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浩，河南大学以色列研究中心、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周林林，河南大学以色列研究中心。
【摘要】19世纪80年代，来自俄国和东欧的犹太移民涌入美国，使纽约迅速成为最重要的犹太聚居中心之一。在接纳和救济新移民的过程中，纽约犹太社团及其慈善机构暴露出救济能力不足、组织涣散、效率低下、重复救济、资源浪费等问题。在进步主义思潮和“科学慈善”理念的推动下，纽约犹太精英发起旨在整合社团资源的慈善联合运动，以“开希拉实验”为早期尝试，最终促成犹太慈善联合会的建立与发展。在这一过程中，纽约犹太社团慈善机制经历了深刻重组，不仅在原则上体现出非宗派和包容性取向，而且在运行方式上引入商业化管理模式，在整合慈善资源、增强筹款能力、提升慈善效能和专业化水平等方面均产生显著成效。纽约犹太社团慈善机制的这一转型，标志着美国犹太慈善事业走向现代形态，有助于缓和社团内部的宗派分裂和文化冲突，优化社团治理结构，增强族群凝聚力，并在促进犹太人社会参与和文化融入、强化公民责任与美国认同、提升美国犹太人的公共形象和社会影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进步主义；犹太社团；“开希拉实验”；纽约犹太慈善联合会；美国犹太认同
纽约犹太慈善事业的发展及其面临的挑战 在美国早期历史中，新移民建立的宗教与文化协会作为志愿团体兴起并发挥作用，主要满足移民在宗教、教育、社会等方面的需求。随着美国中西部的开发以及东部种族、宗派构成日益多元，成立志愿团体成为一种普遍的慈善形式，涵盖形式各异的集会与教堂，并催生了独立的互助协会、福利组织及其他慈善机构。
早期犹太定居者也遵循这一模式，建立会堂，组建互助协会，以承担社团共济和救助新移民的责任，这也成为美国犹太慈善业发展的开端。在希伯来语中，与慈善最接近的词是泽达卡，意为“公正”“正义”。犹太传统认为，慈善是实现上帝公义的要求。犹太律法规定慈善是一种义务，有组织的慈善很早就成为犹太会堂的核心职能之一。在犹太人漫长的流散历史中，慈善始终发挥着缓解犹太人生活困境，增强社团凝聚力，维系族群生存的作用，也是犹太人保持文化和宗教认同的重要纽带。在犹太人定居美国、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慈善也同样不可或缺。在纽约，会堂救济帮助犹太移民在美国生存扎根。
到19世纪40年代，纽约犹太人已建立独立的慈善组织，为穷人提供食物，有效补充并承接了会堂的慈善功能，成为犹太慈善事业的中坚力量。然而，新建立的慈善组织因为彼此孤立、缺乏协调的运作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重复救济和慈善资源的浪费。为此，纽约犹太人主张将类型或救济对象相同的慈善组织合并，但成效不大。
19世纪末，工业化、城市化和大规模移民潮深刻改变了美国城市生活，在带来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引发了令人担忧的社会分层问题。对纽约犹太人来说，东欧犹太移民的涌入不仅对犹太社团原有的慈善救济体系带来巨大冲击，而且一度造成社团内部的分裂。
东欧犹太移民的到来改变了美国犹太社团的结构，让一个相对同质的小型社团变成一个规模庞大、不稳定、多元色彩浓厚的大型社团。早期涌入美国城市的东欧犹太移民一贫如洗，只能依赖犹太组织及慈善机构的救济生活，或者暂住同乡家中，成为寄宿者。贫困还滋生各种犯罪问题。因此，1881年后，每个犹太慈善组织都不得不筹集更多的资金。但由于东欧犹太移民和德裔犹太人之间巨大的文化鸿沟，东欧犹太移民坚持建立独立的慈善组织，这让纽约犹太慈善业的状况显得更加复杂和混乱。纽约犹太慈善和互助机构数量虽多，却缺乏组织性，且名目重叠、理念多元、冲突不断。慈善组织的混乱状况反映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纽约犹太社团内部的分裂状态。分裂还表现为东欧犹太移民和德裔美国犹太人在慈善问题上存在情感隔阂。
慈善困境和社团分裂是相互影响的两个方面。社团内部新旧犹太人之间的文化差异和情感隔阂导致慈善组织各自为政，同时存在重复设置的情况，造成慈善资源分散和浪费，慈善组织之间的对立和排斥又进一步加深了社团裂痕。因此，对纽约犹太社团来说，在不同背景的慈善组织之间开展协调，建立高效的慈善联合运行机制，是破解慈善困境、解决社团内部分歧的迫切要求。面对美国新的社会和文化环境，犹太慈善也需要助力新移民在美国扎根和发展，尽快适应并融入美国社会。
