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在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100101。
摘要：民国元年孙中山北京之行，是历史进入“五族共和”时代南北、新旧、满汉之间的一次互动。从逊清要员绍彝、绍英的未刊函札等珍贵史料来看，清室内部虽意见不一，但大致经历了从顾虑、防范、观望到接洽、示好、宴请的转变过程。清室之转变，主要基于以下体认：各界均欢迎孙中山，“惟皇族无之，似乎缺点”；五族共和时代，“本朝皇室为五大民族之一，并与前代亡国不同”；民国之建立，包含清室之功；接洽并宴请孙中山，“将来必有感情，日后皇室以及旗族均为有益也”。此中也隐含着清室对辛壬鼎革的事后自我解释与认同。这时，双方均已离开政治权力核心区，但在互动交好、把酒言欢的背后，各有诉求与坚守。政治人物行事，理想与务实并存，敌友之间转换往往基于时局变化。民国初年多元力量的共存与互动，由此可窥一斑。
一、中山北行与清室顾虑
1912年8月2日，孙中山与黄兴联名致电袁世凯，告以即将北上入京。在孙准备北上的同时，袁也筹备迎接事宜。袁亲具手书两封，派专员分别南下迎接，并在北京安排好住所。在获悉孙、黄将于8月17日北上消息后，北京内务部派秘书洪述祖率警队赴天津，预备欢迎并负责保护工作。8月18日，孙中山（黄兴因故未能同行）从上海启程北行，随行者有居正、魏宸组等十余人。孙中山此行似乎风平浪静，无甚惊险。8月23日中午，孙中山一行抵达塘沽，下午五时抵天津，受直隶都督张锡銮、袁世凯代表梁士诒等及各界人士欢迎。当晚，各界在利顺德饭店宴会欢迎孙。次日，孙中山参加同盟会燕支部欢迎会，直隶省议会、学界、报界、政界联合欢迎会，于午后三时乘专车赴京。约五时三十分，孙中山抵达北京火车站，受到北京政要和各界团体代表的隆重欢迎，虽已卸任临时大总统，但作为革命领袖，孙中山北京之行受到各方高度关注。那么，此时已经逊位的清室如何应对孙中山此行呢? 无疑，这需要新史料的发现与利用。
武昌起义后，京师震动，清廷很多亲贵避居天津，辛亥鼎革后，这些亲贵多半也留居天津。清廷民政部右丞绍彝奉母避居天津，同时与北京方面保持密切联系。民国元年绍彝亲笔致其胞弟、时任逊清总管内务府大臣绍英的密函二十五通，收函人绍英亦留存有日记。从二十五通密函与绍英日记所见，大体上可以重建清室如何应对孙中山北京之行台 前幕后的相关史实。这二十五通信函，多函涉及绍英、绍彝、奕劻等清室成员筹谋如何应对孙中山北京之行。对绍彝等人来说，孙北行未必是好事，但必须应对，他关切的是孙、黄此行“不知又有何举动”（注意“又”字） ，因不知底细，故仍旧“可虑”。“可虑”二字，反映了绍彝等人此时对孙中山北行的心态，某种程度而言，绍彝、绍英等人的心态代表了逊清皇室之真实态度。绍彝很多信息也是来自报纸，临近孙中山抵达京津，绍彝、绍英等人的顾虑、小心、紧 张之情，也溢于言表。对于孙中山北行，绍彝不仅关切，而且多方探听消息，虽然消息未必准确、及时。
二、“化解前嫌”：从观望到交好
孙中山等人北京之行，已是举国皆知之事。据《大公报》报道，早在孙中山抵京之前，隆裕太后便拟在颐和园欢迎孙中山，向孙氏传递友好之意。隆裕太后的友好举动，符合主流社会之期望，此举无疑是为逊清皇室“加分”。从实际情况看，在孙中山抵京后的前几天里，逊清皇室太后接见孙中山之事未能实现。据报纸透露，隆裕太后未能接见孙中山一行，原因是逊清皇室内部意见分歧。
从孙中山方面来看，在其抵京的前几天中，确实未收到来自逊清皇室的邀约。此前表示接见孙中山，而事实上又不能兑现，逊清皇室如此言行不一，不免引起某些媒体的“调侃”。在如此状况之下，对逊清皇室而言，只能是再观察，然后再决定应对之策。经过数日观察和权衡，逊清皇室重新考虑如何应对孙中山等人北京之行，逐渐从顾虑、防范、观望转向接洽、示好、宴请。从绍彝写给绍英的信函来看，对于孙氏抵京，由于逊清皇室内部意见不一，无法拿出一个应对之策，背后反映的是逊清皇室多数成员的顾虑、防范心理，故采取不主动接触策略，静观其变，经奕劻、绍彝反复思量、权衡后，略为周旋为妥，筹划接洽并宴请孙中山。这一转变的原因，大体有三：其一，各界均欢迎，唯皇族无之，似乎缺点；其二，在五族共和时代，皇室为五大民族之一，并与前代亡国不同；其三，接洽并宴请孙中山，将来必有感情，日后皇室以及旗族均为有益。