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辉，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1942年中国共产党面临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危险，且敌后抗日根据地处于异常困难时期。在此艰难处境下，中国共产党仍从自身处境和民族大义出发，运用“七七”纪念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持与国民党团结抗战的局面。中共围绕“团结抗战”与“团结建国”开展“七七”纪念，在具体纪念活动中贯彻维持“团结”的主旨。同时，中共在敌后根据地进行声势浩大的“七七”纪念“两个文件”的研讨宣传，其“团结”的政治主张和建国方针由此得到广泛传播，根据地民众“克服困难，迎接胜利”的信念受到鼓舞，整体上加强了中共与根据地民众的联系，深得民心。1942年中共“七七”纪念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通过维持“团结”的努力，为中共自身建设和发展赢得了时间和空间，这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重大政治抉择的表征，深远影响中国抗战及战后新中国建设。
【关键词】“七七”纪念；国共关系；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
1941—1942年，日军加紧进攻敌后根据地，集中力量进行残酷“扫荡”。1941年１月，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点，1942年4、5月，国共关系又一度紧张至中共“准备应付第三次反共高潮”。这两年中，抗日根据地还面临严重的自然灾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敌后抗战处于最困难时期。在此处境下，中国共产党采取各种措施渡过难关，仍然从民族大义维护团结抗战出发，将改善国共关系纳入考虑范畴。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团结”策略虽然充满曲折，但始终不畏艰难、坚持团结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战胜利提供重要保障。1942年的“七七”纪念便成为中国共产党谋求与国民党团结抗战的重要契机，借助“七七”纪念调整对国民党的政策，中共从纪念出台、活动操演、话语宣传等各层面，围绕“团结抗战”“团结建国”力求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
维持“团结”的纪念表达 全面抗战爆发之初，国共合作团结抗战，两党关系维持尚好。但自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共团结抗战面临危机，国民党时常制造摩擦，直至抗日战争胜利，期间共发生三次“国民党反共浪潮”。其中第二次为1941年１月的皖南事变，第三次为1943年５月的国民党准备闪击延安。1941—1943年的两年多时间，国共关系相对缓和，但1942年4、5月，国共关系曾紧张到中共“准备应付第三次反共高潮”。事实上，“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推迟与中国共产党努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持团结抗战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局势缓解与日军行动也有关，一旦日军给国民党的军事压力减小，国民党会不会卷土重来而继续制造“反共高潮”，亦是中共需要考虑的现实。同时，自1941年以来，八路军、新四军遭受日军疯狂军事攻势，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十分艰难和危险的处境。中共为此在各抗日根据地实施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力图改善生存困境。在国民党试图再次掀起反共高潮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障抗战胜利的条件，仍然选择主动改善与国民党的关系。
中共维持国共团结的决定也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当时，“七七”纪念即将到来，中共为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民党团结抗日提供契机。纪念宣言作为纪念活动的重要内容受到毛泽东重视，被视为中国共产党政治主张的发声器，其发言为纪念宣言定下基调。这次政治局会议有朱德、彭真、陈云、杨尚昆等参加，一起讨论即将到来的“七七”纪念问题。会后，根据毛泽东提议，综合与会人员的意见，开始起草纪念宣言。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全面抗日的关键时刻，即1942年下半年，虽然遇到极大困难，但仍从自身处境与民族大义出发极力维持与国民党合作抗战的局面。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共隆重纪念“七七”五周年，发布《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中共“七七”纪念的目的很明确，即借以改善国共关系，维持团结抗战。
