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朝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作为中国史学科的一门分支学科，台湾史研究是推动新时代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近年来，大陆台湾史学界围绕台湾史“三大体系”建设与创新，从各自领域出发，推动台湾史研究不断走向深入。
重视史观问题，推动台湾史理论建设 台湾史是兼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特色学科，台湾史理论建设涉及台湾史研究的基本立场、历史观、方法论等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史观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岛内台湾史研究日渐受到“台独”史观的侵蚀，部分台湾学者以突出台湾“主体性”的名义，力图将台湾史与中国史割裂。大陆台湾史学界基于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始终坚持中国史观、统一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大陆台湾史学界在开展台湾史实证研究的同时，重视从史实出发，针对“台独”史观谬论进行深入剖析与批驳。
无论围绕史观问题，还是台湾史“三大体系”建设，台湾史理论建设都将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台湾史学界的一项重要任务。近年来学界围绕史观问题和台湾史“三大体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已奠定良好基础，并具有借鉴意义。一方面，学界对“台独”史观的辨析与批驳，对“两岸一体史观”等正确史观的建构以及对台湾史“三大体系”建设的思考，都离不开具体领域、具体专题的实证研究；另一方面，学界也从问题意识出发，通过坚实可靠的实证研究，针对具体领域、具体专题，形成具有理论指导意义的历史解释体系。台湾史学界应加强理论自觉，继续以扎实的实证研究为基础，结合具体领域、具体专题，持续推动台湾史理论建设，使台湾史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形成有机联动，以无可辩驳的史实破解“台独”史观的种种谬论，牢牢掌握台湾史话语权。
研究重心转向清代和战后，部分领域有待加强 台湾史的研究对象是自古以来台湾地区的历史。就研究时段而言，台湾史可分为史前与早期、荷据、明郑、清前期、晚清、日据、光复初期、1949年后等不同时段的台湾史；其中清前期和晚清可合并视为整体的清代台湾史，光复初期和1949年后则通常被笼统地称为战后台湾史。由于历史研究需要一定的文献资料作支撑，台湾史研究自发轫以来，即偏重明清时期和近现代台湾史研究，且研究重心呈现由古及今、逐步后移的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清代台湾史是台湾史研究的热门领域，进入90年代后，其地位逐渐被日据时期台湾史取代。这个趋势在岛内台湾史学界尤为显著。至21世纪，台湾史研究的重心又进一步向战后台湾史、特别是1949年以后的台湾史转移，战后台湾史研究在两岸台湾史学界都成为重要的学术增长点。不过随着大量明清时期台湾档案的出版，近十余年来，清代台湾史研究再次受到大陆学界的青睐，并重新焕发生机，清代和战后成为当下大陆台湾史研究最为关注的两个时段。
台湾史研究还可按研究领域、专题来划分。与台湾学界更偏好社会经济史不同，大陆学界的台湾史研究偏重政治史、“涉外关系”史、两岸关系史以及思想文化史。结合研究时段与研究专题，从近年来成果发表情况来看，大陆台湾史学界在以下几个领域成果尤为集中：其一，清政府理台政策研究；其二，1949年后的“涉外关系”研究；其三，日据时期与战后台湾思想文化史研究；其四，中共台湾地下党史与台湾革命史研究。
除以上相对聚焦或者说“热门”的研究领域外，围绕荷据时期台湾史、清代与战后台湾政治、经济及社会等议题，学界的相关研究也在继续推进。总体而言，从研究时段来看，大陆学界对荷据、明郑以及日据时期台湾史的研究相对偏弱；就研究领域或研究专题而言，社会经济史研究有所不足。当然任何学科的研究重心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都属正常现象，不可能也无须强求真正做到均衡。只是台湾史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都还在发展完善过程中，大陆学界有必要“保强扶弱”，在保持既有热门领域优势的同时，尽可能补齐短板。与中国其他地区的历史相比，台湾史较为特殊的地方主要体现在日据和1949年后这两个时段，深化日据和1949年后台湾史研究，不仅有利于完善台湾史学科体系与学术体系，也有利于正确处理台湾史的共性与特殊性，使台湾史更好地融入中国史的整体叙事。
关注跨学科研究，推动学术创新 台湾史作为地方史、区域史，在学界多年耕耘之后，除个别时段外，不易开辟新的领域，台湾史研究创新需要借助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的转变，尤其是与其他学科以及历史学研究前沿的对话。跨学科研究在台湾史研究领域有较为深厚的传统。大陆学界专门从事台湾史研究的学者数量比较有限，不少研究者是从事其他领域研究时兼及台湾史，像“涉外关系”史、思想文化史、经济史，很多研究者还来自历史学之外的国际关系、文学、经济学等学科。非历史专业学者的跨学科成果，或存在一手史料运用不够充分、欠缺历史纵深感等问题，但近年来学科融合的趋势日益显著，一些跨学科研究者自身也重视一手文献与历史学方法的运用，因而不乏优秀的跨学科成果。这些成果甚至不局限于以往较为熟悉的国际关系、思想文化史等领域，还包括来自理工科领域。
台湾史学界也有意识地加强与其他学科的对话，不仅与中国史其他分支学科，也与世界史以及历史学之外的其他学科展开对话。台湾史的几个热点领域大多体现了这种跨学科的特点。近年来台湾史学界倡导海疆与边疆治理研究对话，旨在以台湾史联结海疆史与边疆史研究，为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不仅体现了跨区域研究视野，更具有鲜明的跨学科特色。海疆与边疆治理研究正带动台湾史研究形成新的热点，推动台湾史研究进一步深化。这种跨学科对话一定程度上也凸显了台湾史学科对于其他学科的借鉴意义，从而有助于台湾史学科突破“小众”学科的限制。
台湾地处我国东南海疆，历史上多次受到外国势力袭扰，甚至侵略、殖民。研究台湾史，不仅要在中国史视野下，结合中国史的问题意识来考察具体问题，有时候还需要将视野进一步从中国史扩大到世界史、全球史。不过必须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世界史、全球史视野与“台独”史观的“同心圆”理论完全不同，不是跳过中国史，将台湾史与世界史、全球史直接联系，而是从中国史出发，既看到台湾这个区域，也看到更广阔的外部世界。未来学界可以继续借助该视角，进一步推进明清之际、日据以及1949年后台湾史研究。
为避免研究碎片化，也为了全面、深入揭示台湾史的发展规律，学界不仅从空间维度不断拓展研究视野，包括将其与中国其他区域的历史联系起来考察的海疆与边疆治理研究对话以及从世界史、全球史视野进行的研究等，还从长时段、整体史角度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近年来清代台湾史研究的新突破，一定程度上即与打通了清前期与清后期的时间界限，贯通式观察清政府的理台政策有关。
总体来看，近年来台湾史研究适应新时代台湾史学科发展的要求，尤为重视史观问题与台湾史理论体系建设，为继续深化台湾史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学界在清政府治理台湾研究、战后“涉外关系”史、日据时期与战后思想文化史、中共台湾地下党史等具体研究领域也取得了相对丰硕的成果，同时通过跨学科对话与不断拓宽研究视野，持续推动台湾史学术创新。今后台湾史学界应以高度的理论自觉，继续关注台湾史理论建设；在具体研究领域需力求“保强扶弱”，在保持原有优势领域基础上，加强日据时期与1949年后台湾史研究，从而进一步完善台湾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台湾史“三大体系”建设之间的有机联动与持续创新，必将推动台湾史研究逐步走向成熟。
摘自《台湾历史研究》2026年第２期，原文约12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