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鱼宏亮，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北京，100101。
摘要：“剃发令”是明清易代之际伴随满洲政权南下攻取明朝地方所实行的一项重要归化措施。随着全国性的清朝统治政权的建立，剃发易服变成了清朝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辫发和满洲服饰成为清代中国人的一项重要身体标志。学界一般都认为，剃发易服政策的实施，对清朝建立政治权威有着重要 的影响和意义。但是，根据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康、雍、乾时期宫廷画师所绘制的皇帝、后妃、侍从的常服画像，以及外国使节所带画师所描绘的清朝官、民画像，我们发现“剃发易服”在清代并不是一个严格的限制性法令，在不同时期，清朝宫廷中曾经以模仿和穿戴明人“衣冠”为时尚，因此在宫廷画师的写实性描绘中留下了大量身穿明代服饰的人物图像。根据此一现象的提示，我们发现大量明末野史中渲染的“剃发易 服”“扬州十日”“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等历史叙事，都带有政治动员的色彩，与历史现实有较大差距。本文利用公、私档案、中外图像资料，考证了“剃发令”实施的过程，以及此一法令在不同士、民阶层中的不同适用，指出不受剃发令限制的几种情形，以及满洲贵族在私人生活中发型服饰上特定时期的不同风尚。 最后指出，“剃发易服”历史记忆的强化是在晚清革命思潮兴起之时的政治动员符号，根据数据库的统计，“剃发易服”历史叙事与革命思潮兴起具有同步性。
一、清初的剃发令与满洲旧俗
清初剃发之令，正史、官书等各种史料都有提及。主要过程集中在顺治年间。顺治元年（1644年）入关之战，清朝的各种政策面临新的调整。强制推行的“剃发令”引起内地人民的极大反抗，包括已经降服的明朝官兵，都心存抵触。所以暂时终结了剃发之令。入关后清朝根据政治形势，首要就是“罢剃发之令”。同时，开始制定满族官服。清朝的统治阶层也开始了从关外的一个地方政权向王朝天子的转变。这个转变涉及众多深层的制度方面，衣冠服饰则是外在符合的显性转变之一种。
进入紫禁城后的第一年，清廷采用满、汉两班各从其服的制度。但南征一直以“杀伐”战略为主导，在江南逐渐平定之际，以多尔衮为主导的清朝统治集团，再次强行推行剃发令等弊政。顺治二年六月，清廷颁布剃发之令，强迫归服地区汉人剃发留辫，采用满族衣冠。这是清初第二次推行剃发之令。但是，多尔衮于顺治七年死于塞外围猎，顺治旋即亲政。主张改变满洲旧俗，借鉴明朝制度。在亲政初年，对多尔衮辅政时期形成的一系列制度进行了大幅调整。代表性的政策一为重用汉族大学士范文程、洪承畴、金之俊人备顾问，一为废止“圈地”“逃人”“投充”等弊政。这种调整的主旨即在于适应大一统的新局面，建构新的治理体系。在社会风俗方面，大大放宽了剃发易服等严苛法令。
由于“剃发令”在发布之时属于“不可议”事项，因此有关剃发令在顺治七年后的执行情况史料极其稀少，官书鲜有记录。从档案来看，蓄发案多集中在顺治三、四、五年，即顺治亲政前多尔衮辅政时期。文书中上奏的罪名用语亦不规范，有“不剃头”“发长不剃”“违禁留发”等名目，说明这一政策乃一临时政策。就目前公布的有关档案来看，除了乾隆时期几件地方官员奏请禁止地方戏童、优伶、头陀、行脚、游方等人蓄发批垂的文书外，已经很少有因蓄发等事判处刑律的案件。
二、图像中的政治史
清初顺治、康熙、雍正时期，清朝中央的文化政策正在逐渐调整、适应中原文化的进程之中。康熙本人在长期亲政、巡视、亲征、春祭、秋狝活动中，尤其重视各地实际情形和风俗的差异，形成了一套因俗而治的统治思想，在社会生活中允许人民按照习惯来从事生产和生活，实际上成了社会治理的一个主要转变。根据《乾隆岁朝图》《乾隆鉴古图》《乾隆雪景行乐图》等众多画作，可以看出他本人燕居时的发型与服饰，正是模仿明代士大夫的标准装扮。
清朝中央政府对各个地区主要采用“因俗而治”的原则，各项法令在不同地区都会有一定的变更以适应不同的习俗、地情。剃发易服政策并未推行到周边区域。实际上严格的剃发令施行只延续了短短的几年，释道并不在豁免之列。
顺治初年，朝服、常服有别，官员莅事与燕居亦有所分别。官方在编纂《实录》《会典》等文献时，刻意回避和模糊了清前中期衣冠服饰在官、私不同场合的多样性，只选取官方资料，来维护清初形成的基本国策的权威。乾隆时期对“清书骑射”等满族旧俗的强调，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这种超乎寻常的强调，反映的正是满汉融合程度的加深，除少数满洲上层贵族外，大多数满族官员和旗人都已经深度汉化，采用更为方便流行的生活方式。民间社会风俗的变化，也对最高统治集团产生了微妙的影响。大约到了清朝后期，一些中外报刊便刊载了外交人员的中国见闻与绘画，对中国南方的社会风俗有较多反映。目前存世的众多晚清西人画作和清代外销画中的清人形象，皆以剃发留辫为主要题材。
