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龙飞，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武汉，430079。
摘要：减租减息是中共在抗战时期的基本土地政策，产生过深刻的历史影响。从太行根据地的实际来看，目前学界有关这一重要政策的认识存在若干偏差，主要体现在以中央政策为主线的简单化论述、以结果倒推起源以及将之局限于狭义的土地政策范畴等方面。事实上，太行根据地的减租减息经历了从一项“改善民生”的政策到一场“明确阶级对立”的运动的曲折演进，而当减租减息发展成政治运动后，其实际所涉明显超出租息范畴，并且呈现出鲜明的斗争性，运动策略亦较前大不同。以这场大规模斗争运动为依托，地主等势力在经济上尤其是政治上受到严重冲击，广大群众得到进一步教育和组织，根据地社会权势格局由之发生深刻变化。
一、作为改善民生的举措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提出了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被认为是统一战线背景下中共土地政策之转向。“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第七项为“改良人民生活”，包括改良工人农民职员教员及抗日军人的待遇、优待抗日军人的家属、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救济失业、调节粮食、赈济灾荒等七条具体举措。各根据地中最早对减租减息作出反应的是晋察冀边区。在汪精卫公开投日、多地伪政权先后建立、抗战形势整体悲观的情况下，为坚定抗战信心，中共中央于1939年11月1日作出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决定减租减息与废止苛捐杂税目的在于改善农民生活，这个举措和改良工人生活一道被定位为“经济改革”。这一时期，各地在斗争中虽触及租息问题，但多采取了停租停息这种简单而激烈的方式，根据地一时出现极为混乱的局面。原本是要通过减租减息给群众以实际利益进而获得其拥护，但从减租减息到得到拥护远非立竿见影那般简单直接。这反映了当时领导对租息问题、特别是减租减息斗争与发动群众之关系的认知远欠充分，以致未能形成细密的步骤和策略简单化的斗争，加之连续的反对日军“肃正”作战牵制了相当的注意力，使得晋冀豫区这一时期减租减息工作未有实质推进或进展有限。随着黎城会议的召开，根据地的工作基调出现了较大转向，正在进行中的各项斗争不得不急停，租息斗争向纵深发展的可能性亦被中断。1940年8月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成立，同时发布的施政纲领中有关民生的条款声言实行二五减租。1940年12月3日，晋冀豫区正式发布减租减息条例。虽然有了正式的政策条例以及具体的租息标准，但仍然没有实际落实。
二、升级为运动
基于对减租减息意义的新认识，1941年1月，晋冀豫区党委发出《中共晋冀豫区党委关于农会工作的指示》，再次强调减租减息是改善农民生活的中心问题，也是党的基本政策之一。领导层对于减租减息的重视程度明显增加。晋冀豫区的减租减息工作明显发生变化的契机是1942年年初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及《中央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中共中央这个土地政策的核心精神即为“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二者并举。中共中央此次决定修正之前偏向而明确二者应并举，是此次土地政策内涵较前明显不同而论者较少注意到的地方。关于这两个重要文件，中共中央强调其是在“详细研究各地经验”之后作出的决定。结合当时的情况，晋察冀边区和华中区的减租减息应当是“各地经验”的重要构成。晋察冀和华中皆于1940年即推动减租减息，其背景是当年2月１日中共中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该决定要求认真实行减租减息减税与改良工人生活，给民众以经济上的援助，以发动民众的抗日积极性。中央有关土地政策的这两个文件下达后，北方局和太行区都进行了讨论，但结论有明显不同。北方局的结论大体是在中央两个指示的框架内的进一步阐发和相关标准的细化，太行区的讨论则将“斗争”作为执行土地政策的核心方式提炼了出来。1942年4月15日，遵照中央的指示精神，晋冀豫区党委下发本区执行土地政策的指示，以鼓舞农民斗争勇气，巩固斗争情绪。至此，减租减息被赋予了“明确阶级对立”的使命，其基本实现方式是旗帜鲜明的斗争，运动式的斗争，目的则是借此教育和组织农民。可见，减租减息已演变为用来发动群众的依托。
