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邹灿，日本大阪大学国际公共政策研究科
摘要：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日进入全面战争阶段。象征全面抗日战争起点的“七七”，被国民政府设定为“抗战建国纪念日”，用以激发民族情绪和抗日热情，争取民众对抗战的支持。作为战争的侵略方，日本也在其本土乃至殖民地、沦陷区展开了以“支那事变周年纪念”为名的七七纪念活动，并且该纪念活动在大平洋战争爆发后被纳入“大东亚战争周年纪念”。
一、战争的“大义名分”与“圣战”的提起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将责任完全推卸于国军第二十九军，并打出“讨伐中国的暴力行径”“保护居留民”的旗号，试图扩大战争，从而一并解决华北问题。在中日全面战争的初期阶段，“讨伐中国的暴力行径”“保护居留民”便被日军解释为作战的正当理由，在日本政府或军部所公布的信息以及日本国内主流媒体的报道中，事变的发生及战争扩大的责任全在中方。因此，在当时的日本国民中间，起因于卢沟桥事变的“支那事变”是出于自卫的反击行为这一认识广为流布。
然而，直到日军攻陷南京，日本政府也没能使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屈服。19３８年1月16日，近卫文麿内阁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象”的声明，不仅意味着日本政府中断了中日间正规的外交交涉渠道，同时也表示“支那事变”从最初宣扬的“自卫反击”转向“消灭容共抗日的国民政府”这一新阶段。
1. 战时国民精神动员与“支那事变”宣传方针
早在华北战事扩大之际，近卫内阁便已开始考虑发动配合战争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希望“通过发扬日本精神实现举国一致，推动全国对非常时期财政经济的支持”。1937年9月2日，内阁会议确定《针对支那事变的国家总动员计划纲要》，10日，文部省向各地方长官发出实施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文件，
大纲重新打出“确立东亚的永久和平”的作战理由。“东亚和平”的道义标榜成为此后逐渐形成的“圣战”理念的基点与核心。同时，大纲还强调，要使国民尽快认识到彻底贯彻国家总体战的必要性，必须通过国民精神总动员，以“强化后方国民对战争的持续支援”。这说明，针对“支那事变”的宣传从一开始便与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有着紧密关联，前者可理解为后者的重要实施内容或手段之一。
2. 事变一周年天皇诏书与“圣战”的提起
南京沦陷后，近卫内阁切断与国民政府的外交交涉这一举措，从当时日本国内来看，意味着政府对卢沟桥事变以来的中日冲突的处理宣告失败，没能顺利解决“支那事变”的近卫内阁因此面临改组。与此同时，在军事方面，日军展开了大规模的武汉作战。正是在此政治、外交及军事动向下，日本迎来了“支那事变一周年”，军部与政府顺势将一周年纪念作为集中宣传战争的良机，以期争取国内外舆论理解，并通过加强国策宣传鼓舞民心，推动国民精神动员。
日本政府及军部，在此时请求天皇下诏，一方面是欲向国民传达“支那事变”是基于天皇“圣意”、为“东亚和平和日支亲善”而进行的战斗，增强对中作战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可以要求学校及军队、政府机关等机构在周年纪念活动中恭读诏书，便于向国民贯彻战时动员政策，以最简单、快速的方式使国民了解这场战争的意义。
在天皇下达诏书的同时，内阁情报部制定了《支那事变爆发一周年纪念实施纲要》，为周年纪念的实施做出了具体策划。该实施纲要在宗旨的开篇提到：“在七月七日支那事变爆发一周年来临之际，为使国民更深刻地认识到圣战的意义及时局的重大性……将在全体国民中举行支那事变周年纪念。”这里“圣战”一词显然指代“支那事变”，这是自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文件中首次使用“圣战”一词。自此以后，日本的战时政策文件中，“圣战”一词开始取代“支那事变”被频繁使用。
二、“圣战”话语与“支那事变周年纪念”
1938—1942年间，日本内阁情报部及陆军省每年都会在7月7日之前制定相应的“支那事变”周年纪念实施纲要。文件起草机构时而是内阁情报部，时而是陆军省。纲要最终确定后在向各政府部门及机关团体传达时，基本以内阁情报部的名义发出。尽管如此，从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的文件往来情况看，纪念纲要的内容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陆军省的意思。1940年12月，内阁情报部改组为情报局，职能和权限得以扩大。但陆军省在战争纪念日纲要起草中的主导作用并未发生实质改变。
