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荣晓峰，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山西省晋商学与区域经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摘要：天津“行化银”是近代中国具有代表性的区域银两制度，它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并在银两市场的整合中取得优势。经过庚子事变冲击后，行化银两制度在政府、商会、银行、炉房等多方力量的博弈下不断调整。行化银为天津贸易及其商业覆盖区域提供重要的交易媒介和信用工具。然而，由于清末民初以来银元势力的扩大，南京国民政府强力推行以银元为主导的货币政策，导致以行化银为代表的虚银两制度处于危机之中，最终完全被银元取代而退出历史。
一、行化银的产生与发展
行化银是为适应近代天津对外贸易开展而创设的银两标准，最初主要用于天津租界中的洋行和对外贸易中银两的收付折算，随着中外经济联系的加强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天津银两市场的混乱状态被打破，银两在成色和平砝上逐步趋于统一，行化银突破使用地域的限制而逐渐被中国商人所接受，发展成为天津地区通行的标准银两。从行化银的产生与发展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外国经济势力的渗透和影响，在一定意义上，行化银的形成是近代以来中国半殖民地化在货币市场的表现。
银锭是一种以白银为主要货币材质的金属货币，其货币价值的确定首先要考虑成色标准，即银锭的含纯银量。成色在银两的价值决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相比较与银锭的秤量而言，确定银锭的成色更为复杂，对货币和金融市场的影响也更大，天津近代史上的“银色风潮”即是由于成色无法保证而导致的金融危机。同时，银锭又是一种秤量货币，必须经过秤量之后才能确定价值，所以衡量银锭重量的平砝在银两货币价值确定中同样占有重要地位。五口通商之后，随着沿海口岸和腹地商埠的陆续开放，贸易和商业推动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开始显现，反映到货币市场上便是银两平砝种类的逐步减少，一个地区或行业使用的银两平砝逐步统一。
天津银两市场上的平砝就经历了一个相互竞争、不断减少的过程，最终统一为行平一种。成色与平砝确定的是银两的绝对价值，然而中国各地流通的银两种类繁多，相互之间交易时需要进行折算，这就是银两的兑换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银两的相对价值。五口通商后，随着上海全国金融中心地位的形成，上海的标准银两九八规元成为全国很多重要商埠进行银两平砝折算的标准，在客观上起到了一种全国性标准银两的作用。
行化银是伴随天津经济发展，由贸易而兴的银两制度。天津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开埠之前与国内一般城镇相似。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而迅速发展成为北方货物集散中心和华北传统商品市场与国际商品市场的枢纽，商业和贸易的繁荣促进了天津银两在成色和平砝标准上的统一。开埠之前，天津市面上流通的银锭主要用于缴纳租税、盐课和内地关税而不在市场流通。化宝银不但在市场流通而且还用于缴纳租税，是当时市场交易使用的主要实银两。开埠之后，中外商业和贸易交往迅速发展，从外地流入的各种型制和成色的银两汇聚津市，由于银色不统一而经常产生纠纷，交易成本的增加成为商业和贸易交往的障碍，客观上需要一种统一的标准成色银两。
天津银两的平砝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官平和市平种类繁多，官平根据衙门的不同而略有区别。市平则由于行业和帮派的差异而不同。公砝平是经官方认可的民间市场中使用的平砝，含有公正之意，是清代山西票号在汇兑价格计算中使用的标准，后为商业市场普遍使用。由于外国商人不熟悉中国复杂的平砝体系，在外国洋行里逐渐产生一种新的银两平砝，即行平。行平的产生是英国等外国经济势力对于中国银两制度的改造行平在公砝平的基础上创设，重量略大于公砝平，其产生打破了原有的银两市场格局，天津银两市场开始构建以行平为中心的银两平砝价值体系。
19世纪60年代，在化宝银992成色标准和行平平砝标准形成的基础上，行平化宝银便产生了，简称为行化银，它是一种充当价值尺度的虚银两记账货币，市场流通的实银两货币在庚子事变前主要是化宝银。化宝银与行化银的关系反映出实银两与虚银两的辩证逻辑关系，实银两是银两的具体形态，虚银两是银两的价值符号，实银两是虚银两的计算基础，虚银两是实银两的发展和延续，是银两制度发展和完善的产物。
行化银从一种虚银两货币发展成为标准虚银两经历了漫长的“货币取代”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这是行平的产生和发展时期；第二个时期是天津公估局成立后的1908年至1929年，行化银被确立为记账本位货币，但公砝平依然保留；第三个时期是1929年至1933年，行平最终取代公砝平，银两货币实现统一。
二、行化银两制度的动荡与调整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庚子事变的冲击下，天津发生由于化宝银成色不断降低而导致的“银色危机”，对天津金融市场产生很大消极影响并引发关税补色风波，直到1908年天津众商公估局成立后，危机才有所缓和。在此期间，行化银的实银基础化宝银遭遇信用危机而被白宝银取代并逐步退出货币市场，行化银实银基础的变化是行化银两制度发展的重要特点。同时，由于政府货币政策的转变，化宝银从货币市场的退出存在一个反复的过程。
化宝银银色的降低一方面是由于官炉缺乏监管而作假，另一方面是由于私炉铸造低潮化宝，甚至有不法商贩在北京伪造足色化宝银贩运到天津出售，扰乱货币市场，银色低潮对天津商业和金融市场带来较大消极影响，化宝银与白宝银的兑换比价也严重失衡，更为严重的是，在银色不断降低的情况下，中外商人为避免损失均将所存化宝暂不出兑，这种短暂的货币窖藏加剧了金融市场货币短缺的状况，直接导致商业交易和账务清算的停滞。
化宝银银色低潮不但成为商业金融发展的阻碍，而且对海关税收产生不利影响。银色危机由化宝银而起，政府整顿银两市场也首先从化宝银入手。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后，对于银色低潮采取了断然措施，严格限制化宝银的行用，同时拒绝了天津商会设立公估局的合理建议。化宝银从天津货币市场的退出是近代中国银锭逐步消失的一个缩影，虽然在天津金融市场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然后在清末特别是民国之后持续推行以银元为主导的货币政策背景下，白银货币形态整体上从银锭转向银元，实银两逐步退出货币流通领域。但即使如此，作为价值尺度的行化虚银两并没有随着其实银基础化宝银的退出而消失，依然在金融市场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天津货币兑换市场、内外汇市场和票据清算市场的标准，“至论天津通用之货币，关于大宗授受及巨额往来以及汇兑上之进出，殆莫不以行化银为标准本位”，在天津及周边区域具有较大影响力，“其势力与上海之规元，汉口之洋例，鼎足而三”。
三、废两改元与行化银两制度的终结
货币市场的发展客观上需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日趋统一的政治和经济形态也必然要求更加统一的货币市场。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全国在形式上实现统一，为国民政府推行以银元为主导的货币政策创造了条件，以行化银为主的天津虚银两制度陷入危机。至20世纪20年代末，银元已经在天津货币市场上占据较大优势。在银币使用混乱及发行量不足的情况下，虚银两尚可发挥调剂金融的作用，但在银币统一及铸造数量日益增多的情况下，银元取代虚银两就成为必然。
摘自《中国经济史研究》2020年第2期，原文约３2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