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月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摘要：以往有关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多注意其在五四学生运动影响下的转变,而忽视了欧战的深远影响。自清末至民初,中国人视彼时西方现代文明为中国之未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部分改变了这一思想态势,时人认为原本被模仿的现代文明即将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崭新的未来文明,并视之为新的“过渡时代”。西方现代文明、中国传统文明、预想中的未来文明,多元互歧、互渗互竞,角逐于五四思想界,形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多歧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世界历史与人类命运的转折点，也是近代中国思想潮流的转捩点，深刻影响了新文化运动的趋向。传统中国追求道一风同，有着被广泛接受的“国是”。西洋文明输入之后， “国是”已不成其为“国是”，可称其为“后传统”时代。不过，西洋文明的进入，一方面加速了中国经典的消逝，另一方面，清末民初国人尊西趋新，却也部分起了填补“国是”之地位。一战爆发后，欧洲也出现了类似“后传统”的局面。
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千古不变的金科玉律”在西学冲击下被怀疑，是近代思想的第一次权势转移，此次晚近建立的“天经地义”的西学又一次被怀疑，或可视为第二次权势转移的发端。一战后的“现代文明”不只去神圣化，甚至负面整体化的声音也逐渐增强，虽未必成为主流，却已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否定现代的观点很快被接受，这一倾向使思想界失去了原有的榜样而无所凭借，只能重新思考未来。欧战给中国思想界带来了否定现代的新倾向，与陈独秀所说“未敢驰想未来以薄现在”相反，当时最为流行的便是否定现在以“驰想未来”。
五四时期的革新运动，舆论界较能取得共识的部分是“对于旧社会意识”的态度。对此“旧社会”，以往多视为中国的“旧社会”，实际上，还有一股将当时的西方文明一并视为“旧社会”，试图否定、超越的潮流。如陈筑山“诅咒”的“旧社会”有两个基础，“一个是强权，一个是私有财产制度”，针对的显然是西方文明这一“旧社会”。并且，由谁“踢开”，“踢开”的手段、程度及之后对“未来”的选择却有多种多样。这是五四时期时人的一种普遍感受：对现状不满，对未来又不确定，徘徊于十字街头，四顾茫茫，不知何去何从。“传统”失去权威，而“新的学说”已分裂，其中重要的部分却成了“废料”与“毒药”，这正是思想“顶混乱”的原因。众多“未来”方案亦处于激烈的相互竞逐之中。
一战后的中国思想界没有了一贯的总潮流，原本在中国起作用的传统之道与新近起作用的西方之道，都不再被认可，加剧了传统秩序全面崩溃后的“真空状态”。此时的未来本是开放的，不过，对国家境遇早已不满的国人急切地想要寻找一个确定、可行的方案。随着不久后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及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的传入，苏俄式的社会主义不仅最大程度满足了时人对未来的想象，苏俄也成为一个真实存在的、代表未来否定现代的象征，这让国人看到了短时间内实现未来的可能。
这一状况，无疑为后来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思想基础。另一方面，在欧战结束初期，时人对于何为“未来文明”既无共识，则“新”不再确定。如果说此前思想界尚有比较一致的学习西方的潮流，那么此时混沌中的各派常常均自认是在创造“未来文明”，自称从事“新文化运动”，只不过对新文化的设想与运动的方案各自不同，竞合于五四时期。故此，只有进一步了解一战后否定现代的趋向，才能充分理解欧化坍台的情状、各类社会主义的崛起、不同层次东方文化的复兴和光怪陆离、混流并进的五四思想界。
摘自《学术月刊》2020年第３期，原文约24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