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向鸿波，中山大学历史系
摘要：晚清中西知识交流中,西人初步提出了文明古国的说法,又借中西文明的根源性探讨,重审中国在世界上古文明中的地位。随着相关说法在东亚,尤其是中国的传布,梁启超等人在引入地理决定论的基础上,以国人视角创立了各种“文明古国”说,同时将中国视为重要成员,以回应中西学术的本源之争.尽管晚清国人的“文明古国”说存在指称和时限差异,却奠定了今日熟知的"四大文明古国"说的基础。
文明古国一词兼具历史悠久与早期开化程度高，影响及于世界的意义。对今日国人而言，“四大文明古国”说作为约定俗成的指称，展示了国家的 悠久历史和民族自豪感。实际上，晚清以来“文明古国”说的缘起演变，是外来说法对清末国人历史认识和观念建构的影响，其中蕴含有中西文明话语之争。
一、西人的“文明古国”介绍
近代西方考古证实了欧亚上古文明的存在，也成为西方文明溯源的基础。19世纪中后期，随着中西交流发展，来华西人向中国介绍世界历史和地理时，初步勾勒出世界上古文明国家的数量和时限，开启了晚清“文明古国”说缘起演变的序幕。
1870年，艾约瑟在《中华教会新报》上发表《巴比伦考》，以西方典籍为基础叙述了巴比伦的名称来源。其强调古典记载对历史判定的重要性，以中国历史时间为标尺，便于读者了解不同地区的早期发展史，隐约有中西对比之意。1874年，江南制造局出版了林乐知等人编撰的《四裔编年表》，以中国帝号纪年法为主，辅以西方公元纪年，于较完整的世界编年史中引入了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时间观念。历史著述中中西时间的交融统一，便于国人了解其他地区的上古史事，展示了上古主要国家的演进，也是一种兼容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著述尝试。西人也将文字作为上古国家文明开化的重要标准，称西方语言学家考证古今语言文字，意在展示最初“语言文字之道理如何，规模如何”。文字之外，还有其他上古文明的标准。
如何在欧洲中心观下说明上古不同地区的文明，成为西人在向中国人灌输历史知识时必须考虑的问题。西人对文明古国的标准判定，不仅应历史悠久，更需要影响世界文明的发展。东西文明的相互关系成为“文明古国”说的重要内容。当然，近代考古成绩对西人的“文明古国”说有重要影响。这对晚清国人的历史认识产生了冲击，如何在世界上古文明叙述中安置中国的位置，也成为需要回应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近代考古发掘也对有着民族自豪感和政治考虑的“西学中源”说产生了重大冲击，同时也成为“中国文明西来说”的重要依据。
二、外来教科书与梁启超的文明古国建构及影响
19世纪70年代，晚清国人已直接了解到西方世界的古国认识。西人提出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八个古国，将中国纳入世界上古史。实际上，清末新式教育改革中，外来历史教科书的应用和改编，为国人接纳“文明古国”说提供了便利条件，有助于“文明古国”说在晚清的社会化，更成为构建本土化的“文明古国”说的基础。
中国历史时间的应用，固然有助于国人了解世界上古史事，也有助于“文明古国”说潜移默化的传播。大约同一时期，日本学者东洋史著述中对中国文明和世界上古文明的介绍也值得关注。清末学堂学校教育实践中，两位日本学者的东洋史成为国人编纂新式中国史教科书的重要借鉴，甚至直接用于中国史讲授。这有助于国人逐渐接受“文明古国”的说法，并思考中国在其中的地位。外来教科书和著述为国人接受“文明古国”的说法提供了可能。
有中国学者就尝试以外来说法为基础，初步构建“中国化”的“文明古国”说。梁启超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同一时期，梁启超的“文明古国”说也通过白话报刊对一般国人产生影响。有人将其《地理与文明之关系》翻译为浅显易懂的文字，揭示了梁启超“文明古国”说在清末的社会化传播。
三、文明争论下的现实回应
在近代西方文明的强势话语下，国人认识到文明古国虽各有特性且影响及于世界，却都面临着近代文明的新挑战。如何使中国文明在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下求得新发展，成为国人应用“文明古国”说时必须考虑的问题。古代文明在近代转型中的无奈和苦痛，暗含了以近代西方文明重审古代文明的深意，古今文明的差异随之展现。
近代西方文明在清末的强势话语，也使得国人的“文明古国”说既反思了近代中国文明落后的原因，甚至以近代西方文明为未来发展路径。晚清的“文明古国”说融入了不同文明间的古今与中西对比。国人感受到了西方文明的压力，呼吁以其他文明古国的遭遇为鉴，并通过民族主义的引入强化了中国文明古国的地位，进而找寻本国在新历史时期的发展之路。
晚清兴起的民族主义情绪，也使得国人将传统文化的绵延不绝视为本国成为文明古国的关键，希望通过保存民族文化，以应对近代西方文明的挑战。在亡国与亡天下之辩中，设立专门国学是为在西方文明的强大攻势下实现民族文化和国家的延续。晚清国人的“文明古国”说也带上了沉重的时代枷锁。钱玄同冷静思考了中国作为文明古国的历史，同时寄托了文明转变以有用于时的期待。在清末外敌入侵和民族危机的大背景下，如何实现文明古国的近代转变，延续中华文明并将之发扬光大，也成为那个时代，乃至此后很长时间内中华民族独立和复兴的重要议题之一。显然，晚清国人的“文明古国”说呈现出不同面相和深意。
其中固然有本国开化时间早且绵延不绝的自豪，也有借鉴其他文明古国近代遭遇，保存民族文化，通过中西交流完成新发展的期待。中国的文明古国身份使得其在中西文明论争和未来方向的选择中呈现不同面相。后人再次审视晚清“文明古国”说的缘起演变，于民族自豪感外，或许也能感觉到近代西方文明对中国历史重塑的影响。
四、结语
1911年，黎元洪在就职典礼上称国人应共同努力，“与寰球各国并驾齐驱，使我五千年文明古国历史上发异常光彩，子子孙孙永保幸福”。这一以黄帝为中国历史缘起的演说中，五千年文明古国包含浓厚的政治意义，揭示了“文明古国”说的社会化，更强化了中国五千年文明古国特性约定俗成的认识。而古今中西不同文明的比较、争论和特殊性展示，也折射出国人面对本国历史和现实时的苦心孤诣。
摘自《人文杂志》2020年第4期，原文约15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