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夏清，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表述的生成可以理解为由模糊的动议发展成中共具有特定政治意涵的概念生成史。在中共话语内,团结抗战的主张由人民阵线、民族战线、联合战线、统一战线等多词混杂的状态,最终稳定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具有排他性的规范表述。在此过程中,中共既坚守自身理念,又因应时势,与多方互动博弈,调适自身意识形态,最终谋定抗战方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经确立便开始生长,对巩固中共在抗战时期的合法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混杂的表述：“人民阵线”“联合战线”与“统一战线”
近代以来伴随西潮涌入，大量新词浸入人们的语言。特定的主张与观念往往浓缩为几个具有标识性的词汇直接参与政治动员，政治实践又反过来进一步丰富、补充且修正了这些词汇的原有表意。准确且有标识性的政治词汇往往直接反映政党的主张。因此，政党与政治人物对重要的政治表述往往慎之又慎，中共的表现尤为突出。1935年之后，随着国际形势与国内局势的变化，中共对大革命失败后所采取的“左”的关门主义作了调整。策略既已调整，但国内革命长期以来的残酷经历使得新方针较难迅速统一为全党共识，反而开启了多种表述共存的局面。同一时期，党内文告混杂使用“人民统一战线”“抗日人民阵线”“人民阵线”等口号；而在公开发言特别是当论及与党外势力合作时，“联合战线”则成为中共的一般性表述。
这一时期，团结御侮成为最大公约数，而具体的抗战方案却交相竞争，各类表述几乎充斥了整个舆论界。实际上，“人民阵线”“统一战线”“联合战线”等表述同时并存且被多方使用，并非偶然。人们通过语言思考，有区分度的语词反映的是观念的清晰，而混杂的表述往往展现了语义的飘忽不定与所指边界的动荡。事实上，统一战线在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并未作为一个完整独立的学说被提出。世界革命的理想与现实弱小的革命力量间的矛盾，既意味着统一战线因其“策略性”在共产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有特殊地位，成为革命斗争理论中的重要一环；也决定了只有在复杂的情境下和具体的斗争实践中，该学说才能不断发展、日臻成熟。
共产国际七大在国际共运史上的意义，不是其倡导的“统一战线”，而是进一步扩展了统一战线的范围，主张团结一切反法西斯的力量，建立包括自由派、中间派、反法西斯的保守派等力量的广泛的“人民阵线”。在共产国际看来，“人民阵线”是“统一战线”待发展的进阶版，二者相互交织，这就为统一战线运用于中国实践时生发出多种表述埋下伏笔。共产国际七大后，各国共产党的工作随之变动，国内多种方案竞出。由此便出现了多个词汇混杂并存的局面。而“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共内部既已使用，又未能终结其他相近的表述，至少说明在实际运作中，具体以何种方式组织抗战、如何与其他势力共处，中共还未形成一个清晰的方案，更未达成贯穿全党的一致主张。
二、抗战主体的进一步明确：“人民阵线”与“民族战线”
新词的提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现存方案的某种不满。但新词的引入只是开始，一个语词最终落地仍有待经历与其他相近词汇的竞争以及为争取认同和稳定意涵开展的辨识与澄清，而这一切都将在话语的具体实践中一决高下。
共产国际七大后，19３6年5月，法国左翼联盟“人民阵线”在大选中获胜；很快，西班牙左翼“人民阵线”也获胜上台。“人民阵线”在欧洲的接连胜利直接鼓舞了国内各派联合抗战的信心。“人民阵线”作为“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扩展，被适时引入国内，意在打破原有的党派之争与“关门主义”，因而被广泛讨论，影响日见显著。
在中文语境下，People的中文翻译候选项有“人民”“国民”，而“国民”很快被主流舆论界剔除。中共成立初期陈独秀便指出，目前国内只有阶级，“国民”不过是一个空名，并没有实际的存在。“人民”一经提出便用以指代与统治者相对立的群体，具有“反政府”“反官僚”的倾向。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早期共产党人曾因“人民”一词模糊了人群差异，批判其不如“工农”类称呼清晰。而列宁对“无产阶级人民”概念的创造又为其在中共理论中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民”较少被单独使用，而是换以“劳动人民”“群众”“劳动群体”等称呼。随着苏维埃政权的成立，“人民”的阶级性被进一步强化。
