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耿金，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西南环境史研究所
摘要：环境史研究重点在探讨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随着环境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这种互动关系的探讨难度也在升级。当前环境史研究应该更多深入微观层面，关注具体时段中的事件形成、发展、演变过程。当前的环境史研究，不仅要充分解读已有文献，还需要走入田野，到基层挖掘环境变迁背后的深层逻辑，以深入到更细致层面。田野调查是环境史研究者获取“环境感”的必要方式与手段，也是对研究者的基本要求。
环境变迁有外来者的观察感受，也有本地人的细微认知。外来者的观察更多是一种置身世外的旁观视角，而本地人群的感知则是基于切身参与的经验视角。从探究环境变迁的角度看，要深入细部、探知区域环境变迁的内在逻辑与生态链条，就必须挖掘本地人群的环境感知，而这种感知是需要长期在此居住、生活才能形成的，可将其称之为“在地化”。这种当地人群的环境认知，可以借助口述访谈来获取，可称之为“在地化”表达。
明确了本地人群作为感知主体后，还需要确定人群的空间尺度。环境史研究的核心是围绕人形成的周边环境变迁轨迹，人群尺度与范围不同，研究区域范围也不同。对于区域环境史、国别环境史以及全球环境史研究，更多是用大尺度、大范围、粗精度的环境变迁史料；对小尺度空间环境史研究，史料缺乏需要通过走入田野弥补。以田野口述方法开展的环境史研究，在空间尺度上属于“小尺度”微观研究，这种微观研究，既能呈现出区域环境的变迁轨迹，更能让当地人群实现自身对环境认知的表达。
一、地理感知：环境变迁“在地化”与口述表达
地理感知是人群对外界地理环境在感觉上的反应。田野调查及口述访谈，可以呈现当地人群对本地环境演变背后的细微地理感知，这种感知往往是外来者很难轻易获取的。但当地人群对本地的环境感知大多停留在本地生活场域之中，本地人要实现其环境感知的表达，仍需要研究人员的现场参与。研究者需要在与当地人的访谈过程中体会当地人的环境认知；访谈对象也需要在特定环境场域内，才能准确表达环境变迁的历史信息。特别是对于后者，要求访谈活动最好是“在地化”进行，更换访谈地点可能会直接影响访谈信息的准确性。
如弥苴河下游由于泥沙淤积河床抬升，明清时期在主干河道上设闸分流，以保障下游河道不溃决。在常年的泄水过程中，逐步形成18条兼具泄水、灌溉功能的“渔沟”，之所以称“渔沟”，主要是因为这些沟渠中有大量鱼类分布，其中以洄游性的弓鱼为主。20世纪70年代后期弓鱼逐渐灭绝后，渔沟也变为单一的排水、灌溉沟渠，并不断被侵占而失去原本面貌。在当地的田野走访中，笔者核实了渔沟名称，与文献记载大致相同，只有部分沟渠名称有差别。渔沟本身具有地理空间属性，某条渔沟对应与弥苴河主干河道的空间关系以及围绕渔沟而形成的聚落空间结构乃至地域人群的社会关系等。此外，渔沟在传统时期有产权属性，当地家族在形成的时空过程也隐藏在渔沟的名称中。因此，理解区域环境变迁，需要对构成环境各种要素间的耦合与分离关系有清晰把握，这种把握就来自于当地人群的地理感知。
二、地方经验：乡土知识中的环境逻辑
环境史研究中的田野口述方法，可以最大限度挖掘基层人群的乡土知识，这种知识是当地人群在与环境互动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地方经验。从技术层面上看，乡土知识大多是通过口传方式或身教的方式展现，并对人们的社会生活施加影响。这种乡土知识是特定人群对周围小环境的认知，是当地人群长久积累的集体经验，具有潜在的生态价值。
