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鱼宏亮，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00101。
摘要：受“内亚”理论、“族群”理论等西方史学理论的影响，一些古史研究将地理环境差异当作不同民族间生活与交流的鸿沟，中国东北、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地区被视为与中原地区截然不同的地理单元，进而将这些地区的人民与内地人民分割成互相隔离的族群，从而构建了一个内地与边疆、本部与边缘的历史叙事模式。这种模式在中西方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变成中国古代史研究不可绕开的前提与背景。本文利用明清以来中央和地方档案、土地契约、地名志、中外考察记等史料，还原了明清时期内地与蒙古地区人民跨越长城、河套等地理界限，在农业与贸易等方面进行的历史悠久与规模宏大的双向交流，以及移民、技术与文化传播的历史画面。指出在一个环境与民族多样性的国度中，地理环境等自然差异从来没有成为人群交流与融合的阻断因素。相 反，人类社会的发展正是一部突破环境局限的历史。“内陆亚洲”“长城带”等西方史学理论的提出受到近代民族主义的影响，在应用到中国史的研究中存在着明显的错误和缺陷。
一、从环境到族群：“内亚”模式再探讨
（一）隔离蒙古：早期俄国汉学的政治特色
从17世纪罗曼诺夫王朝起，俄罗斯逐渐由一些分散的小邦和公国扩张为一个横跨欧亚的帝国。同俄罗斯的政治活动相适应，俄国汉学界也将注意力更多的集中在蒙古。表现在地理概念的表述上，蒙古往往被描述为脱离中国的独立实体。俄国历史学家着力于发掘俄蒙关系的起源，淡化蒙古隶属于清朝中央政府的事实。在19世纪后期兴起的西方中国考察热潮中，俄国汉学界开始采用欧洲人习惯使用的“内陆亚洲”的概念，将视野也扩展到蒙古以外的新疆、西藏等区域。
这种独立性以地理环境为表象，背后的实质却是政治与外交性的。
（二）“内亚”与长城带
“内亚”（Inner Asia）一词最早使用于欧洲特别是德国地理学界和文化人类学家之中。从形形色色的有关“内亚”概念的定义来看，从地理、语言到种族形成了言人人殊、各有特定内涵的名词。总得来说，以下几种用法比较有代表性：1.地理特征说，以帕米尔高原为顶点，河流流向内陆的广大亚洲区域被称为内亚。2.文化区域说，以操某种语言的种族为特征叠加起来的文化地理区域，包括阿尔泰语、满语、蒙古语和突厥语、乌戈尔语等语言的种族活动的区域。3.“长城带”说，包括了满洲、蒙古、新疆、西藏等区域。
（三）“胡焕庸线”与半月形传播带：从地理到族群
我国早期人口地理研究者胡焕庸在中国第一张人口密度图中发现，我国东南半壁和西北半壁面积前小后大，而东南半壁集中的人口占总数的96％，西北半壁仅占4％。这个数据又与自然生态、环境条件、人口流动有着密切关系。此为“胡焕庸线”的由来。20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童恩正在《试论我国从东北到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一文中提出由长城地带和藏彝走廊组成的一个半月形文化传播带。
“内亚”理论作为一时的史学范式，不同时期固然有着不同的倾向和内涵，但其隐秘的意识形态基因却很难为人察觉。如果我们摆脱内亚理论等史学范式，重新审视17世纪的中古时代长城南北的社会与生活，将会呈现另一幅画面。
二、明清长城南北的农业与人口流动
明代中叶以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战和不定的大背景下，沿着明朝北方边镇和蒙古游牧地区，社会经济和人口结构发生着静水深流式的巨大变迁。这种变化超越战争与政治，在更深层面塑造着大地上的人及其社会组织。
（一）库伦、囫囵、圐圙
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是蒙古语“圈子”的音译。作为清初形成的一座重要边境重镇，库伦又是清代北方守驭与贸易的重要节点，是17世纪以来北方边贸的重要货物集散地之一。从语言学来讲，“库伦”一词汉语用囫囵、呼勒等词来表示。蒙古人虽游牧路线有临时定居点，以车马围成居住地，多称为库伦。在蒙古地区实际上分布着大量被称为库伦、囫囵、呼勒等蒙古人聚居的圈子，清初设立的库伦办事大臣所在地的库伦城，是代表性地点之一。
圐圙实为蒙古人的聚落，既包含游牧中以车帐围成的营地，也包括定居的村落。圐圙这一地名在中国北方地区的分布范围，反映了从16世纪起蒙古人逐渐形成定居村落的历史过程。这个范围从内、外蒙古一直延伸到长城以南的内地，可以看出蒙古人南下与内地民人混居的过程。
（二）板升与圐圙：双向流动
我们也可以发现大量内地民人北上进入蒙古地区，从事农业和贸易，形成定居村落。这种村落多被明代文献称为“板升”。“板升”亦作“板申”“板身”。以“板申”命名的地名，广泛分布在内蒙古中西部农牧交错带。部分蒙古语村落的名称也反映出蒙汉交流的特征。
经过近一个多世纪的变迁，蒙古游牧部落所发生的变化是天翻地覆的。在这个变化过程中，伴随的是人口、技术、文化的全面流动。经过这样的人口流动，蒙汉融合的局面已经形成。
三、骆驼城：沟通丝绸之路的贸易枢纽
从秦汉大一统政权的建立起，中国境内及周边地区就开始兴建系统的全国性道路交通网络。蒙元时代由于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的出现，连接内地各行省和周边各汗国的驿站系统达到了空前发达的程度。除了沙漠丝绸之路外，尚有多条官道或者商道连接着北方草原和内地。最著名者为阴山道，又名白道川，是越过上郡长城往北一直穿越大青山的一条军事、贸易、人员交流大通道。
明代成化年间设立的九边重镇之一延绥镇榆林卫，是沟通南北的重要枢纽。明代的九边，虽然是边防重镇，但是又承担着重要的贸易职能。明代延绥镇、榆林卫等陕北地区，实际上成了沟通北方草原丝绸之路、西部沙漠丝绸之路以及南方高山丝绸之路的三线交汇之地。
从榆林、张家口等地形成的圐圙、囫囵、库伦等贸易集散地和居民定居点，到以位于外蒙古境内的库伦办事大臣为代表的官方贸易中心，这个包含人民、村落、道路、城市等因素在内的综合历史过程，为我们揭示了一个由明至清跨越南北地理界线的多元画面。
四、内地与边疆：被遮蔽的大融合
明清时期，一直活跃着一条条东起张家口、宣大，西至榆林、宁夏的通往北方传统草原丝绸之路钦察道的贸易通道。这些通道跨越边塞，跨越农牧地带，跨越地理差异，从更为广阔的角度揭示了族群融合的壮丽画面。伴随贸易的是人口与文化的流动与融合。
结 语
从地理环境来讲，长城或者内亚、半月形线只是代表了中国境内复杂地理环境之一种。种种差异巨大的地理环境都存在于中国之内。这些地理环境差异并未成为人类活动的界限，相反由于共同的文化与历史，这个共同的地理空间成为融合族群的共同舞台。
摘自《文史哲》2020年第3期，全文约32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