清朝初年实行严厉的“剃发易服”政策，在顺治亲政后逐渐放松，此后在康、雍、乾三朝时期，社会风俗与时尚回归到明代发式与汉人服饰的轨道上。到乾隆后期，大众发式与服饰开始倾向于满族风格，这种风格一致延续到清代末期。这种转变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时尚流行元素本身的变迁。随着康乾盛世的结束，社会流行元素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对满洲服饰的抵制心态也已经消弭减弱。衣冠服饰的流行色，发生再一次的轮回。
三、发式的政治经济学
发式之事，看是小事，其实大有乾坤。奠定有清三百年基业的康、雍、乾三朝，不但在制度上，在章服、舆器与风俗上也采取了更加开放的态度。这与关外时期与入关初期严苛、残酷的形象有着巨大的反差。这种反差后面，不仅仅是风俗、习惯的改变，还有深刻的政治文化内涵。
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中，正统地位的确立，是各个政权争夺中央权力时期最为重要的目标。而完成“皇权天授”的论证过程，才能够真正合法的成为天下共主。这正是古今帝王圣主一刻不能忘怀的心术。在中国古代复杂的敬天体系中，衣冠发式往往在其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从春秋战国以来建立的大一统王朝的政治理论中，将“文治”提高到了圣王的标准。汲汲于文治而抑制武功，是中国古代统治国家的核心理念。纵观历史，无论是“褒衣博带”还是“胡服骑射”，成为中国正统王朝的政权都在衣冠服饰这些政治认同符号上大费周章。
经过明代的文化熏陶，特定的衣冠服饰与天命合法性有了某种顽强的联系。这也是推动清初几代帝王采用汉服的一个重要原因。清初也曾有皇帝祭天宜服“衮冕”之议。康、雍、乾等帝王的耕织既为我们提供了发式与服饰等物质文化的直观资料，但是从政治文化的层面来看，清代帝王汲汲于心头的《耕织图》，蕴含着更深的政治文化意义。
清一代“剃发易服”政策的施行，可以分为五个阶段，第一是在关外时期对掳掠人口进行的带有降服意义的政策时期。第二是顺治元年入关进入北京城起废止了关外实行的剃发之令。第三是顺治二年起到顺治八年多尔衮去世，由多尔衮主政的清廷在全国颁布了厉行剃发易服的措施。第四是顺治亲政后逐渐开始放松，直到乾隆前期，有关发式与服饰的禁令全面松弛。第五是从乾隆中期开始到清末，由于乾隆皇帝对满族习俗的强调，更多地是来自于社会习尚的变化，官方的发型与服饰开始向下漫延到民间，满族发型、服饰开始以一种时尚的形式变成中国人的代表性标志，直到晚清革命时期剪辫易服风潮，伴随着革命的暴风雨，满族衣冠习俗退出中国人的社会生活。
四、衣冠政治、革命与全球化
在中国的上古社会中，不同地区的人民不仅在语言、饮食等生活习惯上具有不同的风俗，发型和服饰也具有显著的地域特征，人们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而是视为普通的风俗习惯为人们所熟知。但是，文明与野蛮是一条变动的界线。在某些情况下，发式与服饰又会变成极其显著的身份标识用来区别文明人与野蛮人，上流社会与普罗大众。康熙、雍正、乾隆都拥有众多西洋风格的奢侈品和器物，雍正身着欧洲贵族服饰、戴着假发套的形象也被记录在各种《行乐图》之中。而清朝中后期开始在普通民众中逐渐普及的剃发梳辫，则被各国外交官和探险家视为野蛮的标志。晚清时期华工进入美国，美国专门立法要求华人割去作为野蛮人标志的辫子。剃发留辫在流行了几十年后，再次开始逆转，成为满洲风格与野蛮落后的标志，因而也成为了近代维新与革命加以关注的焦点。无论是剃发易服还是扬州十日，在晚清的语境中已经具有了标识性的意义。对比“革命”一词在晚清文献中出现的频度曲线，我们可以看出“扬州十日”一词与“革命”一词在频度上具有高度相关性，显示出“扬州十日”的历史叙事是伴随着革命风潮的兴起而在大众媒介中被广泛挖掘的历史记忆。在革命思潮风起云涌的时代，发式已经脱离了习俗与流行的层面，一再被赋予社会变革的意义。剃发留辫也在革命大潮中被彻底摧毁。革命时代，不仅剃发的汉人割辫首义，就是曾经的满洲贵族也纷纷放弃满族身份，加入汉族或者革命者的行列，中国大地上之发式与服饰，始又一变，昭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摘自《清华大学学报》2０2０年第１期，原文约４００００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