纪念谋划与维持“团结”主旨的出台 1942年６月21日，《解放日报》即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拟盛大纪念“七七”的决定，为即将到来的纪念活动造势。2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讨论通过了由王稼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纪念“七七”抗战五周年的决定》。中共中央拟定纪念“七七”的正式文件。两天后，王稼祥起草的《决定》向社会发布。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此次“七七”纪念，即便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也努力通过这次“七七”纪念协调国共关系、团结抗战。
７月２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草案）》和《中共中央告抗日根据地全体党员和八路军新四军将士书（草案）》（以下简称“两个文件”）。中共中央利用“七七”纪念想方设法与国民党维持团结关系，申述“七七”宣言大意更是政治表态，希望能与蒋介石当面会谈。７月５日晚，董必武作为中共驻重庆的代表，遵照中共中央电示之意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约谈两小时。中共在维持与国民党团结抗战上做出自身最大努力。
中共中央发布两个文件的“团结”用意明确，尤其是五周年宣言中提出政治主张。两个文件由谁起草已难获知，但７月２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讨论则直接表明中共的政治意图。“两个文件”为具体纪念活动的操演提供行动指南。
维持“团结”的纪念活动表征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纪念“七七”抗战五周年的决定后，得到各根据地广泛且积极的响应，各根据地报纸纷纷转载该“决定”。纪念筹备多依惯例，且不少纪念活动均为历年举行者，显然是没有留意到中共中央借“七七”纪念维持与国民党团结抗战的重心用意。某些地方似惯常般将“七七”纪念与“七一”纪念一并举行，也有将“七七”纪念与追悼左权相联系者。中共以往的“七七”纪念也多“例行公事”。各抗日根据地在信息接收与政策解读上难免存在滞后，故某些地方特别强调中共中央纪念“七七”五周年相关文件的接收、传达、印发等。７月２日，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宣部发布全党讨论两个文件的通知。４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通知各级党委宣传部研讨宣传两个文件，并规定纪念重点。中共中央力图将该次“七七”纪念主旨传播到党内外，以更好地实践并贯彻于纪念活动。
经反复宣传，各根据地逐渐理解中共中央关于此次“七七”纪念的主旨蕴涵。“七七”纪念的具体操演，从多方面表达维持与国民党团结的意图。延安为中共中央政府所在地，对“七七”纪念决定的领悟自然较其他地方更彻底、更到位。各抗日根据地的纪念会也基本领悟和贯彻了中共中央方针，“七七”宣言的内容成为主要纪念话语。中共报纸也利用社论宣传“七七”纪念及其维持团结的政策。中共纪念主旨伴随话语阐释得以表达和传播。
调适与“两个文件”研讨宣传 中共借此次“七七”纪念维持与国民党的团结抗战，自身也将这种理念付诸实际行动。对此，中共有相当的自觉意识，为其政策运行的成熟与高明之处。毛泽东将在该次纪念宣言中提出的“战后的建国方针”视为新内容，因其在过往诸次纪念中均未提及，属中共首次表达战后团结建国方针。与此相呼应的是提出战胜日本的时间表。
于是，中共中央为了能更好应对战后团结建国问题，除发表《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外，还特别针对中共抗日根据地全体党员和八路军新四军将士，发表《中共中央告抗日根据地全体党员和八路军新四军将士书》，这也是中共历次“七七”纪念所未有的。当时在山东的刘少奇，回延安途中，根据中共“七七”宣言精神写给陈毅等人的信中，提出“克服困难，准备反攻，为战后建立新中国创造条件”，这深刻体现了中共维持与国民党团结抗战中，自身该如何调适的急切性。中共借“七七”纪念提出“团结”的重要性，不仅要团结抗战，也要团结建国，自身需要在各方面做好“建国”准备。如此，两大文件的研讨宣传则凸显其重要性。中共各级党委接到该通知后相当重视，纷纷制定具体执行措施。两个文件的研讨宣传成为1942年中共“七七”纪念的第二阶段，中共借此进行自身调适以更好地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民党团结抗战。“讨论研究”的方式显然与中共正在进行的整风学习有关。各地方为研讨两个文件，往往停止正在进行的整风学习，规定专门研讨的学习时间以示重视。学习时间多则两周，少则几天。
