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翔宇，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102249。
摘要：1912年9月11日至10月5日，黄兴进京晤袁成为民国初年政治史的焦点事件。袁世凯邀请黄兴北上的动机在于营造南北和解的征象，并调和革命党人与北洋政府当局的关系。在进京的25天里，黄兴为化解各派干戈而奔走，并同袁世凯在形式上达成了“八大政纲”。黄、袁会晤使得共和元年一度在表面上呈现出各方协商合作的氛围，且有利于国民党党势扩张。但各方政治力量的介入，使得矛盾与暗斗的伏笔不断显露与升级，民初民主政治终致流产。
一、袁世凯邀请与黄兴北上
南北议和结束后，袁世凯在北京组建了临时政府。为舒解临时政府内政外交方面的困局，造成国内统一、各派团结归附的观感，刷新国内民众、国际社会对待中华民国新政权的印象，增进中央政府的合法性与正统性，袁世凯乃于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的次日，即向孙、黄发出了北上进京、共商国是的邀请。
袁世凯旨在利用孙、黄在革命党及全国人民中间的威望，营造政通人和、粉饰太平的气象。与此同时，袁世凯也有着以电邀北上为名，借以解除黄兴南京留守府之兵柄，消解南方革命党势力的意图。黄兴起初对于袁世凯的邀请，反应冷淡，然而，随着政局形势的变化，黄兴逐渐转变了在北上晤袁问题上的态度。
孙、黄来京意向的渐趋明朗，还与指导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密切相关。８月1３日，宋教仁为在未来国会选举中取得绝对优势地位，拟宣告将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只是，五党在合并过程中既有同盟会内部关于应否改组的论争，也有各党间的分歧。宋教仁将改组进展随时报告孙、黄，并邀二人从速进京磋商对策，孙、黄亦为同盟会改组事宜“主持甚力”。故而，作为党魁的孙、黄，进京出席国民党成立大会，势在 必行。
然而，就在孙、黄北上前夜的８月15日晚，发生了袁世凯利用黎元洪之“密电”杀害革命元勋张振武、方维一案，这使得二人原本计划的行程再起波澜。国民党激进派力主取消孙、黄北上之行程，稳健派以孙中山为代表，称“无论如何，不失信于袁总统”。对此，以吴稚晖为代表的中间派，则提出“折衷方案”，建议由孙中山于８月1８日先行北上，黄兴暂缓入京。袁世凯并未终止拉拢黄兴北上之计划，而是采取双向“管道”并进、恩威并施的手段，通过制造黄兴与“张振武案”有涉的相关证据，逼迫黄兴进京澄清事实，“以释群疑”，且通过孙中山代为劝驾。既经袁世凯动员，又得孙中山催行，黄兴终于转变了态度，并于9月5日动身启程。
二、赵秉钧内阁成立与“政界新潮”
9月11日下午黄兴抵京，至10月5日离京，期间25天内受到了新闻界、实业界、军界、学界、妇女界以及国民党、共和党、民主党、工党、社会党等各方的欢迎，某种意义上延续了孙中山在京期间各界积极互动的盛况，一度形成了持续性的政党沟通与合作的政治文化景观。
黄兴进京晤袁最核心的任务是解决“政党内阁”问题。鉴于此前唐绍仪混合内阁的失败，宋教仁等力主成立“政党内阁”，加之孙、袁会谈中并未正面提及该问题，故使得黄兴北上亟须代表国民党与袁世凯协商解决《临时约法》中总统与责任内阁的关系问题。
自８月20日起，国务总理陆徵祥即称病请辞，改由赵秉钧代行其职。9月24日上午，临时参议院投票，赵秉钧当选新任国务总理，北京临时政府第三届内阁诞生。赵秉钧的逐鹿而出，实乃多方势力竞逐下“妥协”的产物：一是黄兴的欢迎；二是宋教仁的支持；三是袁世凯的属意；四是共和党的推举。从某种意义而言，赵秉钧内阁为黄兴进京后联络各派感情以及调和党争之结果，并获得了国民党与共和党的双重满意，可谓“一举而三善焉”。
从党争博弈的表面观之，此间涌现出一股“政界新潮”：一方面，赵秉钧内阁是在多方支持下获得通过；另一方面，作为国务总理的赵秉钧因拥有国民党党籍的特定身份，似使得国民党在内阁中拥有话语权，从而呈现出党势加强、力量空前上升与高涨的新气象，以致于黄兴与此同时提出邀请国务员入党，以遂国民党“政党内阁”之理想。
实际上，袁世凯乃是其中真正的获利者。尽管赵秉钧持有国民党党员之资格，但民初跨党现象繁多，加之赵、袁交际历史深厚，作为政客的赵秉钧，真实服务的对象自然是总统袁世凯，而非与其背景浅显的国民党。进一步而言，袁世凯最隐晦的用意在于利用赵秉钧以“铁血主义”为解决时局之策，实则依旧贯彻中央集权主张，这其实只是“旧瓶装新酒”的变通策略而已。
三、强迫国务员入党与各方之非议
