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 勇，四川外国语大学社会与法学院
摘 要: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一场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经济建设，三线建设产生了数百万的内迁移民。三线建设移民属于政府主导型移民，中央和地方、主管部门和企业、迁出地和迁入地都为内迁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这使得三线建设的内迁速度较快，短短数年间就基本完成大量企事业单位及人员的迁移。在改革开放与调整改造之后，三线移民及其后代面临着离去、留守以及返回家乡等多种选择。虽然三线移民对自身的地域身份认同仍存在差异，但他们对群体身份认同却较为一致，基本都认同“三线人”的身份，并通过一些活动与形式来强化三线移民和“三线人”的群体身份认同。
一、内迁与准备过程
重庆作为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早在1964年10月便初步编制了关于重庆地区的三线建设规划。该规划提出以重庆为中心迁建、新建200多个大三线项目。同时，三线建设期间还对重庆原有的一批企业进行了改建和扩建。不论迁建、新建还是改扩建项目，都必然带来相关企事业单位及大量人员的内迁。如以杭州汽车发动机厂内迁重庆新建机械厂，1964年，一机部决定将杭州汽车发动机厂一分为二，将部分设备和职工搬迁到重庆新建机械厂。杭发厂在接到内迁任务后，按照上级部门的安排，确定了内迁的工作步骤、方法和旅途的组织工作等内容。采取层层发动、反复动员，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群众的办法。在此期间，杭发厂还多次与重庆新建机械厂联系，并派人前往重庆进行实地调查。同时，对内迁当中厂外的家属，也安排了与之前一样相应的工作。迁入地重庆的新建厂也为接纳杭发厂的内迁职工做了安排。
经过中央主管部门的规划安排以及地方和企业的组织准备后，一线地区迅速开展了搬迁工作。浦陵机器厂就是最早从1964年10月29日确定搬迁之后，仅用40天，就全部完成了土建工程。从迁建到投产，总共只用了两个月时间，效率很高。因而被西南三线建设筹备小组确定为内迁企业的成功典范，向整个西南三线内迁企业推广，以做好搬迁工作。
沿海企业大规模内迁是从1965年开始的。搬迁以部分内迁或一分为二为主，也有少数是整厂搬迁的。其中，重庆红岩机器厂是由无锡动力机厂全迁而成的。该厂在迁建时建立了中共现场委员会和现场指挥部，统一领导搬迁工程现场施工，效果良好。因此，红岩机器厂的迁建被确定为继浦陵机器厂之后，整个西南三线建设中迁建工程的又一个典型，向三线内迁企业推广其经验。内迁初期，多数职工思想情绪基本稳定，但仍有部分职工的思想波动较大，产生了各种消极的想法，通过工厂不断做思想工作，并经历了最初几年的磨合适应期之后，内迁的职工才逐渐适应三线企业的社会、工作与生活。
二、内迁单位及人员
经过几年的搬迁，三线地区迁入了一大批企事业单位，出现了数量可观的一类政府主导型移民——三线建设移民。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64年到1966年，涉及中央15个部的企事业单位从上海、北京、南京、辽宁、广东等地的12个省市内迁到重庆地区的内迁职工就达4万多人。
不过，三线建设给重庆带来的外地移民远远不止于此数。一是除了上述沿海地区内迁的企事业单位外，1964年下半年至1967年国家还在重庆地区安排了59个大的骨干项目和配套项目的新建和改扩建。三线建设时期重庆地区实际安排有118个三线工厂企业及科研单位，分布于市属8个区和10个县。这些新建和改扩建的项目同样需要迁入很多外地的技术工人和领导干部。二是1966年之后内迁的三线职工以及分配来的大中专毕业生和转业军人并未统计在内。三是除了内迁职工之外，还有大量的职工家属也陆续搬迁到三线地。据估算，三线建设期间由外地迁入重庆地区的职工人数在10万左右，再加上随迁家属，全部迁入人口当在30万左右。
在三线建设过程中，作为老工业基地的重庆也向其他地区输送了不少的技术力量与熟练工人，但相比于迁入本地的三线移民，重庆外迁的移民数量则要少很多。
