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吕薇，北京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药品作为战时重要的战略资源，不仅作用于士兵身体，也关乎其心理，进而影响斗志，对恢复和保持部队战斗力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军队药品资源困难既源于外部环境钳制，又受内部条件制约。中共构建起内外结合的药品工作体系，在挖掘药品生产潜力的同时提升用药与诊疗技术水平，调整用药管理制度，实现兵动药随“人到药到”；通过对伤兵的慰劳、优待与政治教育，抚慰伤兵心灵，重塑士兵生命观和价值观。中共有关方面对人力、物力、政治工作力量等因素的组织与调动，对战争潜力的挖掘，展现出较强的资源汲取力，在其竭尽全力应对伤病的历史细节背后，物质工作与精神工作相辅相成，“救命之药”最终也成为医治士兵的“心灵之药”。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伤兵；用药；政治工作
在20世纪上半叶血与火考验的革命过程中，士兵伤病是一种普遍和必然的现象。在“轻伤不下火线”的部队文化传统下，中共领导下的军队士兵给外界留下“只喊杀敌不说疼”的印象，这看似不合常理，实则蕴藏着中共在医药工作上克服自身困难、扬长避短的智慧。
短缺之痛：战时中共军队的用药困境 伤痛是人类无法逃避的生命体验，在战时更难以救治，也更令人刻骨铭心。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武装力量发展迅速，陆续创建多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战争频仍，军队伤亡人数激增，使原本短缺的药品资源捉襟见肘。药品资源成为关涉部队存亡的重要战略物资，短缺严重影响军队战斗力。战争造成士兵伤亡，药品短缺更加重了死亡和伤残率，药品成为影响军心的要素之一。
与此同时，药品使用中的问题也加剧了医药紧张，进而使士兵产生别样“痛感”。这种“痛感”不仅是生理感受，更源自心理层面，士兵们戏谑医生的行为，正是对军队医药工作不满的一种表达。药品工作不完善更影响士兵心目中的军队形象，不仅其身体的痛苦难以减轻，还造成其心理认知和价值认同错位。药品问题若不加以妥善解决，势必影响中共军队良好的内部关系。在缺乏安全感的战争环境下，为拓展更大的生存可能，部分人产生了强烈的自保心理，甚至固守私利、破坏团结，并不难理解，但这种因资源匮乏而催生的短视行为势必影响整个军队的士气和形象。
尽管存在地域性差异导致的药品供应不平衡，中共军队面临的药品困境各不相同，但医药体系不完善对战斗力造成的影响普遍存在。全面抗战时期，既要满足药品供给，又要兼顾药品管理与使用，成为中共军队医药工作的主要挑战。平衡军队基本医药需求与药品补给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成为中共军队持续探索的重要课题。如果说药品短缺是一时难以克服的客观困境，那么士兵个体的切身痛感是亟需立刻处理的主观感受，因为这种感受在伤兵数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极易演变为一种普遍性共鸣，影响组织凝聚力。
在自身经验、生产能力、技术水平都不足的情况下，向外开拓药品渠道，成为中共军队应对药品短缺困境的首要举措。中共方面通过隐蔽战线构建由医务人员、进步人士、爱国药商、私人医院、传教士等社会关系组成的药品购买网络，耗费了大量资金。除在沦陷区购买药品外，中共还积极寻求国内外慈善团体、国际友人支持，以募捐为名筹集药品。中共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获取医药资源，有效拓宽了军队药品供给的外部渠道。
从权宜之计到自力更生：突破药品困境的技术革新 通过沦陷区等外部渠道获取药品终究是权宜之计，无论是敌伪力量的干扰，还是敌人的严控与封锁，都给药品运输带来极大阻碍。特别是随着抗战形势转变和部队规模扩大，外部获取药品受到的环境制约日益严重。根据地后勤保障人员发现，购买的药品中充斥着大量药商为牟利而炮制的“补药”及稀贵药品，还有因代购之人不懂药品而购入的大量假药，甚至还有“毒药”；在敌伪严密控制的北平、石家庄等城市，私运药品几乎不可行。
