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淮东，太原师范学院历史系。山西晋中，030619。
摘要：明朝对西藏的经略始于洪武初年，至洪武八年（1375）基本确定了对西藏的全面统治和管辖。永乐时期的明朝，以西藏为中心阻断蒙古、西域之间的联系，使西藏成为明代“中国”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现终明一世，西陲晏然的景象。西藏与明朝之间明确政治管辖关系的形成，既体现出西藏文明东向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层面的强烈需求，也包含有明朝继承元朝疆域遗产的政治意图和构建防御北方蒙古势力的北方防御体系的战略需要。西藏作为明代“中国”与“天下”在西部疆域范围的重合部分，为近世“中国”疆域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明代“天下”的范围既包括明代“中国”，也包括周边的朝贡国家。明代“中国”划定出明朝的西部疆域范围，明代“天下”则是由明朝主导的东亚朝贡体系所确立的亚洲地缘政治格局在地理空间上的投射，并在古代向近世转变的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一 引言
古代“中国”疆域形成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历史学界的老问题。从明朝西部疆域形成的史实切入，对明朝经略西北、控驭西藏的过程与明代“中国”的形成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讨论，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阐释明代“中国”西部疆域的形成过程及明代“天下”的范围，对联结元、清两大帝国的明代“中国”重新进行历史定位，纠正前人有关明代“中国”疆域问题的一些认识和看法。
二、明代“中国”西部疆域之形成——以明朝经略西藏为中心
元灭明兴，西藏自然就成为蒙元帝国留给明朝的西部边疆遗产，如何继承这一遗产，事关明朝西北的稳定。
明朝建立之初，有部分蒙元残部盘踞于西北甘青地区，这是明朝经略西北的重大隐患。从洪武二年至洪武八年，明朝以和平方式将西藏纳入版图，实现了经略西北，打击残元的战略目的，并且隔断了蒙古残部西入吐蕃之路，有效地防止了蒙藏间的联合。明朝对西藏的逐步经略，促成了明朝西北边疆军政管理体系的建立，军政机构的设置为明朝统治西藏地方提供重要军政保障。明朝以入藏使臣对西藏实施间接管理，西藏内部事务委托西藏内部各僧俗势力领袖代为处理，这种二元边疆治理策略的形成，始于明洪武时期。
明永乐时期是明朝全面治理西藏的关键时期。明成祖一方面继承太祖对西藏的治理政策，进一步拓展汉藏交通，加强并深化汉地与西藏的联系；另一方面派遣大量官员入藏，参与西藏的行政事务管理，这是明成祖管理西藏最有成效的措施。
元明易代以后，西藏与明朝的政治隶属关系逐渐加强。明朝有针对性地派遣使臣入藏活动，初步实现了对西藏的全面掌控，并继承了元朝宣政院辖地统治范围进而也确立了明朝西部疆域的大体范围。行政区划方面，政教区域的行政区划体系继承于元朝。地理区划方面，以藏人传统地理观念为基础。以上两种对西藏的地域划界，既遵循了藏族地区传统的文化分区，也继承了元朝的行政分区，两种划分方式呈现出互补交融的特点，促使西藏成为明朝西部疆域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明代“中国”西部疆域形成之影响
明太祖后期，随着西藏地方已经日趋稳定。明朝将兵锋直指河西，击退元朝留守河西的残部，继续西进哈密，明朝兵锋最远深入到西域东部地区，并于河西走廊以西之地置关西七卫。关西七卫地缘上外接东察合台汗国与帖木儿帝国，明朝仍然可以派遣使臣通过河西走廊，经西域通往拉达克进入西藏。元明交替之际，内亚局势的混乱以及帖木儿帝国国势急转直下，客观上有助于明朝对西部疆域的开拓。开辟汉藏交通以经略西藏、遏制蒙藏联合是明朝巩固西北边防的重要战略决策。