问题是如何接洽、宴请？此时已避居天津的奕劻等人认为，此事由逊清皇室的世续、溥伦出面，通过袁世凯集团的赵秉钧运作此事，较为稳妥。对于逊清皇室的示好，孙也表现出积极姿态。值得琢磨的是，宴会中逊清皇室对于孙中山等人的“颂辞”。逊清皇室对孙中山及其革命事业，化约为“非常之人”“非常之功”。对逊清皇室来说，如此措辞，既赞颂了孙及革命活动，又仅点到为止，让自身不失尊严，可谓恰到好处。于逊清皇室而言，颂辞中最重要一点，是明确指出：民国之建立，不仅是孙、黄等人的功劳，也包含清廷的重要功劳，而且这也为革命党人所承认。总体而言，借由此次宴请与互动，双方共赢，均有益。对孙中山、黄兴等人来说，接受逊清皇室邀约，并与之交好，收获颇多，而且在缓和满汉矛盾、推进五族共和、化解边疆危机等方面，逊清皇室之独特作用不可小觑。逊清皇室宴请孙中山等人之举，备受各方关注，亦获舆论好评。此后两天，孙中山等人与逊清皇室继续交往。在革命党人方面看来，此番的交往互动，气氛融洽，效果良好。
三、政治互动与五族共和
民国元年，中国初入共和时代。总体而言，经过辛亥鼎革的震荡，先前掌握权柄、显赫至极的逊清皇室权贵多半变得小心谨慎，以求存活于失去政权的民国时代为求优待条件，求生存于民国，逊清皇室成员接人处事之谨小慎微，显而易见。在这样时代氛围和生存状况下，对于虽已经卸任临时大总统，但仍为革命党人领袖的孙中山，逊清皇室自然谋求与之“化解前嫌”。对孙中山而言，此番北行，一方面，为了宣言革命的正当性，必须将作为革命对象的清廷“负面化”。另一方面，面对从排满革命到共和建国的时局转变，革命党人必须正视政权革鼎之后的民族、种族问题。作为政治人物，孙中山等人对此自是清楚，原先排满、反满的口号与言论必须更张。抵京后，孙中山与满蒙人士有不少的互动与交流。孙中山此番北行，还必须直接面对满人诸多现实问题，尤其是生计问题，并且与相关人士有所接触。辛亥革命前后，边疆危机日剧，特别是满蒙危机严峻，这是民国政府必须面对的棘手问题。孙中山此次北行，与袁世凯会谈多次，满蒙等边疆问题是分量极重的议题。在此关键时期，对待逊清皇室采取如何的态度、立场、方式，对解决满蒙等边疆问题具有示范作用。长期以来，满蒙等边疆地区均臣服、顺从清皇室之统治，即使在清帝逊位后，其对这些边疆地区仍具影响力显而易见，若无逊清皇室之襄助配合，边疆危机不易解决。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对逊清皇室的友好、积极姿态，冰释前嫌，化敌为友，对边疆危机的化解、五族共和的推进，无疑具有正面意义。此外，对于革命党人与逊清皇室交好，袁世凯乐见其成，因为这无损自身的既得权势与地位。
结 语
民国元年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北京之行，是历史进入“五族共和”时代南北、新旧、满汉之间的一次互动。对孙氏等人的北上进京，逊清皇室内部虽然意见不一，但大致经历了从顾虑、防范、观望到接洽、示好、宴请的转变过程。在互动交好、把酒言欢的背后，双方各有自己的诉求与坚守。对孙中山来说，政权更迭问题已经暂时解决，自己正准备投身实业，但是，作为曾经的革命领袖与政治人物，孙中山等人深知，逊清皇室在缓和满汉矛盾、推进五族共和、化解边疆危机等问题上，具有独特的作用，与之交好，有利于诸多棘手问题之解决。对逊清皇室而言，虽已失去了对全国的统治，但在优待条件的框架之中，有形的朝廷架构依然存在，无形的影响力也仍然持续着。在民元政局状况下，基于现实利益考虑，逊清皇室与革命党人“化解前嫌”，变敌为友，自是上选。值得让人琢磨的是，在与孙中山等人互动交好过程中，逊清皇室最高层两位人物，即隆裕太后、宣统皇帝，并未面见孙中山等人。另外，孙中山等人游览了颐和园、三海、景山等皇家禁地，但并未游览皇家禁地的最核心地方——皇宫，因这也可能与清廷的体面、礼制等不符。对满洲亲贵而言，这些或许是应该坚守的。政治人物行事，理想与务实并存，敌友之间转换往往基于时局变化。民国初年多元力量的共存与互动，由此可窥一斑。
摘自《清华大学学报》2０2０年第１期，原文约3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