仅依靠外部援助也不能完全满足中共军队的战时药品需求。保卫中国同盟发现，美国红十字会和德国红十字会竟然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自己都无法使用的药品和绷带捐给中国。在国共合作遇阻以及日本对中共力量频繁打击的背景下，从根据地外部获取药品变得愈加困难。依靠外部补给药品风险较大，它与中共在抗战局势中所处地位、战时交通等因素密切相关。将发展希望完全寄托于不确定的外部条件，不利于部队的长远发展。因此，提高药品自主生产能力，建立可靠的药品补给体系，就成为中共军队突破药品困境的核心议题。各根据地都有特产土药。
然而，自力更生、发展药品生产面临诸多棘手难题。药品生产是一项技术要求极高的工作，无论是专业科研人员，还是生产技术和设备，对于以农村为阵地的中共军队来说都极具挑战。创业之初，中共军队依靠向外购买设备、学习技术、广泛延揽专业人才来开拓局面。自制药品的使用与普及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阻碍。部分医务人员对自制药品外观、药效抱有成见，有的病员领到自制药品也拒绝服用，有病员因自制药副作用剧烈而不满。自制药品的技术设备有限，制药水平不高、产量不大，导致药效的不稳定。还有因装药品的瓶子短缺，包装不良导致的损坏和浪费。
为使部队有药可用，并保证自制药品能用尽用，中共军队不断通过技术创新来提升药品质量。在破解药品生产难题的过程中，根据地采取了多样化的技术措施，以“少而精”为生产原则，充实药厂，增加生产工具，扩大生产；提高技术，奖励有发明创造和改良技术增产提质者；吸收药剂专家等专业人才。通过这些措施，根据地药厂逐渐从人工作业转向小型机器生产，并建立合理的工厂管理制度，资金投入和采购渠道趋于稳定，生产力得到显著提升，浪费现象明显减少，药厂之间开展厂际互联研究试验，有效提升了研发效率。关于新华药厂的回忆史料也生动再现了中共医务人员突破技术难关的场景。中共军队制药技术提升的背后，是对“一切为了伤病员”宗旨的践行。随着根据地的巩固与扩大，部队力量日益增强以及人才队伍不断成长，中共的药品供应逐步从单纯依靠外部补给走向自主研发生产，为日后医疗卫生工作走向正规化奠定了基础。
兵动药随与辩证施治：中共军队的用药调试 尽管中共军队重视利用根据地土药、中草药资源进行药品研发与生产，但是克服药品困难的过程仍是一场持久战。随着独立自主的山地运动战、游击战成为牵制日军的主要方式，兵员频繁调动成为常态，中共军队的药品补给也呈现“兵动药随”的特点。
然而，兵动药随的方式也伴随着较大风险。恶劣的环境，加上保管经验与技术不足，极易造成药品损坏、浪费，从而影响药品安全。这些问题的根源并非药品匮乏或质量不佳，而在于用药技术、管理制度方面的缺陷。提升军队用药技术与管理水平，形成安全、高效的药品管理与使用常态化机制，是衡量中共军队药品工作成效的关键所在。为此，各根据地建立并完善药品管理与使用相关制度。制度完善对于提高药品使用效率，杜绝浪费与腐败现象具有重要作用。
在重视医疗技术的基础上，中共有关方面进一步提出，医疗工作要避免陷入“单纯的技术观点”陷阱，力图破除“唯药物观念”，对“轻视中医”“鄙视中药”“西药万能主义”“以中药为应付品”等倾向以及当时流行的“百病一针消”“治病必用药”“用药必用贵药、针药”等观念和风气进行抵制纠正。
随着药品生产能力的提升和用药管理水平的完善，自制药的药效和价格在中共军队内得到广泛认同，中医药的普及和接受程度亦在持续扩大。抗战胜利前夕，晋察冀边区伯华制药厂除生产基本常用药外，已能生产售卖妇科药、壮药，甚至还有卫生肥皂，并可以订购其他药品。这些突破物质、技术、人才匮乏等障碍成长起来的药厂，不仅其产品跟随着中共军队南征北战，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还教育和培养了无数信仰坚定、专业精熟的干部。
从“救命之药”到“心灵之药”：中共战时医疗政治工作的辅助作用 经历过残酷战斗而受伤的士兵，精神上往往思虑重重，有的伤势重、伤口疼，急躁、易动感情、好发脾气，有些人重伤致残而产生对个人前途的悲观情绪，或因负伤而以功臣自居。因此，他们不仅需要药品的医治，也需要心灵上的慰藉、鼓励以及适当的解释与教育。围绕医疗救护，中共有关方面开展了与其相辅相成的医疗政治工作，将提高伤病员政治情绪作为医疗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第一，动员各方力量对伤兵进行慰劳、救护，全方位关爱伤兵。对伤兵的尊重、爱护和照顾逐渐演变为中共军队一项政治传统。这些军民互动的生动细节传递着对士兵的深切关怀和高度重视，抚平了战士们的心理创伤。重视医疗政治工作，加强对医务人员的政治教育与提升用药技术是中共医疗工作的一体两面。号召发扬部队友爱精神，通过相互慰问、写慰问信等方式给予伤病员精神慰藉与鼓励，亦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在医药物资极端匮乏的条件下，对伤兵的慰劳与优待一定程度上发挥着稳定军心、巩固部队战斗力的作用。
