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文浩，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殖民帝国在半殖民地国家的治外法权是近代的国际性现象。通过外交官与外国顾问等群体建构的信息传播路径，半殖民地国家在解决法权问题时，得以吸纳其他国家的经验。近代中国首先了解、采行日本的办法，即在5年内改革法律及司法，然后取消治外法权，但未能藉此废除治外法权。20世纪20年代，国民政府取法土耳其以取消治外法权，但因缺乏稳固的中央政府等因素，在列强反对后，只能提出折衷土耳其与暹罗办法的方案。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对亚非拉国家进行殖民侵略时，除了将一些国家纳入殖民统治，建立正式的殖民帝国外，对半殖民地国家采取设置顾问、协定关税、治外法权等间接控制的方式，建立所谓非正式帝国。治外法权制度起源于土耳其的前身奥斯曼帝国，后来扩展到中国、日本、暹罗等国家，并持续了很长时间，具有鲜明的国际性。近代中国既未彻底沦为某个或某几个列强的殖民地，亦非基督教国家，因此前述方法均不足取，在当时受到国人关注、并认为具有参考价值的是日本、暹罗、土耳其解决治外法权问题的方法。
日本、暹罗、土耳其三国在解决治外法权问题时，面临的环境不同，废除治外法权的历程亦各具特色。三国取消治外法权的时间有先后；方法或出于和平交涉，或带有胁迫性质；实力方面，日、土两国均得益于国力的明显上升，而暹罗则始终是一弱国。近代中国注意到了三国解决治外法权问题的这些特色，其中首先关注的是日本。
近代国人，首先是驻日外交官，在频繁的中日交流中逐渐了解到日本的做法，并尝试以修订法律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的治外法权问题。民国时期，政府对日本的具体做法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系统总结了日本的成功经验，并实践之。在学习日本做法的同时，暹罗的做法也逐渐引起中国的注意。暹罗曾长期是中国的藩属国，但自1853年以后，两国既没有继续维持传统宗藩关系，亦长期未能建立起外交关系。不过，两国在治外法权问题上有过几次合作。在北京政府抛弃日本、暹罗的做法后，革命后的土耳其为中国解决治外法权问题提供了新的学习对象。
中、土两国分处亚洲大陆东、西两端，联系亦不密切，因此国人长期对土耳其的情况不甚了解，后来中国对土耳其的认识逐渐增加。在时人眼中，土耳其的形象较为负面，属于耻于与之为伍的对象。数年间，土耳其就成功迫使列强放弃治外法权，这给了国人很大刺激。一些人从治外法权在中、土两国的起源上，论证列强在华攫取治外法权不具有合理性，还有一些人注意到“土耳其死刑之案不归领事裁判，其法权丧失之处较轻于我”。在解决法权问题的具体方案上，国民政府试图采纳土耳其的做法，即由国民政府任命不享有治外法权的外籍人士为法律顾问，并明确这些法律顾问不得参与案件的判决。
不过，在中国逐渐转向取法土耳其的过程中，英、美转而试图以暹罗的方式解决法权问题。在英、美的坚持下，国民政府意识到无法立即彻底废除治外法权，从取法土耳其的方案撤退到折衷土耳其与暹罗条件的方案，同意在过渡时期给予一定的特殊保障措施，采取让外国法律专家参与中国司法工作的方式，以消除列强对中国司法的不信任，使列强同意在一段时间后彻底放弃治外法权。列强谋求在半殖民地国家的治外法权过程中，会参考此前在其他国家取得治外法权的经验。
在探索如何废除治外法权的历程中，中国首先接触到并尝试学习日本的经验，但由于长期的法律与司法困境，列强亦未表现出配合中方诉求的态度，导致先改革法律与司法、5年后列强放弃治外法权的方案被雪藏。北京政府试图参照暹罗的做法，先收回会审公廨，然后再解决法权问题，不过中方担心这一方案可能导致会审公廨式的机构扩散到全国，因此在英国反对后放弃了这一方案。五卅运动后，中国逐渐采纳土耳其经验，但因国民政府未能建立起对全国的有效统治，缺乏中央政权的权威，而为列强所拒绝，国民政府遂务实地采行折衷土耳其与暹罗经验的方案，得到了英、美的认可，几乎成功废除治外法权。
从内容来看，对日本的学习最初还涉及政制的改革，但到民国时期更多地是在某些具体做法上的借鉴，对暹罗、土耳其更是侧重取法具体手段。因为中国是在国力下降期间意识到以治外法权为中心的条约体系的危害，虽然一战以后中国国际地位缓慢上升，但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一直未能有效统合全国力量，恢复国家主权。因此，外交官虽然知道必须要增强国力，才能彻底实现中国在国际上的平等地位，但这毕竟非他们所能着力的，所以主要是在一些具体的做法上面入手，希望借鉴日本、暹罗、土耳其等国的经验，以尽早废除治外法权。但各国经验是结合其本国国情的，并不一定完全适合中国。日本侵略打断了中国取消治外法权的进程，但中国最终在抗日战争期间基本解决治外法权问题。
将中国废除治外法权的历程置于国际视野下进行考察，从学习日本，到借鉴暹罗，到效法土耳其，反映了近代中国在法权问题上的不懈探索，也提示我们在研究中国近代史时，不仅要重视欧、美、日对中国的影响，也不能忽视其他相对落后国家对中国的影响。尽管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中国并未通过学习这三国的经验废除治外法权，而是在通过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重大贡献、跻身世界大国行列之后，成功取消治外法权，但在探索如何废除治外法权的过程中，与其他国家的互动，具有丰富的跨国史意义，值得继续探讨。
摘自《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2期，原文约３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