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欣，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摘要】中国协会是1889年英国涉华商人在伦敦自发成立的旨在促进英国远东贸易发展的商贸联合组织。中国协会成立后，积极应对远东各项涉华商务，特别是19世纪末期远东危机爆发时，面对德、俄、法等国掀起的破坏贸易均等规则、瓜分中国领土的浪潮，中国协会积极奔走，出谋划策，有力地协助英政府摆脱了远东危机。基于在此次危机中的出色表现，中国协会的影响力大幅提升，由单纯的商贸组织转型为集政治、经济、外交等多元职能于一体的“商业巨鳄”，深刻地影响着英国对华政策的制定与调整。
【关键词】“中国协会”；19世纪末；远东危机；英国因应
1889年，英国涉华商人在伦敦自发成立了中国协会，主要代表英国公司在中国、中国香港和日本的贸易利益，协作共促远东贸易发展。协会成员不仅有太古洋行、怡和集团、鲍德温公司和壳牌石油公司等英国重量级中国资产公司董事会的核心人物，还包括众多英国国会议员以及曾在远东服役的退休领事和军政官员。协会的主要职能是游说英国政府和中国当局做出对其成员有利的举措，并对相关部门施加积极影响。因利益的趋同性，中国协会早期与伦敦商会、各地方商会及英国工业联合会是平行的同级组织，时常联合行动。后因中国协会会员的资历和背景深厚，其职能范围亦随着团体组织的扩大而不断拓展，上海、横滨、海峡等分会相继成立，至1895年，中国协会已是名副其实的英商在华各级组织的统领者，特别在19世纪末“远东危机”中表现出色，一跃成为左右英国制定和调整对华政治、经济战略的重要参谋机构。然而，因涉及政治和商业机密，中国协会这一“商业巨鳄”轻易不以集体或团体的形式出现在公众媒体里。
中国协会成立的时代背景与职能定位 英国以武力打开中国大门后，开始对华实施“非正式的”殖民政策。事实上，在华英商也早有深度参政传统。1860年以后，英国控制了中国海关，假海关之手干预中国的内政外交，从而长期在中国最富庶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对外贸易、工业化中独占鳌头。英国还以“片面最惠国待遇”制定了对华贸易准则，成为西方各国对华商贸的领头羊和代言人。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885年，彼时英国的商业和军力在欧洲有了对手，俄、法、德、日开始挑战英国在中国的霸权地位，对中国外围领土觊觎蚕食。1885年，俄国占领朝鲜济州岛，法国占领安南，日本进逼台湾，德国抢占英国对华军火生意，英国在华霸权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而英国在华的巨商大贾也非铁板一块，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彼此之间亦在激烈博弈。在华英商颇感危机，集体上书时任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求其批准在外交上协助英国公司与德、法等国的在华贸易机构竞争。这表明，在激烈的国际国内竞争中，英国在华商人一方面迫切希望依靠本国在华的政治地位维持其贸易优势，另一方面意识到其集体意志的表达和诉求不能只寄望于商人群体上书，而应该有一个固定的参政渠道和媒介。
基于此，1889年３月４日，英国涉华商人在伦敦泰晤士河畔的茅屋俱乐部举行了一次大型晚宴，主题是为赴远东贸易的英商饯行。当主持人邓特爵士提议将此次正式聚餐作为一年一度的盛事坚持下去，并成立一个永久性的英商联合机构时，立即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中国协会由是应运而生，其成立的1889年正是英国感到风雨欲来，意图维系其对华优势地位的关键时刻，协会可谓适时而立。1890年３月，中国协会举办了第一届年会。自此以后，中国协会定在每年３月召开年会，协会主席任期一年，每年年会以公开选举的方式换届。随着会员的增加，中国协会的影响力不断攀升，势力范围亦在不断拓展。
