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鄢海亮，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内容提要：持久的抗日战争，从空间上将中国界分为沦陷区、大后方和中共领导的根
据地，战争对沦陷区和大后方两区域民众的社会地位、自我认识，以及看待彼此的心理产生了重要影响。抗战结束后，在复员与接收背景下，伴随着国民政府在关涉收复区人切身利益的政策上的失位和举措不公的惩奸运动，复员人员与收复区民众之间发生普遍冲突，并泛化到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的对立。本应是举国欢庆胜利，收复区民众却发现自身因曾被敌伪统治，成为不具备享受胜利资格的“他者”，身份认同处于一种缺失状态。战后在上海社会中盛行的有关“上海人”与“重庆人”的讨论，即反映了这一现状。
一、从两个奇异的名词说起
“重庆人”与“上海人”的划分，最早出于何人之口，具体为何时提出，不得而知。“重庆人”并非籍贯意义上的重庆人，而是指从重庆归来的人，是收复区民众对抗战胜利后自后方复员归来者的一个泛称和戏称，该称谓广泛见于各收复区，只是在上海被讨论得尤为激烈。战后上海社会中之“重庆人”既包含国民政府的接收人员，也包括在战时奔赴内地后方，战后复员归乡的上海人。“重庆人”最初隐含有收复区民众对大后方人坚守抗战的崇敬，但很快就演变成被卑视和痛恨的代名词。“重庆人”的名声变坏，引发不少真正的重庆人或战时在重庆生活过的人发声为自己正名，并与被舆论诟病的“重庆人”作区分。此外，一些被冠以“重庆人”名号的复员人员也自我辩白，认为大多数从重庆来到收复区的人的生活是艰难困苦的，能够敛财和舞弊肥私的只占少数。“上海人”则主要指战时留守在上海的人，其构成群体并非全是上海籍，也包含战前和战时各地汇聚到上海的人，故而应理解为“在上海的人”。部分“上海人”有家属和亲友在大后方，由于“重庆人”地位尊贵，也有其中一些“上海人”以“重庆人”自居。除此之外，受国民政府对收复区原有“秘密工作人员”政策的影响，部分投机者冒充“地下工作者”加入“重庆人”的行列。
“重庆人”与“上海人”的相关讨论主要发生在1945—1947年，讨论者虽集中在中下层群体，但却引人思考。“重庆人”只有在进入收复区时才被称之为“重庆人”，“上海人”则只有在与后方的对比中方被称作“上海人”，两者既是一对地域概念，更是一对政治概念。“上海人”可引申为战时生活在上海沦陷区的人，“重庆人”则代表着有抗战经历的复员人员，其主体“接收大员”甚至可看作国民政府形象的一个缩影。这种以生活区域而不以籍贯为依据的群体划分，既与持久的抗日战争及由此促长的民族意识不可分离，也与两者对战争的体验及由此引致的心理隔阂息息相关，还与战后国民政府对收复区政策的失位及两者间的利益纠缠密切相关。
二、民族主义潮流下重庆与上海的城市形象易位
无论是作为地理概念还是政治概念，“重庆人”与“上海人”这两个特有名词的出现，首先与两者所处地域形象或地位的变动紧密相关。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民族主义的浪潮下，四川及川人形象在时人心中才渐得逆转，这其中尤以重庆及生活在重庆的人最为明显。随着国民政府迁都，人口大规模内迁，重庆作为大后方中枢逐渐成为人们关注和讨论的中心，其落伍的刻板印象渐渐淡去。除经济的发展，重庆的城市形象和政治文化地位也获得提升，并被看作国家的重心和民族复兴的根据地。抗战结束后，不少战时避难至大后方的人士开始陆续返回原籍。可见，在民族主义潮流主导下，不仅重庆作为抗战的中心被民众拥护、爱戴和歌颂，即使是生活在重庆的人也因此具有无上光荣。正是在如此情势下，当后方人员尤其是政府接收官员复员归来时，便作为“重庆人”而被沦陷区的人民视为光明的代表，对“重庆人”的期许，亦开始从战时的能“为国家而死”转向战后的应“为民族而生”。
与重庆政治文化地位拔高相对照的是上海地位的沉降。上海自近代开埠以后被视为国际都市的象征，辛亥革命时期更是成为舆论宣传的重镇和革命斗争的中心，民国初年，不少上海人开始有种不可一世的高傲。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生活在上海的人开始分化，部分迁往内地的被川人称为“下江人”，到战后复员又被称为“重庆人”；而留守上海的则成为后方人口中的沦陷区同胞，到战后又成为低人一等的“上海人”。这期间，上海的城市形象亦因日伪统治发生蜕化。抗战结束后，随着惩奸运动的开展，上海多被视为对抗战“未尽力”之地，“上海人”更被贴上奸伪的标签，并由此遭受不公正对待。“上海人”自身也因身处沦陷区，受过敌伪统治而变得不自信，这种心态落差与“重庆人”的高傲形成了鲜明对照。在伴随抗日战争而来的民族主义洪流影响下，重庆与上海两地的城市形象及地位产生了易位，生活于两地的民众的自我认识及互相认识亦发生了质的变化。