三、三线移民的去留选择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国家重点实施了开发东部沿海地区的战略，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更加悬殊。一些三线企业亏损严重，职工生活困难。另外，三线企业因为军工任务不足，资源闲置，导致许多三线企业科技人员感到无用武之地。再加上国家改革人事制度，实行人才流动，于是三线企业技术人才大量流向东部沿海和大城市。重庆地区的三线企业同样面临着人才大量外流和职工返回迁出地的问题。尽管国家出台了对企业调整改造和解决三线职工困难的政策，工厂也制定了种种规定，但并未产生预期效果。
“三线人”离开三线企业主要有两类情形：一类是三线职工尤其是技术人员流向东部沿海和大城市。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地区的经济率先发展起来，并兴起了许多“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急需技术人才，因而很多人纷纷选择前去工作。另一类则是内迁职工返回自己的家乡。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身在他乡的“支内”职工们大多已退休或无奈“内退”，加之对家乡的思念之情与日俱增，于是最终踏上了返乡之路。不过，即使返回迁出地后，曾经的“三线人”也面临着户口、住房、养老、医疗、子女就业和社会再融入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此外，由于收入有限、子女留居以及身体条件等种种原因，仍有一部分三线内迁移民选择留在当地，继续他们的晚年生活。
而作为三线内迁职工的子女，除一部分留守在三线企业或定居在重庆外，大部分都不愿意继续呆在三线企业里，一些随父母返回家乡，另一些则散落到海内外各地。三线移民及其后代选择离去、留守或返回家乡的原因不尽相同，总体而言受到地区发展水平、企业及个人经济状况、个体发展、家庭及子女、生活习惯、故乡感情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也与他们的身份认同有一定关系。
四、三线移民的身份认同
由于三线移民都是从外地迁到三线企业所在地的，家乡与居住地不一致，他们的地域身份认同大体可分为三类情况：第一，认同自己是迁出地人。有的三线移民尽管已内迁并居住在重庆几十年，但依旧对家乡怀有很深的感情，加之亲戚朋友大多也在家乡，因此他们年老或退休后，仍然想返回故乡。第二，认同自己是迁入地（即重庆）人。一些三线移民由于在迁入地工作、生活了几十年，已适应当地的社会与文化，并在重庆安居乐业，因此对迁入地重庆的认同感很强。第三，既认同是故乡人又认同是重庆人。这部分人多是三线移民二代，他们受到童年记忆和父辈的影响，对故乡有较强认同感。同时从孩提时开始，他们便同重庆孩子一起学习、玩耍，且人际关系圈多以本地人为主，因而对重庆亦有归属感。虽然三线移民对地域身份的认同存在多种情况，但对群体身份认同则较为一致，基本都认同“三线人”的身份。参加过三线建设或在三线企业工作过多年的人，大多对“三线人”这一群体身份认同感较强。
“三线人”的群体身份认同经历了一个变化和构建的过程。由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三线建设并未完全解密，加之单位制仍具有深远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因此这一时期三线移民更多认同自己是某某厂人，以示和当地人相区别，但还没有明确提出“三线人”这一群体身份认同概念。至90年代，单位制社会开始消解，同时第一代三线移民已迈入老年时期，退休、下岗或返回故乡，他们开始追忆过往，更面临着自我认同的拷问。在与当地人、故乡人的交往、互动中，他们逐渐形成了“三线人”这个群体身份认同概念。三线移民还通过聚会活动、撰写回忆文集等方式来强化“三线人”的群体身份认同。让“三线人”这一特殊的身份认同群体能在个体化与多元化的时代语境中继续得以维系。
摘自《贵州社会科学》2０１９年第１2期，原文约１３０００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