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红，王琳，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科技的发展变迁是理解革命进程中现代性构建的关键维度。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科技实践既是保障根据地解放区运转的物质基础，也是孕育中国科技现代化道路的重要力量。深入探讨科技与革命的互构逻辑，具有显著的历史与时代意义。近年来，学界围绕此议题，从科技思想与方针政策、科技实践与应用领域、科技组织与体系建设等方面展开了富有成效的剖析，呈现出蓬勃向荣的研究态势。然细察其里，仍感任重道远，目前研究在史料的挖掘运用、研究对象的拓展以及多元视角的构建等方面，有待进一步深化。
【关键词】科技史；中共革命；研究现状
科技思想与方针政策 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思想与方针政策，是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成果，对根据地与解放区科技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目前学界对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与方针政策的研究已取得显著成果，不仅关注中共领袖人物及科技知识分子的科技思想，还对民主革命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政策进行了基础性梳理，大致揭示了中共科技思想体系的形成脉络。然而，该领域仍存在若干问题尚待深入探讨：一方面，现有研究呈现时段性分布的显著失衡，抗战时期关于党的科技政策的研究成果十分丰硕，建党初期与大革命时期的研究存有较大空白；另一方面，现有研究多停留在对思想政策表象的梳理层面，对其来源的复杂性探讨仍有深化空间。除马克思主义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西方科学思潮以及中国传统技术思想等多元影响尚待系统厘清。此外，中共科技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有待进一步把握。
科技实践与应用领域 革命政权的维系与发展始终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持。基于物资匮乏、强敌环伺的革命背景，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克服困难、因地制宜，积极开展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应用。这一时期的科技应用，堪称中共科技史中最坚韧生动的部分。学界对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科技发展研究已形成十分丰厚的学术积淀，尤以军事科技领域的研究最为系统深入；工业技术研究侧重于军工与民用保障的结合；医药卫生领域对卫生防疫、中医药救治等方面的关注度显著上升；农业科技领域的探讨覆盖面较广，基本勾勒了战时农业技术体系的轮廓。这些学术探索为后续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框架，但仍有必要进一步注意科学技术与革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以不断拓宽中共科技史的研究视野，孕育新的学术增长点。
科技组织与体系建设 科技组织形态及其制度架构形塑着科技发展的轨迹与路径。理解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科技组织与体系建设，成为洞悉极端环境下科学技术如何被创造、传播、改造以适应社会需求的关键钥匙。总的来看，现有研究系统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在科技社团建制、机构沿革、科技人才培养与科学知识普及等领域的实践历程与成效，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历史环境中展现的组织运作能力和政治动员逻辑。然而，这些成果仍存在分析理路与方法论架构等方面的局限。在分析路径上，不仅要观照科技组织与体系建设内部各领域的运作状况，还要开展内部各领域的关联性历史考察。在研究方法上，要广泛运用历史分析法、科学技术学、教育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知识，尽可能还原中共科学技术体系建设中的多重历史张力。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科技史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随着相关史料的挖掘与党史研究范式的拓展，科技史视域下的中共革命史研究突破了传统政治史、军事史的主导叙事，将“科学技术”从历史的边缘推向前台，使之成为观察和理解中共革命这一宏大历史进程不可或缺的视角。在学界前赴后继、精进不怠的持续开拓下，该领域已呈现蔚为大观的学术景象。学术探索永无止境。若以更审慎的眼光观察，现有研究在史料的丰富性、议题的纵深度以及视角的多元性等方面，仍有待学界持续深耕与开拓。
在中共科技史研究中，史料来源有限是最基础的瓶颈问题。目前，既有研究大多依赖中央政策文件、领导人论述或史料汇编，遮蔽了科学技术“落地”根据地的复杂性。实际上，革命时期中共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与根据地战争环境紧密互动的结果，渗透于基层生产、技术推广、文教卫生等日常工作中。然则，史料收集与整理之欠缺严重制约了该领域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一方面，相关史料的分布极为分散且保存状况参差不齐，大量基层档案尚缺乏系统性编目与数字化处理。另一方面，史料覆盖类型明显失衡。现有整理成果多集中于政治、军事领域，科技专题史料汇编较为稀缺，对地方科技报刊等非官方出版物的征集整理尤为薄弱。此外，能提供外部视角的史料，如国民党政府调查报告、外国观察员记录，也尚未被纳入中共科技史的视野。为此，应从以下方面系统推进：一是积极推动有组织的跨机构地方史料汇集与数字化归档工程，建立中共科技史专题数据库，以促进资源共享。二是重点加强对中共科技文献史料的收集整理，特别注意收集那些散存于地方档案馆的内部资料以及科技工作者的笔记、书信等一手文献，注重搜集与中共科技活动相关的外部观察史料。三是鼓励跨学科合作，在夯实史料基础的同时，引入数字技术对多源史料进行关联分析与深度挖掘。
在研究对象的选择方面，既有研究也存在显著局限性。一方面，研究对象的选取存在“狭窄化”倾向：现有成果多集中于军事工业、医疗卫生等直接服务战争需要的“显性科技”以及围绕中共科技政策与科研机构展开的“宏观叙事”，对工业技术改良、农业生产工具的渐进式革新等“隐性科技”关注不足。即便涉及技术内容，也往往局限于对科技器物成果层面的描述，忽略了其研发、传播及应用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研究对象的选择呈现“单一化”现象。
研究视角方面的问题也亟待突破。现有研究长期受困于“单向影响”叙事，过度聚焦科技对抗日战争与根据地建设的支撑作用，却忽视了革命实践对技术的深度形塑。与此同时，相关研究亦未能充分揭示科技政策与基层实践之间的张力，对政策理想目标与根据地面临的物质局限、人才短缺及本土适应障碍等现实矛盾缺乏深入探析。此外，比较视角的缺失导致中共科技史研究呈现孤立化倾向：既缺乏对中共同一地域不同革命阶段的科技政策延续性与断裂性的系统考察，亦疏于对同一时期差异显著的区域的科技实践进行横向对比，更未能建立中共与国民党或其他国家的科技发展道路可以对照分析的外部参照系。鉴于此，在关注传统科学技术实践成果的基础之上，也应当注意考察革命目标与科技路径之间的相互塑造、科技政策与技术实践之间的动态调试以及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科技道路的纵横比较，并将中共科技体系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脉络中，构建融合社会史、微观史、比较史与全球史于一体的多维分析视野。唯有如此，中共科技史的研究方能超越技术层面的工具论阐释，将革命时期科技发展进程还原为一场植根中国革命土壤、呼应世界变局的社会实践。
对于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而言，“科技力”的塑造与运用，是在严酷封锁中保障生存、支撑战争、构建新社会的关键实践将“科技”从革命宏大叙事的工具性注脚，转变为理解中共革命的鲜活线索，意味着我们须透过具体的技术实践，去观察革命进程中那些真实而细微的运作，即科学技术是如何被获取、改造与应用的？科技知识如何在不同层级、不同领域间流动与整合的？地方性的、日常的甚至隐性的科技经验，又是如何参与形塑了根据地的生产、生活与战斗的？带着这些问题进行研究，我们方能更全面、更生动地揭示中国共产党如何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通过卓有成效的科技实践，克服物资匮乏，保障战争需求，促进生产发展，改善民众生活，并逐步塑造新型社会关系，最终支撑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深层逻辑。
摘自《苏区研究》2026年第２期，原文约25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