与赵秉钧内阁通过连带的是国务员入党问题。早在9月14日的黄、袁会晤之际，黄兴即向袁世凯首次提议邀请全体国务员加入国民党。10月３日晚，黄兴 “将党证遍送各国务员，以为实行加入国民党之左券”。继之，10月4日晚，黄兴再邀各国务员、国民党同人、议员、记者等集聚一堂，举杯演说，晓以利害，力劝国务员入党，并向各方遍散党证，标榜本党惟一宗旨，乃扶助政府，使政党与政府相互统属，连为一气。
然而，袁世凯对于黄兴邀请国务员入党之提议，态度暧昧，采取敷衍应付策略。赵秉钧对待“政党内阁”的态度，则还之以冷漠的回应。除了袁世凯敷衍，赵秉钧冷淡，各国务员对黄兴邀请入党的反应亦不尽相同。基于各自从属的利益集团，各党派围绕黄兴提议的国务员入党问题展开了论战，反映了言论立场背后的权力关系网络。
作为国民党党魁的黄兴，由于代表着国民党稳健派的基本立场，故邀请国务员入党的提议自然获得了该派支持。倘若“政党内阁”如愿告成，对于增进国民党党势，进而占据在政权中的绝对话语权，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以共和党及统一党为代表的旧立宪派则对黄兴所提的国务员入党之议持有贬义论调，并展开强烈批判。
对于此次国务员入党问题，旧立宪派显然未能与袁世凯达成合作的默契。袁世凯表面上在国务员入党问题上采取了“调和”与“中庸”之道，似并无偏袒态度，但这种“两面派”的手法，显然利用了旧立宪派与国民党的利益与冲突，使双方达到既能互相牵制，又能同时为巩固自己权力地位服务的“一箭双雕”之效。而国民党激进派对于袁世凯、赵秉钧、黄兴、各国务员以及国民党与旧立宪派之间的权力关系，保持了最为清醒的认知，不同于黄兴及国民党稳健派沉浸在“政界新潮”这一胜利的喜悦中，反而批判赵秉钧内阁的成立以及国务员入党之举。
四、“八大政纲”出台与民主政治之流产
黄兴入京期间的另一轰动事件，即以袁、黎、孙、黄的联合名义，发布了“八大政纲”。“八大政纲”的出现，不仅使得袁、黎、黄、孙四人之间在表面上达成了共识性纲领，更是孙、黄北上后国民党与袁世凯及旧立宪派之间“妥协”与“合作”的产物，并且造成了在国民党达成“政党内阁”以外的另一股政界新潮——各党派呈现出了空前团结与精诚合作的气象，京城内外一度弥漫着各方政治力量平等磋商与政治民主化的浓厚空气。
“八大政纲”成为了各党各派凝视的焦点。国民党稳健派或加以研究，或提出补充建议。共和党、统一党为代表的旧立宪派以及支持袁世凯的旧官僚派亦表示赞助附和。然而，就“八大政纲”出笼的台前幕后看，此并非真正民主政治之产物。相反，该政纲系袁世凯为谋求统治的合法性，以各方协商合作为名，进而为“粉饰太平”而作。至于国民党方面的诸多利益，则在政纲中间被忽视。
袁世凯实为“八大政纲”制定中的最大赢家，并损害了国民党方面的根本利益。一方面，袁世凯企图以此消解国民党主张“地方分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袁世凯将“军事集权”列为“中央集权”的首位，在为北洋系扩充军备服务的同时，又基于限制国民党军事力量之目的，标榜“暂时收束武备”。
黄兴力主的国民党“政党内阁”计划，亦随其结束北上访问而遭到破坏。黄兴亟欲调和内阁与总统、政府之关系，遂于离京前夜力图说服杨度加入国民党。只是，杨度本人竟对“政党内阁”忽然“变脸”，声称入党之条件必以国民党放弃“政党内阁”为前提。至于杨度发生上述主张，既与其对待国民党之成见不无关联，视“政党内阁”损害袁世凯政府的统治利益，同时更深层次的用意即促成共和与民主两党合并，旨在维护旧立宪派既有的政治权势。随后，宋教仁被刺案的发生，阻碍了国民党稳健派通过合法途径与袁世凯竞逐的进程，两者之间从合作走向决裂，只是时间的问题。
至于民初民主政治流产的原因，既缘于黄兴及国民党人对于“政党内阁”理解的偏颇与狭隘，更与袁世凯缺乏民主精神的诚意相关。从理论根源方面看，其误认为拥有某党党籍即等同于代表该党派的利益。在实践层面，黄兴等国民党人片面地强调“妥协”在政治博弈中的作用，缺乏与袁世凯相互周旋的权谋与策略。
此外，国民党“政党内阁”归于失败的结局，还与各派系之间的不合作相关。关于后者，袁世凯邀请黄兴进京的根本目的乃是羁縻国民党，借以营造各派团结、精诚合作的假象，深层次用意还在于促成梁启超归国，进而为整合旧立宪派，对抗国民党而张本。一方面，通过黄、袁会晤，袁世凯如愿笼络了黄兴之感情，且进一步麻痹了国民党稳健派的意志，从而为其当选正式大总统铺平了道路。另一方面，袁世凯为赢得国民党人最大程度的信任，有意促成了国民党“张冠李戴”式的“政党内阁”，尽管此一度增进了国民党党势，但无疑可以借助“调和党争”及“妥协”的名义，换取黄兴对于旧立宪派首脑梁启超归国的赞助，为争取下一步胜利蠃得了有力的砝码。
摘自《东岳论丛》2020年第３期，原文约2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