九一八事变之后，随着民族危机加重，中共在主张团结抗战的同时逐渐扩大了“人民”所指。毛泽东提出，现在的政府应该在过去“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基础上，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在中共看来，既然“人民”与“民族”相似，对“人民阵线”与“民族战线”也无必要作更多区分。但是，自大革命以来，“人民”一词被不断阶级化。“人民”因其长久以来的阶级指向，被指与“民族”并不一致，加上与当时国际时事关系密切，招致部分民主党派、左翼人士的警惕与不满。
“人民阵线”这一表述在左翼人士看来不甚可取，国际形势的变化又进一步加重了国内民众对这一表述的抵触。 “人民阵线”最初因在法国与西班牙的成功受到国内关注，此时也因其失败而受到质疑。国际形势的变化加上西安事变后国内局势的调整，一时间 “人民阵线”承受了来自多方的压力。为应对日益严峻的民族危机，国内舆论整体倒向“统一”与“民族”，“民族”拥有了毋庸置疑的正当性。整体而言，特定国际环境加之国内舆论在民族抗战中的导向，“人民阵线”所带有的阶级意涵无从消释，在与“民族战线”的竞争中难以为继。
尽管我们常以“民主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或者“第一次国共统一战线”指代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但这一时期党内文件一般谨慎使用“联合战线”一词。中共成立初期，陈独秀、蔡和森等在不同场合倡导过“联合战线”或“民主联合阵线”。应该说，对“联合”与“统一”的区分，中共早有自觉。但是，在半殖民地中国复杂的局势下，中共的这种警觉未能落实于具体实践，以致革命遭受重创。八七会议此后一段时间，党内“统一战线”常被贬义地用以指代资产阶级联合小资产阶级而形成的“资本的统一战线”，或专指敌对势力联合镇压革命的“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
总之，在大革命失败后很长一段时间，“民族统一战线”受到批判并被束之高阁。随着共产国际反法西斯战略的转变，中国革命的政策也随之调整。共产国际七大召开期间，中共代表团起草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以“联合抗日”为号召，提出建立“统一战线”之要求。中共在瓦窑堡会议上再次使用“民族的统一战线”口号，但在初期特别是在公开发言中仍谨慎使用“联合战线”来表述这一转变。
三、结语
中共在主张“统一战线”之外，又有意且在一段时间内倾向选用“联合战线”，反映了在大革命后再次开展与其他党派合作时的谨慎。如果说选用“联合战线”是中共谨慎作为，并力图展现与其他党派平等合作的姿态。在多方抗战方案的竞争之下，何种表述最为准确且最具实际操作性，这一问题反复萦绕着当时的理论界。一个词汇的意涵过于开放，指向不明，便极易被其他词汇替代。显然，“联合战线”并不完美。因此，尽管“联合战线”“统一战线”早已有之，一些报刊却将其作为“摩登词汇”或“新术语”重新加以介绍，试图在众说纷纭中重新厘定语词的意涵。同一时期，国内有关“联合”与“统一”的讨论业已展开。
同一时期，与“联合战线”主张相配合，中共力图通过强化“民主”，平衡“统一战线”所指向的集权意涵。通过强调民主来约束“统一”，使“统一战线”和“联合战线”在中共话语内同时并存又各有侧重。但不久后西安事变所引发的纷争打破了这一状态，把围绕“联合”与“统一”的争论推向高潮。1937年年初，国民党组织发动“统一救国运动”，进一步强化“统一”以对抗“联合”。实际上，国民党“统一才能救国”的逻辑早已有之，此时再度重申，是为西安事变的善后准备舆论基础，用以重整国民党中央的权威，铺垫其主导的抗战方案。一时间，“统一”之声鹊起。为推进国共合作，
可以说，正是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阅读与现实实践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一个固定的表述稳定下来。中共因应时势调整修辞并不意味着放弃对统一战线领导权的争夺，而是以退为进，将这一争夺转至国民党的“主场”，围绕如何定义“统一”这一问题展开。由是，问题的焦点不在应否“统一”，而在实现“统一”的具体过程与方式。双方论辩的同时，“统一”的含义也得以进一步扩容。当“统一”这个国民党常用以要求集权的工具被置于“统一战线”组合中时，便与其原有的政治诉求相剥离。在此后的历史中，“统一战线”默认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缩略词使用，在中共反复阐释与运用中，去除了在国民党话语中带有指向性的意涵。可以说，表述上的调整看似妥协，却可以消解国民党的语词武器，为己方赢得更多话语资源。
经过一年多的调整，“人民阵线”“联合战线”等表述在与“民族战线”“统一战线”的竞争中落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一个排他性的规范表述在中共话语中最终稳定下来。从“人民阵线”到“民族战线”是对抗战主体的进一步明确；从“联合战线”到“统一战线”是抗战形式的逐步厘定。几个看似相近词汇间的混杂纠葛，背后是多方政治力量交往、碰撞与隐秘的博弈，内里是中共应对政局重大变动所作出的理论调整。
摘自《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2期，原文约1８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