中国协会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会员的准入费、会费和捐款，协会资金交由汇丰银行管理。随着协会的拓展，英国国内对对华贸易感兴趣的人逐年增加，他们在协会名誉主席冈迪的鼓励下积极入会。至1897年，中国协会进一步拓展常设机构，加强财政管理力度，以应对日常业务量的逐年递增。中国协会的基本组织架构是基层投票选举制和全员议会制，其基础行政建置是常设性质的委员会，每年的年会既是全员性质的年度业务议会，亦是委员会换届选举的普选大会，会议皆由总委员会主筹并协调。协会总委员会设在伦敦，统领分布在远东的各分会，每个分会亦分别设有分委员会。
中国协会成立后，以商干政以利于商，很快就有了数次成功案例，致追随者日众。成立不到一年，就吸纳了111名与中国有着盘根错节关系的政界、商界、宗教界名流，时在华极具竞争力的怡和洋行、太古洋行、宝顺洋行、沙逊洋行、仁记洋行的主要董事和股东从协会成立伊始就在协会委员会担任要职。威妥玛、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都曾当选主席，怡和洋行高管耆紫薇曾任执行主席，其他曾任主席者如宝顺洋行执行官邓特、怡和洋行主管渣颠、汇丰银行创始人萨瑟兰、英国远东最高法院始创人及首任首席大法官洪卑爵士等皆是有着深厚的在华政商背景的名流。协会成立初期，就实现了英商趋同利益的捆绑与多元力量的整合。这些具有政商双重背景的委员们通过这个联合体能准确迅捷地表达其对远东政治经济的集体诉求。成立不久，中国协会总务委员会就被公认为英国在华商业利益的代言人，其职能和作用也获得了广泛认同。
随着各色成员的增加，中国协会的职能逐渐超出了原初设定的商贸功能。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协会是英国国会议员、英国公众清晰认知远东形势、了解中国文化的最佳平台。协会每年都将其主要成就、年度要事等信息结集成册，及时分发给政府相关部门及各个支会，以此实现中英商贸信息、时事动态的传播与对接。除作为信息平台外，协会还肩负新成员的教育功能。李提摩太提出在伦敦举办长期系列技能教育，在青年学生赴远东之前教会其中文，并指出这些预备性教育应不惜代价地实施，获得中国协会成员的一致赞同。
可见，早期的中国协会除了商业职能外，已初具后继会员的培育功能和跨国政治煽动功能。中国协会成立的初衷就是通过商业人群的集体诉求来左右英国政府对华政策的走向，主要目标就是把大家共同关注的英国在华商业福利依赖问题提升到政府关注的核心层面。这种提升意识与中国协会的座右铭“联合就是力量”高度契合。基于此，协会从成立伊始就特别注重吸纳和结交英国涉华的达官显贵和中国重臣来实现其对华贸易诉求，并以此来维系和拓进英国长期以来对华贸易的绝对优势。1895年，中国协会委员会得知窦讷乐即将赴华出任公使，立即向其发出宴会邀请。窦讷乐虽因日程过紧未能赴宴，但仍亲笔向协会致信鸣谢。1896年，李鸿章访英，中国协会特将每年３月举行的年会推至８月。８月７日，中国协会委员会召集协会重要成员以最高规格的宴会形式先行接待了李鸿章。协会委员会听说李鸿章很想见他以前认识的英国朋友，于是竭力攀附与李在华有过交集的英国人来引导他与英国商贸、财经的首席代表接触。李鸿章访英的政治后果虽未直接显露，但其潜在影响深远。据悉，李鸿章对其在英所见的（极度）富庶及高度组织化的行政系统印象深刻，这为其后来同意向英国借款并且暂不加关税等举措埋下伏笔。
总的来说，中国协会不具有政党性质。即使中国协会的领导者一直回避和否认其政党性，但英国国内的各种政治观点与国外的政治风云却实时反映并渗透在这个团体之中，中国协会无形之中卷入了诸多披着商业外衣的政治纠纷。在多渠道积极向英国政府献言献策的过程中，中国协会逐渐发展为英国制定和调整对华政策不可或缺的隐形舵手，这一点在19世纪末期的远东危机中有充分体现。中国协会经此一战，其职能范围和社会地位皆发生了切实的转变。