进步主义影响下的纽约犹太慈善联合运动 在纽约犹太人陷入慈善组织管理困境之时，美国的慈善事业正经历着一场变革，开始朝着科学化和专业化的方向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工业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富人群体迅速增长。然而，财富的增长并没有实现分配的公平。美国农业陷入衰退，农民生活艰难；工薪阶层工作环境恶劣，缺乏基本保障，生活水平低下。这一时期兴起的进步主义思潮抨击“垄断企业”和“特殊利益集团”，主张追求公共利益，相信科学和专业知识解决社会问题的潜力。效率原则是美国进步主义时代核心的意识形态之一。这种对效率的追求是推动美国慈善事业朝着科学化和专业化发展的动力所在。
进步主义时代，富人们也开始转变慈善观念，以回应社会焦虑。他们主张用系统性策略解决社会问题，注重研究社会现象及其根源，将商业思维和机制融入慈善实践，提倡“科学慈善”。那个时代的社会福音运动也开始对社会矛盾和问题作出回应，福音派试图通过圣经中关于慈善和正义的原则来改善工业化社会，强调社会正义的重要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基督教慈善观从“个人救赎”到“社会正义”的转变。受其影响，美国犹太人也强调对社会正义的追求。自由主义新教和改革派犹太教形成了它们对现代性相似且独特的回应，强调运用宗教伦理，通过慈善和切实的社会行动来解决现代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和不公。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进步主义与科学慈善理念的影响下，美国各地的社区领导人尝试利用联合筹款，来推动集中性的资源为社区工作所用。这是当时协调慈善事业发展的新方向。联合运动的支持者希望通过建立以联合会为核心的伞形结构，将从事独立筹款的各种机构聚集在一起，集中精力以联合会的名义进行单一的、年度的、联合的筹款，再将筹集到的资金分发给各个组织。其直接目的是消除或减少各慈善组织单独的、竞争性的、重复的筹款活动。1895年，波士顿犹太慈善联合会的成立标志着美国第一个犹太慈善联合会的诞生。辛辛那提在1896年建立犹太联合会，成为第一个取消附属机构独立筹款权力的城市。
1908年，纽约犹太人曾试图效仿其他城市建立慈善联合会，但机构之间竞争激烈，拒绝联合，最终只是建立一个由12个机构组成的松散联盟。这次失败表明纽约犹太社团内部存在较强的利益竞争；社团不倾向于建立联合会，不认为联合会可以在财政和功能上有特别的优势。同年，纽约犹太人为改变慈善业的混乱状况，尝试建立社团联合组织“开希拉”，作为全面处理犹太人内部事务的中央机构，代表纽约犹太人发声。然而，纽约开希拉对慈善机制的改革成效不大。由于多数成员组织对纽约开希拉认同感不强，仍孤立地为自身业务筹集资金，导致纽约开希拉经常面临资金危机，并最终走向解散。虽然纽约开希拉成效不足，但建立统一高效的慈善管理机制的想法越来越被广泛理解和接受。一战期间的大规模筹款运动促使纽约犹太慈善联合运动发展到新水平。
从“开希拉实验”到犹太联合分配委员会的筹款实践，再到犹太慈善联合会的建立，纽约慈善联合机制经历了逐步转型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虽然德裔犹太人因经济实力始终掌握领导权，但社团内部实现合作的可能性不断增强并得到充分验证。纽约犹太社团在慈善活动中对联合、开放、普惠和效率的强调得到广泛认同，并在纽约犹太慈善联合会的非宗派理念和商业化的运行机制中得到充分表达。
纽约犹太慈善联合会的非宗派理念和商业化机制 纽约犹太慈善联合会的意识形态基础是非宗派慈善理念，这一理念是美国慈善思想和犹太教泽达卡传统融合的产物，指导了联合会的制度设计和实际运作。非宗派慈善理念根植于美国的志愿精神，这一精神在美国有悠久的传统，是一种超越个人私利的利他同情心和对群体、社会的责任感。在进步主义时代，勤奋经营事业的个人主义者不再是理想的公民，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每个人都应致力于集体责任的信念。这种对公共参与的推崇，在慈善领域转化为一种超越宗派界限，强调公民社会责任感，并面向全人类的普世主义慈善观。
非宗派慈善理念符合犹太人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需要。对美国犹太人而言，突破宗教限制，从事普世性的慈善，意味着消除孤立印象和避免反犹风险，意味着同美国主流社会分享共同的价值体系，最终成为合格的美国公民。非宗派慈善理念契合犹太传统，是对犹太慈善传统的现代重构。因此，犹太教的慈善传统并未排斥“外邦人”，本身就蕴含着一种普遍的社会责任感和人道主义原则。