两个文件的翻印分发张贴是最简单和最直接的宣传方式。座谈会是“宣传解释”的最常见形式。座谈会能使问题交流更集中，讨论更深入，亦能加深民众对宣传的理解。中共主办的报刊为配合两个文件的研讨宣传，从舆论上引导宣传主旨与方向。中共向各界人士宣传解释两个文件，使其政治主张和建国方针得到广泛传播，增强了中共与民众间的联系，解答了人们的疑问与困惑，中共政治理念得以深入人心，进而巩固抗日根据地建设。
维持“团结”主张的传播与根据地建设 1942年中共“七七”纪念不仅在纪念话语上呈现特别之处，纪念形式上也新增“两个文件”的研讨宣传。因中共提倡“团结抗战”“团结建国”，故抗日根据地需要克服困难、加强建设、迎接光明。更何况，政党政派借纪念活动表达自身政治诉求，为历来所倡导，亦属纪念题中的应有之义。中共最终出于加强和巩固抗日根据地建设需要，轰轰烈烈地研讨宣传两个文件，在传播团结抗战、团结建国的政治主张方面，收获相当不错的客观效果。首先，中共政治主张获得拥护支持。其次，中共伟大形象得到深入传播。最后，民众胜利信心得以增强巩固。中共在抗日根据地广泛研讨宣传两个文件，正是基于加强和维持与国民党团结合作需求的考虑。该研讨宣传注重阐述抗日根据地建设，要求克服困难迎接即将到来的最终胜利。从实际情况看，确实有动员社会之成效，为后期抗战奠定了基础，赢得了民心，树立了信心。
纪念活动往往容易被冠以“例行公事”之名，且中国共产党纪念抗战相关事件，多重视“九一八”而淡化“七七”纪念。虽然如此，1942年“七七”纪念却受到中国共产党异常重视，其以团结抗战、团结建国为主旨，由此提出“主张方针目标”，肯定蒋介石与国民党在抗战及战后国家建设中的地位。其实，除1938年“七七”纪念中中共中央明确表示拥护蒋介石与国民党外，1939—1941年，受国民党“反共”“限共”“溶共”“防共”“制共”政策影响，中共“七七”纪念话语在呼吁“团结抗战”同时，毫不留情地反击国民党的反共行径。1942年“七七”纪念之际，虽然国共两党关系依旧微妙，但中共中央主动提出“全国军民必须一致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中国共产党承认蒋委员长不仅是抗战的领导者，而且是战后新中国建设的领导者”。如此表述在皖南事变后尚属首次，可以说是“我党政策的一个重要转变”。中国共产党不计前嫌，回到抗战初期统一战线下对蒋介石的态度和立场，纪念话语的转变正是中共政治主张与态度的表达。
1942年中共如此重视“七七”纪念，试图利用其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持与国民党的团结，事实上也颇见成效。因局势产生变化，中共“七七”宣言收获意料中的效果。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表态维护了与国民党团结抗战的局面。当然，该次“七七”纪念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中共内部，即中共定位未来政局，统一了全党上下思想。
毛泽东自己也说改善国共关系提出战后新中国方针是一种策略。中共“七七”宣言成为中共战后建国方针的最早制定，既是中共构想未来新中国的表述，也是人民的愿望和需求。当时有不少人意识到该次“七七”纪念有重要历史意义与战略意义，其主要出发点就是认为中共提出了战后建国方针。中国共产党必须做好准备，巩固根据地建设迎接胜利，提供“团结建国”基础。如此方针也影响到战后新中国建设方略。
两个文件的研讨宣传本身也是统一思想的过程。两个文件的学习过程中难免产生争议，而研讨能消除争议，统一思想。这为抗战时期中共发展提供了统一思想基础。
以1942年中共“七七”纪念为切入点，来观察中共借纪念活动维持与国民党团结的努力，不仅关涉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关系，也表明战后新中国建设中愿意与国民党合作。这既是中共政治主张和理念的展示，也是抗战时期中共重大政治抉择的表征。该时期中国最大的现实政治是抗战，故中共借“七七”纪念强调与国民党团结抗战、团结建国，在关键时刻以民族大义为重，积极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纪念的整体过程而言，从中共中央到地方，从党内到党外，恰是中共政治动员的操演，巧妙运用纪念活动这一政治文化手段宣传政治主张。中国共产党维持与国民党团结抗战的同时，也顺势自觉地加强了自身抗日根据地建设，通过研讨宣传两个文件，在根据地进行广泛动员，为战后新中国建设提供条件和巩固基础，中共在此间体现出长远的战略意识。1942年中共“七七”纪念的研究，不仅能加深理解中共运用纪念活动方式的日渐成熟，也能更好地观察中共在革命实践中的成长壮大。
摘自《史学月刊》2026年第５期，原文约27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