中国协会深度干预“远东危机”与英国对华战略调整 1895年对英国而言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英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中立态度给了俄国可乘之机，俄国联合德、法成功上演“三国干涉还辽”，使清廷开始以俄国为“真正的朋友”。自此，俄、法、德甚至日本也加入挑战英国在华霸权地位之列。确切地说，1896年以前，以中国协会为主导的英商群体基本守住了对华贸易优势。列强的外围挑战并未从根本上动摇英国在华如日中天的霸主地位。即便在遭遇列强严重挑战后的1896年，英国仍保持着对华贸易的绝对优势。
1897年11月，德国借口传教士事件占领胶州。这令英国政府面临着艰难抉择：一方面，德国的行动可能会引发列强对海军基地和对华贸易的全面争夺；另一方面，英国若在远东对德国让步，意味着其必须对该地区的政策作重大修改。正当英国踌躇之际，法国随即提出云南、广西、广东予其独占，在雷州半岛建一个海军基地，并任命一位法国人入职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对于德占胶州，俄国第一时间表示同意。对英国而言，这无疑释放了一个破坏贸易机会均等和最惠国待遇的危险信号。紧随其后，12月俄国就将军舰开进旅顺港。对俄占旅大，中国协会立即提请英政府对抗。英公使窦讷乐随即指斥俄国，然穆拉维约夫却完全否认其进占旅顺缘起德占胶州，称纯粹是为了方便停泊。这意味着德俄两国已向英国一贯主张的以“保持中国领土完整”“贸易机会均等”为核心的对华非正式殖民政策发起了正式挑战，瞬时成为欧美都在关注的政治问题。对此，中国协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他们担心英国政府在对待俄国占领旅顺港这一突发事件上的立场不够坚定。中国协会为此积极奔走游说，促使许多政要开始高度关注远东危机，舆论开始向中国协会方向倾斜。在有利的社会舆论下，中国协会与英外交部频繁接触，中国协会总部与各分会通力协作，轮番向外交部上书，其间协会主席同步频繁约见索尔兹伯里，且对内一再强调要团结一致。
在中国协会的策动下，以窦讷乐为急先锋的英国驻华使团与首相索尔兹伯里就远东危机的应对策略反复商榷，最后达成一个以不变应万变的中庸之策，该政策的核心仍建立在满足以中国协会为首的华商利益的基础上。可见，中国协会于英国对华政策影响之深。反过来，以索尔兹伯里为首的内阁也对中国协会主要委员所经营的公司和企业进行了政治和商业设计。
中国协会合纵连横的实操影响及其改革倾向 中国协会成立后，就以其重量级的群组成员担起了英国对华商务和战略策划“领头羊”的职责，迅速发展壮大，很快形成了相对清晰的情报传递与反馈链：首先由协会的地方分会成员发现问题，然后进行实地调查取证，之后通过函调、议会形式经伦敦总部、国内外涉华贸易机构和组织的多维协商，确立解决问题的办法，形成既定文案后再以电信等形式多渠道递交政府职能部门。中国协会及其分会之间的信息传递与反馈机制与之类似。基于深厚的人脉基础和良好的信誉，中国协会在应对1897—1898年远东危机时的方案及建议大多被英国政府高层高度采纳。
综上，1895年后，英国对华政策的制定、调整及出台，主要基于中国协会由下而上地向英国国会提供信息源并施加影响力。但英国对华政策的出台并不完全取决于某个政界或商界要人，最终的通过仍取决于重要选民（议员）的投票支持，而作为一个精英群体的中国协会天然就拥有重要选民的优势，因此其重要性自不待言。自远东危机后，中国协会虽未改变其既有职能，但开始以渐进的方式进行改革，以此保证他们能长期且深度地影响英国政府对华贸易的政策，继而在贸易基础上开拓工业财富。可见，中国协会的政治意识进一步增强，意识到他们对当局的深层影响力更取决于本国选民的支持。中国协会因此开始遍访全英，宣讲本国在远东所拥有的巨大利益，以此引领公众意见，形成对国会议员的有利影响，进而左右政府当局的决策。1899年之前，中国协会已在兰开夏郡和约克郡进行相关宣讲，取得了良好效果。
