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杰，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南昌，330031；郑成林，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武汉，430079。
摘要：南京国民政府建政后，通过修订商会法对各级商会组织进行改组。在剧烈的政治转型环境之下，随着民族危机逐渐加剧，汉口商会经历组织改选后在多个方面与政府保持着政治合作。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训政体制之下，汉口商会在国民会议代表选举以及应对民族经济危机等活动中仍努力彰显地方商人组织参政议政的功能。汉口商会充分发挥着其在地方商人与社会中的影响力和经济动员能力，以经济战形式积极引导汉口工商界抵制日货，联合地方政府建立国货委员会筹办大型国货展销。抗战爆发后，汉口商会更是发挥在地方经济社会领域的影响力，积极主动参与经济绝交，通过整合地方商界力量以集体行动公开支持抗战。
一、训政体制下汉口商会的改组与治理结构调整
自清末汉口商务局筹组，因振兴地方商务而逐渐演化形成的汉口商会组织与地方政治之间一直存有密切的互动关系。为加强对不同层级、不同地区商人组织的有效管控，北南京国民政府建政后在训政框架下通过修订《商会法》对各地商会进行了大规模的组织再塑造。随着国民革命由南至北的推进，长江中游最为重要商埠的汉口商会组织不可避免的被卷入复杂多变的政治变局之中。在国民党训政体制之下，全国各地的商人组织相继被纳入到统一的社团管理体系中。商会组织一方面在训政体制下寻求与政府良性合作，同时亦接受政府的指导与管控。1938年10月，武汉全面沦陷，汉口的多数商 人纷纷随湖北地方政府战略撤至恩施以及西南大后方，先前存在的商会组织基本上停止了组织运转。
二、参与 “国大选举”活动，积极呼吁裁军止战
南京国民政府通过修订 《商会法》意图建立对各级商人团体的垂直型管控。在训政体制环境下，地方商会参政议政的意识更多的受到了来自党令国法的严格制度限定。在地方政府政务运行中，颇有影响力的商业大埠商会在训政的合理空间下依然不断寻求集体参政，表达政治经济利益诉求和对时局的关注。
南京国民政府建政后并未完成完全的统一， 各地军阀为争夺地方控制权不断混战。汉 口由于地处长江中游以及连通南北的重要战略要 道，民国以来各派系武力争夺下兵灾尤为严重。在中原大战结束，各地政 局基本稳定后，多地商会呼吁压缩军政开支，呼吁政府止战裁兵。汉口商会积极通电全国，呼吁各军队能够积极发表停止内战意见，同时借裁军之际积极呼吁国民党能够革新 政治，使得庶政公开以杜战源。转入训政体制的国民党亦开始着手通过裁兵等压缩军政开支， 并重新对国家经济社会建设进行规划。这一转变，与商会组织的吁请不无关系。
三、发起经济抗日行动，政商合作国货展销
随着五四之后国内民族主义的勃兴，商人组织更倾向集体行动之下高举经济民族主义旗帜，通过商战、抵制洋货等形式维护国家的商业利权。在训政体制之下商人组织仍然寻求合法性的舆论及行动空间参与政治以求维护民族之独立。
1928年日本在山东制造济南惨案后，汉口商会亦积极响应全国商界号召，公开宣布经济绝交。1929年1月，在汉口商会及国货展销筹备 处的积极呼吁下，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财政委员会拨付7000元经费并划拨汉口民乐园作为国货商场展销会址，由汉口地方警察局清理相关小商户后交与国货展览会进行国货的展销。“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面对混乱的政治 经济局势，商界不仅公开发表抗日宣言，还积极 通过政治参与表达对侵略的不满。通过多方参与抗争以求发挥商人 力量挽救民族危机。汉口商会致电政府 “集中全国兵力齐赴国难。”汉口商会代表广大商民利益积极投入到国货运动中，采取多种措施宣传和扩大国货的影响。如以会刊《汉口商业月刊》为舆论阵地，登出多篇评论文章及 商品广告阐述国货运动的意义。在经济民族主义旗帜下，汉口商会通过联络湖北省及汉口政府，通过舆论宣传、发起国货运动、积极联络各派政治势力等形式参与对外抗日活动。在抗战动员政治活动中，政府也多有运用商人组织等团体力量进行动员，在经济抗日问题上双方保持了良好互动。
四、吁请政府积极抗战，发动商界支援抗战
日本制造卢沟桥事变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全国商界响应抗战之声，充分发挥商人影响力积极行动起来。湖北军政各界纷纷发表抗日通电。为表达对将士抗日坚定支持，汉口商会通电各地商会并呼吁 “各尽其力之所及，共赴国难”。面对国内政治危局，汉口商会电请政府主张对日全面宣战，伸张正义以制裁暴日。
事变发生后，吉星文团长为国牺牲，汉口商会发表专电表示慰问，此后对抗战救国达成了具体行动协议。在汉口商会公开发表谴责日本侵略宣言后，汉口粮杂油饼业公会响应号召，宣布停止与日商一切交易，实行经济绝交，严厉防止粮食资敌。为增加各界增援前线力量，汉口商会致电全国各省市主张抗战并尽量宣传。为防止购买日货等形式间接资敌，汉口商会致电各业公会一致提倡国货。对于日货走私销售于汉口市场，汉口商会会同下辖的同业公会制定了封存敌货的具体办法，要求涉事商店限期封存。汉口商会还积极联络众多的同业公会、社会组织以及有实力的商人进行抗战的大众捐募活动。
五、结语
当然仍值得进一步关注的是，在训政体制下汉口商会在与中央以及地方政府政治合作中亦时有较为剧烈的冲突存在。在国大选举、摊募财政公债乃至营业税、所得税的政策执行中，汉口商会亦曾通过电文吁请，联络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商人组织以集体抗议等形式反对政府的不当政令。汉口商会及其基层组织的同业公会在二三十年代常态与变态的复杂政经环境中，汉口商会组织在商亦言政，不仅在具体与商业有关的活动中表达了对地方经济长期稳定秩序的强烈诉求，同时亦站在政治的高度努力参政议政，展现了其对地方政治稳定的诉求和经济民族主义的强烈伸张。
摘自《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０１９年第６期，原文约１５０００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