将西藏纳入明朝版图之后，明朝只需面对北方的残元势力，以西藏为防御蒙古各部的西部战略中心，联结河西地区，与北方长城（明朝防御蒙古诸部的北部、东部战略前沿）共同构建悬隔于明蒙之间的西北—北方—东北的战略防御地带，进一步巩固明朝北方及西北边疆的稳定。
四、何以理解明代“中国”西部疆域之形成
明朝西部疆域范围的确定既是对蒙元帝国边疆遗产的继承，也是重新确定明朝“中国”范的重要标志。
明代“中国”西部疆域的确立是当时现实政治与边疆形势共同促成的产物。那么，西藏是否被认为是明代“中国”西部疆域呢？首先需要考察明朝君臣对“中国”与“天下”的认识。明朝君臣在心理上其实已然确定出“中国”的西部边疆范围，这一范围已将西藏包括在内。与此同时，明朝的“天下中国观”继承了蒙元帝国构建的国家认同，其目的也是实现“中国”内部统一的征服和统治关系。当然，明代“中国”与“天下”是同步构造的。明代“中国”与“天下”在地域范围上有重合的部分，明代“天下”既包括“中国”，也包括周边的朝贡国家。我们从明代“中国”疆域范围的确立可以更好地理解明代“中国”，而从明朝建立的东亚朝贡秩序角度来理解明代“天下”则更为合适。论及至此，就需要理解西藏与其他朝贡国的差异之处以及西藏与明代边疆其他“朝贡”地区的相似之处。西藏与尼八剌、朝鲜、日本、安南的性质完全不同，西藏是明朝疆域之内的高度自治区，而其他藩属国则处于明朝之外。
西藏僧俗势力对明朝的态度更为主动和积极，带有强烈的经济归属意愿。西藏地方民众均归属于各僧俗势力的管辖，所以地方僧俗势力的政治归属就决定了西藏地方民众的政治归属，因此西藏僧俗势力对明朝是否具有政治归属感和认同感，是我们判断西藏是否成为明朝“中国”西部疆域的又一重要因素。另外，明代疆域的历史书写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后世对明代“中国”西部疆域形成的认识。按《明史》记载甘青地区与西藏都应属于地处边陲的“朝贡”之区。更为重要的是西藏作为明朝疆域的一部分，已经写入《大明一统志》，突出了明朝对“边疆”范围的基本认识。
要之，不论从明朝君臣对西藏的态度，西藏政教势力归属明朝的主观意愿，还是从明朝疆域构成的历史书写，均可从不同侧面体现出西藏作为明代“中国”西部疆域的历史事实。总之，西藏与明朝之间体现出明确的政治管辖关系，而这一关系的形成既有西藏文明东向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层面的强烈需求，也包含有明朝继承元朝疆域遗产的政治意图和构建防御北方蒙古势力的北方防御体系的战略需要。
结 语
重新审视明朝经略西北、控驭西藏的历史，可以勾勒出多重维度、多重面相的历史意涵：一、明朝继承了元朝西部疆域的一部分——西藏，西藏成为明朝行政版图的一部分，并最终确立了明代“中国”西部疆域的范围，使近世“中国”有了大体的雏形。二、明朝采取派遣使臣入藏间接管理和扶植西藏政教势力直接管理西藏的多元治理模式，为清朝调整对西藏的治理策略提供借鉴作用，也为清代“中国”西部疆域之最终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三、明朝对西藏的经略，促使西藏从明朝的西部边疆变成内亚地缘政治格局的中心，这也标志着明朝与中亚及西域诸国及北方蒙古诸部战略相持局面的形成。四、借由“华夷”秩序与东亚朝贡体系共同构建的明代“天下”，既包括明代“中国”，也包括周边朝贡国家。明代“天下”是亚洲地缘政治格局在地理空间上的投射，决定了亚洲地缘政治格局的最终形成，促使明代“中国”成为内陆亚洲和海洋亚洲的双重地理中心，并在古代向近世转变的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摘自《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0年第2辑，全文约16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