三、运动的展开
受日军新一轮的“治安强化”运动的严重干扰，太行区的减租减息并没有立即展开。晋冀豫区减租减息运动的真正展开肇始于刘少奇的直接推动。刘少奇介绍了华中的经验，强调减租减息是根据地工作的中心一环，必须在农村中造成农民的政治经济优势。在刘少奇的直接推动下，一个大规模的以减租减息为中心的群众运动随后在太行根据地腹心区开展起来。
从1942年11月到1943年春天，整个太行根据地经历了一波群众运动的高潮。在实际操作中，许多地方并未按区党委确定的一开始即剑指减租减息，而是从其他问题寻找突破口。在减租减息作为一项改善民生的对策提出之初，党组织和群众的目标大体是一致的。当这项政策发展为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斗争时，减租减息便被赋予了鲜明的政治意义和使命。打人这样的激烈方式，普遍出现在此番斗争中。上级要求在根据地的斗争方式应是民主的，是为了争取大多数孤立少数，但在实际斗争中打人这样的激烈手段却是最直接有效的。二者虽然存在矛盾，但为了发动群众，只要不过火，组织上一般予以默许，或者只是进行原则上的训示。群众通过斗争得到了一定的实际好处，并组织了自己的武装，情绪更加高涨。领导上所预设的通过斗争建立基本群众对地主的优势也在这个过程中快速形成。
四、运动的结果
本轮全区性的减租减息运动，显著改变了农村社会原有土地占有、租佃关系、权力结构等状况，广大根据地农民经由斗争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太行区的社会经济结构因此次减租减息运动中的减租、减息清债、增资、负担挤分、反贪污退款等斗争而发生了深刻变化，地主受到极大削弱，富农受打击也不小，超过三分之一的贫农上升为中农。减租减息运动既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削弱地主、士绅，同时也是要通过瓦解他们的权势摧毁旧的统治秩序，树立共产党领导下的基本群众的政治秩序。
抗战之初，在八路军的引导下，中共通过各种方式首先掌控了县级政权，但广大乡村仍大体遵循原有方式继续运行。为改变县政权事实上被架空或掌控无力的状况，减租减息运动中一项重要工作是对村政进行改造，或者帮助已在位的中共村干部树立威信。除了上述这种看得见的除旧立新，中共当然还希望借由这个运动将影响力和控制力落实到最基层，进而帮助和参与建立新的农村政治秩序，为中共领导的政权奠定坚实的基础。
五、结 语
不管是当时还是之后，减租减息运动都产生了非常显著的作用和影响，深刻地塑造了历史进程。与后人熟知的这个定位所不同的是，这一政策从提出到细化到实践再到扩大化经历了一个曲折渐进的过程。就中共的角度而言，在应接不暇的军事斗争以及需要兼顾统一战线的环境中，土地政策并非其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或者缺乏合适的处理时机，因此在较长时间里，从延安到各根据地要么未予充分的注意，要么注意到亦未能真正推行。再者，对于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这种双方各让一步的折衷办法，究竟能产生多大效果，领导层事先也难有乐观的预期。这项运动在1942、1943年真正展开并掀起高潮，基本背景是中共中央判断日美战争爆发将导致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作为原因和回应，有必要通过更大范围、更高强度以及更加有策略地执行土地政策发动斗争以进一步教育并组织群众。太行、山东等根据地都是启动较迟后在上级推动下开展减租减息运动，随着运动的深入进行而逐渐认识到其对于发动群众和巩固根据地的重要意义。从运动的实际情形来看，随着形势的变化和领导层对群众运动认识的深化，减租减息斗争明显经历了一个从简单粗糙到精细深入的演进过程，根据地社会的阶级关系也由之发生深刻变化。减租减息运动政治意义的显现与斗争策略的精细化、斗争议题的扩大化以及斗争方式激进化密不可分。单纯的减租减息在许多地方甚至连使运动开展起来都做不到，遑论调整阶级关系，但又不能像之前那样只打不拉。如何把握分际，正是此番运动与前不同之处。运动实际所涉超出租息范畴，及其带有的鲜明的斗争色彩，都在提示我们减租减息的实际内涵远比字面所示更丰富，实际情形也比一般想象的更激进。
摘自《清华大学学报》2０１９年第６期，原文约3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