第二，在伤兵养伤期间实施政治教育，提高伤兵的政治觉悟。在形式上，医院以鲜活、巧妙、能引起伤兵兴趣的新作风开展政治教育，且注重实效性。欢迎伤兵入院与欢送出院的活动备受重视。治疗期间的相关政治教育，旨在将军事技术理论、战争形势、必胜信心等传递给士兵，引导士兵认识到战争的决定因素终究是人，战斗中人力发挥是否理想至关重要。上述教育引导破除了士兵因武器落后产生的畏敌心理，为他们伤愈重返战场奠定了坚实的心理基础。
第三，重塑伤兵信仰，引导其树立崇高理想信念。做好伤兵思想工作是抗战大局下的共识，青抗先、基干队、警备自卫队等在救护中共伤兵、支援中共医院建设方面的重要作用有目共睹。
尽管士兵身体的伤病有时难以在短期内治愈，身体残缺更是永久难以愈合的伤痛，但中共组织对伤兵的“帮助”和“安慰”，通过组织动员所营造的社会层面的慰劳、认可，却犹如“心灵之药”般抚慰着伤兵，成为他们重塑自我、树立崇高信仰和满足社会期待的动力源泉。在中共政治和组织工作的效力作用下，战士的身体意义获得了升华，政治生命愈加丰满，这是一种以士兵心灵为关注重点的全新革命方式——心灵革命。“轻伤不下火线”的战斗意志与“只喊杀敌不说疼”的自我牺牲背后，离不开“救命之药”的支撑，更是“心灵之药”持续生效的成果。这一作用的发挥与抗战背景下中共武装力量壮大、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和人民群众广泛支持是密不可分的。
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时代背景下，革命武装力量规模性扩张带来的大量伤病，成为中共亟待解决的历史性命题，促进了军队医药事业的现代化发展。持续作战引发的士兵伤亡与兵员补充压力，实质上关乎军队组织生命力的存续问题。药品作为维系战斗力的战略物资之一，其配置与使用直接关涉部队建制完整性与动员可持续性，这种双重属性使之成为衡量军队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中共军队药品体系能力的提升既源于军事力量的战略扩张，也离不开根据地建设的保障与民众动员的社会基础。在医药领域，军事斗争、生产自救、技术革新、政治工作和群众路线共同构成了多维支撑体系，通过资源整合实现了功能互补。值得注意的是，战地医疗物资匮乏的现实困境，反而催生了具有鲜明战时特色的卫勤保障机制。这种特殊历史条件下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深刻体现了中共武装力量在极端条件下的自我革新能力。
从“救命之药”到“心灵之药”，中共军队不仅在物质层面的药品供应上倾注心血，更在士兵的精神关爱、政治教育和价值塑造方面给予更多关注。中共军队的药品工作是有形之药与无形疗愈的有机结合，在重塑士兵生命观与价值观的过程中，润物无声地传播着中共军队倡导的新型生命教育理念。在药品物资极度匮乏的条件下，中共军队的诸多努力和种种举措不仅增强了医药体系的韧性，更于无形中缓解了药品短缺带来的压力。士兵个体形成的新生命观和价值观也体现了中共军队特有的政治文化和精神特质。从这一意义上讲，“用药如用兵”亦是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军队药品工作的鲜明特色。
在新中国卫生治理体系的制度建构中，1950年确立的“团结中西医”与“中医科学化”方针构成了指导新中国卫生工作的重要原则，其实践源头正是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在药品补给工作中形成的技术整合传统。通过重新诠释传统医学的治疗价值，中共抗日民主政权不仅在资源受限的条件下完成了现代卫生体系的初步构建，还推动了中医药在科学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创新突破。抗战时期药品工作中形成的复合型卫生资源，实质上构成了新中国医疗制度的原始雏形，其意义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的经验累积，更在于确立了传统医药资源在现代卫生制度体系中的结构性地位。
摘自《民国档案》2026年第１期，原文约24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