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晓东，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大一统”观念在汉代儒家的演绎推动下，演化成涉及“时间”“空间”“人间”三个维度较为复杂的政治文化体系。时间维度的中华“正统”观念，一直展现出较强的稳定性。各王朝都将继承中华正统体系，作为政权合法性建构的重要因素。三国两晋后政权并存的局面，使“大一统”空间维度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统一”成为“大一统”的重要底色与中国历史演进的必然趋势。随着“大一统”空间拓展，在人间的社会性维度，传统的“华夷之辨”也呈现出从“华夷争统”到“华夷会统”的演变。“大一统”体现的是“四海一家”“内安家国”“外抚四夷”，并得以“继往开来”的秩序理念与体系。
【关键词】大一统；正统；华夷；中国
“大一统”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政治理念，这一理念不仅包含“正统”与“统一”两个最为核心的内涵，还与“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华夷之辨”思想紧密交融，成为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思想基石。
“大一统”及其“三维”内涵的形成 “大一统”理念发轫于《春秋公羊传》。在古代汉语中，“大一统”这三个字各有意蕴。其中“大”意为尊崇，“一”代表唯一，“统”则为开始之义。对于“大一统”内涵的解读，历朝历代层出不穷且意见也不尽相同。总体而言，从对“始”的重要性的强调，到塑造“统”的唯一性，则是各家皆采取的解释框架与逻辑，这也是《春秋公羊传》的本意所在。也就是说，正统性问题，无疑是“大一统”理念衍生之初的基本内涵。
汉朝建立后，以春秋学为主的经学在儒家士大夫的推动下，成为国家建构的重要学术基础。“大一统”理念的重要性也日渐显露。于是，在“尊君”“正统”等一系列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中，汉代儒家对先秦儒学进行了进一步的改造与解读。“大一统”的内涵也更加丰富，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正始”“通统”与王朝统治的正统性体系建构。第二，“六合”“九州”与大一统“空间”内涵的开启。第三，“家国同构”与“大一统”的“社会性”拓展。这种“家国同构”的解释逻辑，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大一统”理念衍生的社会基础，也进一步揭示了“大一统”不仅是国家上层政治体制建构的理论基础，也是与人间社会紧密相连的一种社会政治实践。因此，如何处理“华”与“夷”的关系，成为社会性维度难以摆脱的一个话题。可见，“大一统”的内涵在衍生之初还主要集中于“正统”或“正始”的解释层面。在汉代儒家的不断推演中，诸如“六合”“九州”的地理观念、“家无二主”的社会秩序理念，也被更深地纳入“大一统”的解释逻辑之中。于是，“大一统”成为一个具有“时间”“空间”“人间”三维内涵的政治文化理念。
“空间”内涵凸显与“一统志”编纂 汉代之后，中国历史先后进入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辽夏金并立等“华夷”问题凸显的时代。围绕“华夷之辨”展开的王朝正统性建设，成为这一时期各政权“大一统”实践的核心问题。于是，围绕“南北正闰之辨”，各朝各代文人都对自身的“正统性”进行厘正与辨析，出现“正统”之争。在北方诸族进入中原的背景下，“华夷”成为这一时期“正统”之争难以回避的问题，人们就此展开激烈争论甚至相互攻讦。对此，宋代欧阳修就多有感慨。
从南北朝互诋为“夷”“虏”的叙述来看，他们争论的焦点始终在政权的合法性上，而非对“正统”意义的再探讨。也就是说，无论是居于华夏的汉族政权，还是入主中原的边疆民族政权，在接受“大一统”的中华“正统”体系方面，是没有差别的，中华“正统”观念已成为诸政权共同接受的一种政治与价值理念。即便是之后的辽金等民族政权也同样如此。从这一角度来说，此时围绕“华夷”展开的合法性争论，无论多么激烈，从历史的纵向序列中寻找并确立自身的正统性，已经成为被普遍接受的政治伦理与规则。然而，作为中国历史上政权林立的特殊分立时期，对于各政权而言，伴随战争而发生的疆域变动，成为稳定“大一统”的重要阻碍。于是，“大一统”的空间内涵及其重要性即地理意义上的统一，也日渐凸显。
当然，在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代，“天下合于一”显然难以真正实现，更多只能是一种政治期待与理想。这种期待与理想，不仅使“统一”成为中国历史演进的主旋律，也促使人们对“大一统”的空间内涵进行更具实际意义的摸索与探讨。元明清时期“一统志”的编纂，就是这种文化实践的重要结果。