如在洱海北部的田野调查中，对于弓鱼消失过程的复原在与本地人群的访谈过程中变得逐渐清晰起来。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洱海出水河道西洱河上建起多座水电站，应该是导致弓鱼逐渐消失的主要原因。70年代后期弥苴河下游还有弓鱼，但是数量已经比较少了，为了弥补弓鱼减少对当地生计造成的冲击，于是从外地引来了一些鱼虾，可能最终导致弓鱼的消失。
此外，一些乡土现象一般很少进入文本材料中，而通过口述访谈获得的这些信息却是极佳的研究素材。渔沟形成之初是为分泄弥苴河主干河道的洪水，并灌溉农田，鱼类资源为其附属产物，因此渔沟排水不畅就会出现下游河道溃决、淹没农田的现象。当地人提及，在上下游河道工程系统整治前，弥苴河下游沿岸的农田在水稻收割季节经常出现江水漫灌现象。此外，当地对于田间的排涝沟渠也有专门的名称，蕴含着生态知识与环境信息。如当地还有一种引水沟渠，称龙洞，历史上“龙洞”与“渔沟”并列。然而现存的龙洞却与弥苴河直接相通，作用主要是将水引进村子，进入农田。相比于“渔沟”的退出，龙洞在当地仍在发挥着作用。这些基层生态的细微转变过程以及其间的逻辑关系，需要在口述访谈过程中不断搜集、整理，这不仅是出于本体研究的需要，也是为以后从事相关研究保存史料。
三、口述史料中的技术与环境
环境史研究应该关注人是如何生存的。从本质上说，人如何生存本身就是一个技术史的问题。技术史虽研究技术自身的演变过程，但技术本身的形成与演化离不开外在环境。
首先，技术依赖于环境存在，也是环境得以维系、平衡或失衡的重要因素。环境是技术产生的基础，它影响技术的形成与演变，而技术也在每一次的改进中影响着环境。从技术层面看，历史时期弥苴河下游捕鱼技术并不复杂，只在渔沟中设置“鱼坝”即可轻松捕获大量弓鱼。
其次，当环境发生改变后，依赖于环境而存在的技术也将发生变革。因此，在环境演变过程中消失了的技术就需要回到田野中去找回，与亲身经历者进行口述访谈无疑就是最有效而直接的手段。
在弥苴河下游，鱼坝、渔沟、弓鱼三者形成完整的生态链条，其中一个环节出现断裂，整个生态链也将不复存在。随着弓鱼的减少，渔沟与鱼坝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在历史长河中，人类发展并不一定要追求技术的革新速度，而是要努力让技术与所依赖的环境形成良性共生。从当地鱼坝捕鱼技术的发展演变看，技术简单正反映了当地弓鱼生境的稳定与和谐。据访谈者陈述，在弓鱼多的时候，鱼户坐在船上顺手就可以捞起鱼来。这种鱼类资源与简单技术之间维持了数百年的平衡，在近几十年被彻底打破。
四、余论
环境史需要关注特定区域内人群的生活场域，这种历史场域的“复原”，要对特定区域、特定人群的生计方式、民俗习惯、行为方式等问题进行关照和挖掘。特定区域的环境变迁具有一定的人群属性，环境史研究应该将这种具有本地人群属性的环境变迁过程揭示出来，田野调查与口述访谈可以实现此目的，让环境参与的主体人群表达其所感知到的环境演变历史。
作为环境史研究的新阶段或新方法，口述环境史在转变传统环境史学研究中的主客体以及揭示环境变化后的人群心态转变上优势明显。中国环境史研究特别是古代环境史研究，基本没有涉及环境、生态的专门史料。口述环境史可以让环境参与的主体人群来表达历史，研究人员不过是历史的记录者。
因此，从史学发展角度来言，口述环境史又进一步推进了史学的“向下”发展。在史料获取与运用上，走向田野的口述方法并非是对传统文献的抛弃与割舍，而是在基于传统史料文献的梳理、解读基础上，运用口述资料将传统史料中重要的关节点串联起来，同时也为开展更精细的环境演变研究提供基础材料。此外，口述访谈能最大程度复原历史时期人类作用于自然的关键技术的演变历程，帮助研究者理解影响环境变化的内在驱动因素以及技术消失与环境变迁之间的内在逻辑。
摘自《云南大学学报》2020年第３期，原文约14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