日本政府及军部会根据时局的变化，对“支那事变”的意义做出修正，每年的纪念宗旨及纪念方式也因此发生相应变动。而这些内容通常都会体现在事变周年纪念纲要的方针及主旨中，通过讲演会、纪念日广播等载体向国民进行反复传播及宣传，同时这些内容还会以不同形式在纪念活动中不断被强调，以保持国民对战争正当性及战时体制必要性的持续理解，国民对“圣战”的认识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成型。至1942年止，“圣战”话语基本是以“支那事变”及其意义变迁为主轴展开。
三、纪念活动的展开：“圣战”记忆与战争认识
基于上述纪念纲要，每年7月7日前后，都会出现各种形式的纪念仪式及活动。由军部或政府机关主办的活动，多以军事演习、军乐队游行及演奏会等方式，向民众展示日军的“训练有素”及“高昂的战斗意志”、近代战争的“魅力”；同时，以回顾“战果”、总结分析现状为内容的纪念特辑也大量发行。另外，纪念日当天为阵亡将士默哀、祈祷出征将士武运长久、悬挂国旗，成为必不可少的固定仪式。通过召集或吸引国民参与这些纪念仪式及活动，“圣战”的意义在纪念日得到反复强调与宣传。
1. 关于卢沟桥事变的记忆
作为“圣战”开始的标志，如何使卢沟桥事变被国民深刻记忆和认同，成为纪念活动中颇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在纪念日当天，经常会邀请事变亲历者在讲演会上讲述所谓“真实”战况。《圣战一周年卢沟桥事件座谈会》《卢沟桥亲历者集会》等报道在报纸中随处可见。通过亲历者讲演或座谈，中国政府及军队的“背信弃义”“残暴行径”以及在华日本居留民的遭遇等，在每年的纪念日作为“真相”被重复讲述。
在阵亡将士追悼会现场对民众进行有关卢沟桥事变的宣讲及教育，也是利用纪念日强化国民记忆的重要手段。如在举行默祷前，经常要对国民进行一番训导与精神动员。以表彰阵亡英灵为宗旨的忠灵显彰会，在事变二周年当日正式成立，也是希望在追悼阵亡将士的同时加深国民对事变的记忆和战争正当性的认同。忠灵显彰会一方面通过赞美“圣战”中的阵亡将士，培养国民对国家及天皇的忠诚心，进而凝聚后方民心；另一方面也在不断提醒国民，事变的元凶是卢沟桥畔“暴戾的支那军”，必须对他们“残暴”的抗日行径惩罚到底。
2. 关于战场及占领区的描写
宣扬“圣战”的成果并强化民众对于“圣业”进展的支持，是纪念日的另一重要内容。《周报》的纪念日特辑，一般由内阁、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等下属的情报宣传部门所提供的纪念文章组成，主要是回顾和总结过去一年的战果和业绩，基本以展示作战中日方的绝对优势及日军的勇猛无畏为主题，以彰显实施战争这一决策的正确性。在上述具有导向性的纪念特辑中，描绘出的是“中国政府及军队坚持错误的抗日政策导致中国民众的生命遭到无辜践踏，‘圣战’是为拯救和帮助中国民众而进行的正义之战”这一图景。在“支那事变周年纪念”反复向国民传达的战争认识及图景中，战争的残酷性被弱化，战争造成的加害行为亦完全不见。
在1942年开展的“支那事变”五周年纪念纲要中，“支那事变”的意义被明确编入“大东亚战争”，此前每年的纪念仪式中都要求恭读的“支那事变一周年天皇诏书”，被1941年12月８日向英美宣战时的“宣战诏书”所取代。此外，“宣战诏书”发布一周年之际，内阁情报局策划实施了“大东亚战争周年纪念”，“支那事变周年纪念”被取代。“圣战”话语的重点由“讨伐抗日的中国政府”转向“与英美对决”，日本国民关于“圣战”的记忆也开始以“大东亚战争”为主轴，一直持续到日本战败。
四、结语
战时日本的“支那事变周年纪念”，源于向国民进行战争宣传与精神动员的需求，目的在于宣扬战争的正当性，以获得国民的持续支持。其中，支撑战争正当性的核心话语是“圣战”，纪念活动在“圣战”话语支配下反复向国民强调日本在这场战争中的无辜、无奈与无私、无畏，在获取国民对战争盲目认同的同时，也提供给国民一幅“圣战”图景。
1945年战败后，日本在清理战争遗留问题时，专注于检讨“战败责任”而非“战争责任”，将责任追究范围有意识地限定于主要战争指挥者。在此背景下，广大国民普遍产生战争受害者或牺牲者的自我意识。直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反对越战等社会运动高涨，战争的侵略性及战争造成的对外加害责任才逐渐被提起。然而，从战时国民精神动员所塑造的“圣战”观及其对国民的心理影响来看，战后初期的日本国民能够迅速理解并接受对于战争责任的处理方式，对战争中的加害行为及对外责任毫无违和地表现出无知与漠视，与战时的他们本就没有明显的加害意识、并从内心抗拒接受战争的侵略性以求取心灵慰藉的心理不无关系，战后的所谓忽略与淡忘只不过是战时认识的延续与加剧。
摘自《民国档案》2020年第1期，原文约1８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