“华夷会统” 自汉代以来，续“三代”之正始而主“中华”的“大一统”正统观，已渐趋成为被广泛接受的政治文化理念。时间维度中的“大一统”，呈现相当稳定的状态。不过，随着历史上“华夷易位”或“华夷变态”事件的不断发生，传统“五德终始说”的单线解释逻辑遭遇诸多新的挑战。于是，与正统性紧密相关的“华夷之辨”成为各代统治者不得不关注的文化课题，尤其对于金、元、清等入主中原的边疆民族政权，如何阐释以“夷”继“统”的合理性，几乎成为政权合法性建构中难以逾越的政治伦理问题。
也正是在这种文化挑战与应对中，辽朝作为北方民族政权，和“中国”产生了密切关联。金朝虽然也是由北方民族建立的政权，但与辽朝不同的是，金朝完全进入中原腹地，具有较强的“中国”性。因此，在自身正统性的建构上，金朝借鉴和继承了中原地区的“五德终始说”，并将“居中国”“合德运”确立为宣示正统的核心内容。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居中国”基本没有异议，“合德运”却出现了不同的意见与看法。简单来说，就是北宋与辽，到底应该将哪个确立为正统的问题。虽然金朝统治者最终决定接续北宋的正统，定德运为土，但关于德运问题的争论从未停止。正是在这场长时间的争论中，“二统并存”的理念随之产生。在金人看来，无论汉人建立的三国、东晋、南朝，还是边疆民族建立的十六国、北朝等政权，都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都应该属于正统王朝。这种“二统并存”的理念也为后来的“华夷会统”奠定了思想基础。
元朝基本继承、接受中原王朝的中华“正统”观念，但在对“大一统”的理解上，则呈现一些新的要素与思考。明朝推翻了元朝的统治，在“华夷”关系的演进方面呈现一定的保守性，似乎更强调“居中国抚辑四夷”的秩序体系。即便如此，明朝统治者还是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元代“华夷一家”的思想，“一统华夷”仍是其宣示正统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华夷无间”也是展现“大一统”的必要政治宣传。
清朝入主中原后，这种对整个东亚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华夷变态”，也推动了中国古代“大一统”观念的进一步演化。可以说，随着统一事业的逐步完成与稳定，清朝的“大一统”无论是在空间维度还是在时间维度上都取得了极大的进展。一方面，在空间维度的扩展中，中原王朝与其他民族政权构成了“中国”的基本区位框架，“中国”的内涵也在突破传统“汉地中原”的局限中进一步延展开来；另一方面，时间维度的“华夷会统”及其对“中外一家之统”的合法性追溯，于“法明崇满”之中形塑了清朝“华夷一家”“中外一体”的国家建构理念。这种“大一统”成为后来“五族共和”与“中华民族”观念衍生的重要基础。
“大一统”的世界 中国古代的“大一统”观念，随着儒家思想社会主导地位的日渐确立，在汉代儒家学者的演绎推动下，演化成涉及“时间”“空间”“人间”三个维度较为复杂的政治文化体系。时间维度的中华正统观念，随着中原王朝以皇帝制度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的巩固，展现较强的稳定性。无论是传统中原王朝，还是入主中原的边疆民族政权，自始至终都将融入、继承中华“正统”体系作为自身政权合法性建构的重要因素。
三国两晋之后，中国历史进入相对分立的时代。政权并存的政治局面使“大一统”空间维度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是否能够实现地域空间的“一统天下”与“四海归一”，成为各政权争夺正统地位、塑造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手段。空间上的地域统一也因此成为“大一统”的一个重要底色，使统一成为中国历史演进的必然趋势。
随着边疆民族入主中原所带来的“大一统”空间的极大拓展，如何在人间的社会性维度，在维持“一统”与“统一”的基础上，有效处理“华夷”问题，成为各王朝尤其是边疆民族政权统治不得不应对的一个重要政治课题。从辽、金到元、清，“华夷之辨”在国家治理层面，呈现从“华夷争统”到“二统并存”，再至“华夷会统”的演变。于是，传统“华”与“夷”的藩篱渐被打破，以“华夷会统”为基础、以“中外一家”为旨归的“大一统”日渐形成并进一步延展开来。
摘自《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6年第１期，原文约28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