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沛,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抗战时期的中国,在进入相持阶段后暂时分成三大区域:中共根据地、国统区和日伪占领区。70余年过去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根据地,研究已相当深入;国民党统治区的研究近些年也进展极快;唯独沦陷区的研究,呈现出视角受限、成果不多、研究尚须大力推进的状态。近年来,随着外文资料的陆续引入和翻译,大量民间资料的陆续面世和思想解放,学者意识到,对沦陷区民众生存状态的考察,是对抗战史一个长期近乎隐形区域的发掘,是深化抗战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从民族-国家立场出发
民族主义思潮是近代以来从西方传入、在持续的对外抵抗中不断生长并获得逐步认同的一种身份认同、情感沟通和凝聚人心的纽带。20世纪初,民族这一概念由梁启超引入中国知识界,其后逐步得到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高度认可,形成舆论思潮再下沉到青年学生和一般市民中。与千百年来农业生产方式下积淀出的皇朝意识、地方意识、家族意识相比,民族主义意识是一个新生事物,也是一个需要逐步认可的文化情结,对于知识水平偏低的民众而言,更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一般而言,抗战以前多数区域的市民和农民,并不具有明确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本要将中华民族纳入自己势力范围的日本侵略者,却在野蛮的对华作战中,激发起了战区或沦陷区广大民众前所未有的亡国灭种的危机意识,激发了民族主义情感,并使之迅速升温。这种精神的效应,在南北的交战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沦陷区则沉于民众心底,支撑着他们对于赶走日军、恢复独立中华的不尽希望。
二、生存法则及其背后
对于沦入敌手的大片国土上的民众而言,如何适应战时生存状态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选择。现在保留下来的日记、书信多来自有一定知识水平者,他们的认识仅代表一部分“精英分子”,但从中也能窥探出沦陷区民众的苦恼、无奈、顺从与苦待和平的期盼。我们不可能认同战争状态下民众必然寻求与占领者进行合作的观点,但可以努力理解强权对于民众生存的物质与精神形态的扭曲和撕裂,反思战争之恶对于人类生活及心理的扭曲及戕害。
在已经找到的当年沦陷区各类人的日记、书信中,从明为吉林伪满通信队副队长、实为地下抵抗者的施明儒日记《辙印深深——一个伪满军官的日记》、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学生董毅的《北平日记》、江苏丰县县长黄体润的《黄体润日记(1933—1939)》、上海五金店小工颜滨的《1942—1945:我的上海沦陷生活》、浙江奉化孤儿园主任张泰荣的《张泰荣日记》,直至作家萨空了的《香港沦陷日记》和刘智鹏、周宗建编《吞声忍语:日治时期香港人的集体回忆》,较为典型地反映了自北向南沿海沦陷城市民众的生存状态。
此外,还有无法留下心理活动及生存状态记录的无数底层平民,他们每天忙于生计,对于民国时期各地的政权更替习以为常,对于时常爆发的战争只能无奈面对,他们面对的民族苦难实际上就是自己的苦难。在民族大义面前,个体生存似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素,但证诸历史,却是寻常百姓的最大问题。在强调民族主义大义的前提下,回到历史场景的思考才有意义。
詹姆斯·C·斯科特在其名著《弱者的武器》中对强权政治生存下马来西亚塞达卡村民众的反抗进行了精彩总结。他认为,大规模的暴力反抗,其成本是农民所难以承受的,它必须要有知识人或政治家去组织,而农民的反抗更多的是以日常形式的斗争来体现。这种百姓面对强权政治高压的“日常反抗”方式,或许才是沦陷区民众政治表达的主要方式之一。
三、重视差异性
有关沦陷区民间社会的研究,多以各阶层的个体和群体为典型案例,考察其在多个或单个历史事件中的言论及行为抉择,进而“以小见大”归类总结出沦陷区民间社会的民族情感及国家认同的面向。然而这一研究方法因先入为主的局限,在选取史料上常发生偏向。就上述日记史料而言,表现出了区域性差异、阶段差异和心态差异等,呈现出了诸多值得再探讨的空间。
1.战争创伤:一场规模巨大的国家间战争,必然在占领与抵抗之际产生重大伤亡,也给民众生活带来巨大的痛苦。但激烈的战争毕竟是短期行为,硝烟过后即相对平静生活的恢复,特别是东部大城市,多是日伪统治的稳固区域,国共势力难以造成压力。在华北和华东的战区,国共与日伪争夺激烈的游击区,如晋察冀、冀鲁豫、冀中、山东、苏北等地,呈现出敌我反复争夺、城镇尚可安定、但乡村遍燃战火的形态,军事抢夺、经济掠夺与坚壁清野并存,战区民众被迫卷入战争,要应对中日多方的政治、军事诉求,不得不在战争中求生存,渴求和平生活的愿望极其强烈。
2.区域差异:相较而言,以长春为代表的东北都市,以上海、苏州、宁波为代表的江南城镇,以北平、天津为代表的华北都市,在初期军事占领后即恢复经济生产和日常生活的平静,但生活仍然困难,就业不易。处于战区和游击区的中东部县城和集镇,经济生产与民众生活时受战争影响;而战区和游击区乡村民众无法跳脱战争,饱受苦难。区域的差异性似乎并没有影响到抗战是全中国民众的事情这一认知,但生活区域的差异的确造成了对战争认识的巨大不同。
3.阶段差异:整体而言,战时中国沦陷区的民众生活变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日军占领初期,时间长短不一,经济动荡、逃亡较多,不久即恢复正常;二是1937—1941年间,日伪统治的多数地区呈现出经济相对平稳、民众生活平静、城市受战争影响小的形态,不少民众抱持不认同日伪政权统治心态但又选择为生存而沉默的态度;三是1942—1945年间,受太平洋战争爆发影响,日伪统治区开始承担支援日本对美作战的后勤供给功能,沦陷区经济日益紧张,直至抗战即将结束,不少人看到形势变化才主动配合国共力量从事反抗日伪工作。
4.心态各异:政治上:无论是长春的伪军小队长施明儒、北平辅仁大学生董毅、上海五金店员、香港报业人员及著名作者萨空了,对于日伪统治均不认同,表现出近代以来民族主义教育在底层民众中的巨大影响力,但这不代表一般民众的心态。生活上:由于底层民众多以较少的不动产为生,乡村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城镇也以本地小本经营或从事公务员工作为生,加上父母年迈必须奉养,根本无力长途迁移;多数民众缺少清晰的民族—国家意识,并未把“誓死不做亡国奴”的舆论宣传视为人生底线,也没有真正清晰地认同国民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和中共抗战的意义。贫困民众衡量生活的前提,就是如何得到一个温饱、平和的生活。
从民族—国家立场去考察沦陷区民众生存状态时,我们发现其实生活的逻辑极其强大,人性是难以征服和改造的。即使在最黑暗、最贫穷的日子里,人性的追求、利益的纠缠、两性的相悦、市井的娱乐、青春的荷尔蒙,也会时时上演,如常表达。或许,民族主义的追求与生活逻辑和生存之道的选择,有时融合一体,有时双轨并行。我们需要从更多视角切入,深切体会强权重压下人性的扭曲、道德的沦丧和人性的反应,或许只有如此,我们才能走在正确整理那场残酷战争的历史遗产的道路上,才能深刻透析国家与民众的关系、人性的无所不在和需要理性对待的复杂性。
摘自《民国档案》2020年第1期,原文约4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