纽约犹太慈善联合会在制度设计和实际运作方面，将非宗派慈善理念运用其中，强调慈善的普世性，提高个体的参与度，以效果为导向。联合会拥有实施年度筹款和分配的权力，其附属组织的相应权力被取消。联合会筹款依据每个附属组织提交的预算，直接向个人发出呼吁，中间较少掺杂宗派和集团利益。在制定目标计划时，联合会通常会避开有争议的意识形态问题，避免对某一特定群体的文化目标表达认同，表现出一种对社团文化冲突的超然态度。社团越是多元化，联合会就越试图在相互冲突的目标中尽可能保持中立。通过非宗派慈善理念，联合会将原本分散且互有隔阂的慈善机构整合为专业化的筹款与管理机制，不仅化解了内部竞争，而且跨越宗教界限，为更广泛的社会群体提供慈善服务。联合会的救济对象涵盖了犹太和非犹太群体，体现了无差别的救助原则。
非宗派慈善理念有助于纽约犹太慈善联合会确立商业化的运行机制，这一机制对纽约犹太社团慈善事业的转型至关重要。联合会用单次大规模筹款取代众多小规模筹款的方法有显著优势。通过专业的调查研究和预算制定，可以节省、优化资源，减少重复性或竞争性筹款。与年度慈善晚宴相比，商业化的运作方式可以降低筹款过程中的成本。
商人理事会将各行各业进行划分，并建立相对应的负责部门；每个部门指派一个代表委员会，负责收取该行业所缴纳的款项。每个行业有影响力的领导者需要走访其所属行业的从业人员，形成类似行会的组织形式；行业从业者则按照自己所拥有的财富比例进行捐赠；虽然不强制捐赠，但拒绝承担自己捐款责任的人可能会受到同行的指责。纽约犹太慈善联合会以商人理事会为核心建立了一种自愿性的筹款分担机制，将资金压力合理分摊给所有人。商人理事会不断扩大筹款范围，以回应不断增长的需求，并在此过程中建立了精英和基层的联系，将联合会与纽约犹太公民的社会和经济生活联系起来。商人理事会还是协调慈善活动中富人主导和群众参与之间关系的重要媒介。纽约犹太慈善联合会发展了现代筹款技术，主要充当其组成机构所筹资金的清算所。纽约犹太慈善联合会早期领导人多来自商界和银行界，他们将资本积累、信托管理、遗赠规划等商业手段引入联合会的筹款活动和分配机制中。为防范不当募捐和敛财风险，联合会成立之初就注重对募集资金的监管和分配，反对脱离预算的大规模筹资。但是，20世纪20年代，这一规定被逐渐打破。
纽约犹太社团慈善机制的现代转型及其影响 纽约犹太慈善联合会在践行非宗派慈善理念和商业化运营机制方面的努力，对整合不同类型慈善机构、推动联合慈善、促进犹太慈善事业的良性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也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纽约乃至整个美国犹太慈善事业的现代转型。
纽约犹太社团通过联合会机制，将慈善从传统的宗教互助转化为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公民责任。但是，19世纪末纽约犹太社团面临筹款困难、慈善组织分散等问题，单纯依靠前现代的宗教感召的慈善模式在实践中已经难以为继。经济条件差异、群体间的文化及情感隔阂，进一步制约了对共同慈善的责任担当。联合会机制吸纳了美国志愿精神与进步主义对效率的追求，使犹太慈善转变为一种可操作、制度化的公民责任，从而提升了社团成员对慈善及其他公共事务的参与度。对纽约犹太人而言，具有公民责任属性的慈善呼应了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也契合他们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现实需求。
联合会机制使纽约犹太慈善事业由混乱无序、竞争重复走向组织化、专业化和科学化。20世纪初，美国的大型慈善组织越来越多地反映出大企业和大公司的资本实践。不同于早期社团的松散联盟，纽约犹太慈善联合会以现代企业和公司为范本，设置不同机构展开工作。除了组织架构，统一拨款是联合会组织化的最核心特征。联合会消除了竞争性、重复的筹款活动，优化了筹款流程，提高了整个社团对慈善事业的有效参与度，促使筹款总额大大增加。