总的来说，中国协会是英国一贯奉行的重商主义政策深入远东地区后，为克服与本土长距离地理隔断而衍生出的一种双元性的自发链接，其本质是一种基于多维资源整合后的致力于自我保护和自身发展的社会组织，而其后天在远东危机等对华关键期的贡献与成就强化了其与本土核心层更深度的双向链接。其最初设定的主要职能就是为了将英国涉华利益的代表凝聚在一起，减少内部竞争，一致对外。在这一方面，中国协会无疑是成功的，不仅协会的商业从业者之间密切合作，而且采用各种手段拉拢军政人员入会，组织扩展迅速，成立不久，几乎所有的条约港都有了中国协会的会员。中国协会的特别之处在于其成员都是对中国感兴趣且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政商界精英，因而协会的影响力远超其预设的职能范围，形成不同阵线的合力，其组织架构合理，信息反馈机制灵活，很快就以其政治、经济、外交等多元化职能，成长为一个庞大的隐形“商业巨鳄”。这头“四肢”在远东，“心脏”在伦敦的“商业巨鳄”占据了地缘政治优势，一方面通过其在远东的政商界大佬、中国通、驻华公使等实时反馈前线的动态情报，一方面又通过伦敦总部的精英群体与英政府高层及外交部进行直线链接，因此，它在1897—1898年的远东危机中表现亮眼，致其政治倾向性得以进一步凸显，社会综合影响力大幅提升，成为英国政府高层制定和调整远东政治、商贸及外交政策的重要参谋。另外，远东危机也暴露了中国协会在英政府高层决策中的一些局限性，中国协会提出的不占中国领土、与俄国多维媾和等谏言未被完全采纳，甚至被忽略。中国协会的恐俄思想也体现了一定的狭隘性。但中国协会很快作出调整，先以其惯用的双管齐下的政商双重渠道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再利用其一直掌控的独家权威性的信息源，拉拢有涉华利益的各界精英阶层，迅速构建更加完善和规范的组织运营模式，与英政府高层保持良好互动，因而得以长期左右英国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和制定。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协会以其具有前瞻性的发现问题并能提供解决问题的实操能力使之在一众涉华机构中脱颖而出，而其自身也在各种实操性的历练中不断成长和壮大。如其致力的西江至南宁段开放问题、厘金问题。在中国协会的不懈努力下，西江至南宁段实现了对外国船只开放，厘金在两广总督的监视下相对公正地执行，中国协会又催促英政府争取开放湖南的条约港，永州于1899年得以开放。中国协会进一步提请内陆水道应对所有外国轮船开放。随着信誉度和影响力的增加，中国协会也逐渐向专业化的管理迈进，公开招募商业专员，甚至出资1000英镑以聘良才。至1900年，中国协会已有近700名会员，其中约有一半在中国，其重要性已被公众认可。
1900年庚子事变的赔偿问题进一步验证了中国协会的预见性和成熟度。时中国协会对某些国家提议通过简单的大幅提升关税来为国际贷款作担保的建议提出强烈抗议。中国协会认为，尽管提高关税是可以接受的，但此举除了威胁贸易扩张之外，只会破坏解决当前不满的可用杠杆。中国协会指出英国不要聚焦于赔偿问题，而是要坚定不移地贯彻门户开放政策。由此可见，中国协会的商业战略眼光和政治远见都较远东危机时更上一层楼。毫无疑问，中国协会在远东危机中的出色表现不仅使英国政府摆脱了政治军事困境和国际舆论压力，更使中国协会这个商业利益团体本身在官方视阈中正式超越了既定的商贸职能，获得了更多的参政议政机会，继而在国内国际等多种问题的处理上不断提升自身的凝聚力、号召力和话语权，成为英国政府不可或缺的智囊团。
1903—1904年，中国协会上海分委员会要求中国协会与中国联合会合并，还为此召开了一次特别大会，但该提案再次以微弱劣势被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国共内战愈演愈烈，特别是国民党对上海等重要城市的封锁，致英国公司的经营环境日益困难，中国协会在此期间竭力提请英国政府干预，英政府遂实施了适当的干预行动。1950—1952年，许多英国公司离开中国，中国协会想方设法确保英官方采取行动保护英国在华资产和公司，并满足赔偿要求。搬离中国大陆后，中国协会继续存续，且每季度都会与一位杰出的演讲嘉宾共进午餐，分享其对中国的看法、见解和智慧，后来改由中英贸易委员会管理。
摘自《史林》2026年第２期，原文约28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