三、国民政府政策影响下“重庆人”与“上海人”的身份分层
由城市形象易位所导致的“重庆人”与“上海人”地位的层级差序，既植根于战争所促长的民族意识，也与战后国民政府对收复区的政策有关。
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面前的首要问题是重建社会秩序。但是多年的艰苦抗战生活，使得大后方人士对待收复区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加之战后与中共对抗的需要，促使国民政府在关涉收复人切身利益的某些政策出现失位，进而引致“重庆人”与“上海人”之间的界限被进一步强化，身份分层更趋明显。
对于国民政府而言，重建收复区的社会秩序，首要解决的问题是恢复已瘫痪的党政系统。国民政府在甄选派往收复区负责接收工作的党政人选上，特别强调对党的忠诚与业务的干练，身居要位者多以拥有国民党籍且富有操守和政治经验者充任。在此原则下，新任收复区的高级职官大多由“重庆人”担任，而收复区本地人则被边缘化，或任低级职务，或遭裁撤。战后上海市政府科长以上职务几乎全由后方复员人员担任。与这种任职安排相对应的是有差别的薪资待遇。国民政府在对待后方复员人员与收复区人员的薪资待遇上确实采取了区别对待。由于重庆区支给标准较全国其他区普遍高，因而从后方来的公务员较收复区本地公务员在薪资待遇上更占优势。在“重庆人”以重庆区标准计薪而“上海人”以江苏区或上海区标准领薪时，两者薪资待遇的不公便凸显出来。更为严重的是，“重庆人”不仅在公务员任职上拥有优先权和享受特殊待遇，即使在与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业单位中亦高人一筹，形成了一种上行下效的恶性循环。身份等级与薪资待遇的两极分化，还带来“重庆人”与“上海人”在日常生活上的分级。
四、心理隔阂与身份认同: “重庆人”与“上海人”的忠奸之辩
“重庆人”与“上海人”的矛盾，还显见于双方对彼此的身份认同。持久的抗日战争对两地人的相互认识和价值观念产生冲击。战争结束不久，即有人指出大后方与收复区之间有“彼此难免隔膜，或致误会”的可能，但国民政府还没来得及做好准备，这种隔阂即伴随着复员而被放大、升级，并在惩奸运动下最终演化成一种身份认同问题。
“是谁在吃苦抗战”，这是“重庆人”与“上海人”之间隔阂及争论的焦点。在民族意识空前盛行的时代，“重庆人”多以身居抗战中心而自高自傲，“上海人”则因深处沦陷区不免胆怯乃至自卑。这种失衡的心理隔阂与两者对战争的体验有关。
“上海人”是“国民”还是“伪民”，这是两者之间争论的又一大问题。由于生活环境不同，对战争的体验有别，因而两者的价值观念不时发生碰撞。战后的惩奸运动便是“重庆人”与“上海人”之间的裂痕持续扩大的催化剂。在“重庆人”与“上海人”的冲突普遍化与泛化之际，也有不少理智的声音从“同是中国人”的角度出发，呼吁两个群体消除心理上的畛域。但遗憾的是，这样的呼吁并未在两个群体间形成共鸣。最终结果是，部分“重庆人”带给收复区的是“贪婪的接收”“荒唐的享受”和“可悲的混乱与痛苦”，“上海人”对“重庆人”的感情则由最初的爱发展到后来的怕，及至最后的恨。战争时期的社会剧变发酵出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往往在战后社会重建中才得以浮现。
结语
战争时期的社会剧变发酵出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往往在战后社会重建中才得以浮现。战争促长的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导致大后方与沦陷区两地地域形象发生变化，进而形成以生活区域而不以籍贯为划分依据的两大群体。而国民政府战后在关涉收复区人切身利益的政策上的失位是导致两者界限更加分明的直接原因，促使“重庆人”与“上海人”被制造成对立的两个群体。如此情形下，战后初期复员人员与收复区人之间出现“真”与“伪”、“国民”与“顺民”、“优越”与“低伏”的对立心理。双方的隔阂日深，并演化成身份认同问题。对于在复员接收过程中所显现出的冲突与对立，国民政府并非没有察觉和采取措施。然而，由于当时国民党工作的重心在于对抗中共，所采措施的效果并不明显。“重庆人”的主体，即复员官员逐渐失去民心，走向没落。
摘自《抗日战争研究》2020年第1期，原文约27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