孙中山所寄望的是彼时中国最大书商具有的强大发行能力。但对孙中山而言，不幸的是，张元济是“保皇党之余孽”，一再拒绝他。张氏如此决策出于政治考量，而非在商言商。孙中山这种窘困局面，直至1922年２月12日，胡汉民老友、“海外党部代表”林焕廷于上海创立民智书局后才得以缓解。
孙中山最终选择与上海中华书局合作，约定《会议通则》刊印五千册，而以一千册作稿酬赠予作者本人。《会议通则》于1917年４月正式出版。书出前后，孙中山即为推广事宜不遗余力。一方面，同党中人所办的上海《民国日报》对《会议通则》即将面市预热；另一方面，在中华革命党内部组织阅读、试行。当拿到自己的1000册赠书后，于南下护法之前，孙中山为扩大影响，广泛赠阅《会议通则》。然而，“洛阳纸贵”的情形并未发生。笃信“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的孙中山，为求“洛阳纸贵”，在书名上花费了一番功夫。书稿定后，孙中山一直未有满意的书名。但发行之难，很快促使孙中山产生了易名的想法。最早证明书名更替的文献是1917年６月23日姚锦城来函表示对孙中山的仰慕之情并求《民权初步》二册。最迟至1918年，即《会议通则》初版翌年，易名已然完成。《民权初步》强调“民权”之根本实现，相较《会议通则》这一中性表述，显然政治的意味更浓，凸显的是三民主义之一的民权主义；而“初步”之用，将本书应用范围框定在社会大众一层，同样契合孙中山的著述初衷。
1918年版《民权初步》竖版线装，铅字印刷，整体样貌与《会议通则》无异，只是封底留白，删除了上海中华书局的所有出版信息。封面也作了重新设计。1918年５月20日军政府改组时，孙中山沦为七总裁之一。次日晚，被架空的孙中山离粤返沪，６月26日入住上海法租界莫利爱路29号（今香山路７号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鉴于今日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中并无《民权初步》馆藏，又无出版机构信息，笔者推测，该书是孙中山任职海陆军大元帅时在广州印行的。
1918年版《民权初步》与《会议通则》相较，最显著的变化在于，章太炎、邓家彦、杨庶堪、朱执信四人所作序言被尽数撤去，仅保留孙中山《自序》，并删去了“自”字。四人序文此后湮没于故纸堆中，鲜为人所知。孙中山还在短时间内调整了全书结构。同时，他还将文本内容再作修订提升，力求表述准确。该书最终定稿是在1918年再版时，直至被编入《建国方略》，传播后世，再无更动。笔者考证《实业计划》的成书历程时发现：《实业计划》中文初版并非单独发行，而是与1917年出版之《会议通则》、1919年出版之《孙文学说》汇集成《建国方略》三卷，分订为四册，一同面市。中国国民党广东支部最初编印《建国方略》时，既采用了1917年版《会议通则》，也借鉴了1918年版《民权初步》。这一疏漏直至民智书局1922年再版《建国方略》时，仍未改正。
学界依据蒋梦麟忆述，普遍认为孙中山最早萌生编撰《民权初步》之意，始于1911年旅居美国旧金山时。然而，参校其他材料可知，孙中山起意其实更早。同盟会初创之时，孙中山就已表达过翻译一本议学著作的愿望。可见，一人有著述之意愿，往往不在一朝一夕，然则下笔千言，实需因缘际会之条件，作者动力、精力、学力三者结合，缺一不可。孙中山一生所写的文字浩若烟海，但直到生命晚期（时年51岁），方有意愿决心及时间精力，去编撰这样一部议事规则类著作。
无论蒋梦麟，还是廖仲恺，他们均指向一点：孙中山本无意亲自译介一本议学之书。这使《会议通则》中出现的邓家彦、杨庶堪、朱执信三人，成为本文重点关注的对象。三人年龄相仿、经历相近，且均为精通中、英双语者。他们的人生共同经历了由颠覆者，至当政者，再至亡命人的急剧转折。政治巨变导致革命党人交游网络不断重组。中华革命党组建初期，三人表现不尽相同。但至护国运动时，均坚定选择孙中山为唯一党魁，其主要贡献都在理论构建与文字宣传方面。战后，孙中山决定编译《会议通则》，三人遂成为这一工作重要的协作者。
《民权初步》原本较为模糊的历史图景，因为《会议通则》三序与孙中山相关言说互鉴互文清晰起来：相较于北方武夫，在与梁启超等“曲学者”的思想交锋中落于下风，更让孙中山如坐针毡；相较于激烈政争，革命党内部分裂，革命同志普遍相信“行难知易”之说，更让孙中山寝食难安。在此背景下，孙中山决定改易译本底稿，并赋予了《民权初步》难以承受的政治重责。但孙中山著述立意之高远，与1916—1918年间的中国社会现实及《民权初步》英文译本原始内容之间，均存在巨大落差，这也导致学界对该书若干问题长期以来评判不一，聚讼纷纭。
孙中山本人对这部著作极为珍视，不仅会有意淡化其译作性质，还不遗余力地推动其传播，以求广为人知。后来，他更是反复修订此书，更名为《民权初步》再版，撤去他序，将之编入《建国方略》，最迟至1921年年底交付中国国民党广东支部代为发行。换言之，《会议通则》初版上市后，蝶变为《建国方略》之一部，又有四年零八个月，孙中山时时牵挂在心。本文首次完整重建了这一成书历程，冀望这项基础研究可以推动学界重新审视孙中山《民权初步》的价值，合理评估其在中国现代转型中的地位。
摘自《近代史研究》2026年第２期，原文约37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