纽约犹太慈善联合会推动了犹太慈善事业从前现代的个人救济到现代的社会服务的转向。纽约犹太社团慈善机制的现代转型有助于弥合社团内部的文化分歧，增强社团凝聚力，并强化犹太族群认同。联合会不仅是一个筹款机器，更是社团内部不同群体互相沟通、增强认同感的平台。在联合会框架下，社团领导者越来越理解和同情东欧犹太移民，关注他们真正的诉求和身上的活力。以联合会为核心的慈善和社会服务网络成为美国犹太人表达自我意识，展示族群认同的主要工具。慈善所创造的犹太人团结超越了意识形态、国籍和宗教习俗的差异，缓和了美国犹太人融入冲动与族群生存之间的紧张关系，为在这些问题上存在深刻分歧的人提供了一种能够达成共同目标的话语。联合会机制把分散的慈善活动整合为统一的、面向全体犹太人的公共空间，弱化了宗教和地区差异，塑造了一种以相同文化、教育和社会服务为基础的族群身份。
纽约犹太社团慈善机制变革和现代转型反映了犹太社团治理模式的美国化，对促进犹太人融入美国社会、强化美国认同产生了积极影响。纽约犹太慈善联合会对经济和效率、社区建设和公民参与的重视是美国进步主义所关注的领域。犹太人将社区慈善视为社会正义的行动，认为犹太传统帮助塑造了美国价值观，对美国生活做出了重要贡献。纽约犹太慈善联合会通过致力于非犹太人的社会福利，并参与美国公共事务，进一步促进了犹太社团获得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可。
纽约犹太慈善联合会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体现了美国犹太人主动吸收并运用美国价值观念、法律政策与社会思潮，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生存需求。联合会为犹太社团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主张参与公共事务，强调公民责任，将原本松散的社团重组为一个现代公民团体，这种模式在未来的发展中牢牢占据主流。通过这种方式，联合会助力美国犹太人构建了一种积极的美国认同。以联合会为核心的社会福利网络不仅服务犹太人，而且通过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帮助非犹太人，向美国社会传达包容性和进步性的理念，推动了美国慈善服务网络的完善。
从本质上讲，19世纪末至20世纪早期纽约犹太社团慈善机制的转型，是以慈善与公共福利运动的形式，重建一个既能保障犹太人团结统一，又契合美国理念和现代社会要求的社团。尽管早期移民美国的犹太人与19世纪末移民美国的东欧裔犹太人在融入美国社会这一总体目标上达成了共识，但社团内部文化冲突剧烈。在宗教观念、职业构成、政治态度及社会心理等方面，占人口多数的东欧裔犹太人与早期移民美国的、少数富裕的德裔犹太人之间存在深刻的分歧，难以实现和解。在此背景下，慈善成为纽约犹太人开展内部对话、弥合冲突的关键领域，推动他们在政治、教育、宗教、文化等领域进行调整与适应，以实现成功融入美国社会的目标。这种以慈善为纽带的社团治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犹太社团内部的冲突，有力地支持着纽约犹太人发展成为一个具备完善救助机制、治理结构现代化的成熟社团，同时也为整个美国犹太社团的治理与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典型模式。
在多元性与竞争意识强烈的美国，纽约犹太人逐渐意识到，慈善不仅是为了履行宗教责任或解决社团的物质生存问题，而且是表达群体意识与社会观点、向社会展示族群形象的重要途径。早期移民美国的德裔犹太人凭借在经济与政治领域的先发优势，把握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在经济、金融与教育领域取得显著成就，成为与主流社会沟通的关键桥梁。同时，他们将对财富、慈善的理念以及对美国文化的认同，转化为协调社团内部关系的有效方式。而19世纪末移民美国的东欧犹太移民则通过参与慈善联合运动，投身慈善机制转型，在宗教传统与世俗化、现代化之间寻得共同载体与有效媒介，展现了自身独特的文化活力，将“文化适应而非同化”这一核心议题推至美国犹太政治的前沿，影响了犹太社团在重大公共问题上的决策。
纽约犹太慈善机制转型促使犹太慈善事业成为美国慈善事业中引人注目的有机组成部分，以双重路径深刻塑造了美国犹太认同与犹太形象。一方面，在犹太人内部，慈善是维系族群凝聚力与文化延续性的核心方式，各类慈善组织在慈善活动中强化了犹太人的集体意识。另一方面，纽约犹太慈善机制转型强调志愿性的公民意识和非宗派慈善理念，主动借鉴美国商业管理模式，采用科学化管理方法，推动了犹太社团的现代化与美国化进程。慈善不仅助力犹太社团在美国发展壮大，而且将犹太人塑造为负责任的美国公民，成为犹太人融入美国社会、提升公众舆论影响力的重要载体。
摘自《史学月刊》2026年第３期，原文约23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