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俊领，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摘要：北洋时期，道教在城市社会治理中的角色与命运出现新的样态。京师警察厅依据相关国家政令对北京道教进行市政管理，由此东岳庙成为官方的社会治理客体，二者之间形成暂时的平衡关系。在官方主导的社会治理模式下，该庙道士被去除官员身份，基本延续旧有的自我管理规制，生活更为世俗化，而涉及道士婚姻的法律条文颇显滞后。其仍以传统方式化导民众，在招收道徒等问题上遵循常规、常情与常理，却不符合内务部的相关训令。可以说，这一时期东岳庙的演进轨迹在微观层面体现道教参与社会治理的效用及其困境，同时反映北洋政府主导的城市社会治理在制度安排、主体定位与民众日常生活之间存在一定的隔膜和错位。
北洋时期，京兆地方政府依照相关国家政策，将北京东岳庙纳入城市社会治理的范围。以城市社会治理而言，一方面，北洋政府颁行一系列具有现代意味的法令与规章，主要依靠警察系统具体实施城市公共事务的管理与服务；另一方面，社会治理主体渐趋多元化，城市各阶层、团体尝试以自治为基础，与官方合作、协商，探索新的社会秩序与发展机制，初显市民社会的雏形。
一、市政管理与东岳庙的弱平衡关系
1912年7月，北京白云观的道士葛明新等18位道教代表在北京成立了民国以来第一个道教团体——“中央道教会”，但该会成员皆为全真派，与正一派无关。1913年，以江西龙虎山道士张元旭为首的正一派代表在上海举行“中华民国道教总会”发起人会议，但该会一直未获政府核准。翌年，袁世凯恢复张元旭的天师封号，并重新颁发正一真人之印。徐世昌笃信道教，尊奉吕祖。这一时期包括道教在内的 “宗教运动的发展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著名政治领袖的庇护”。当时全国各地的东岳庙在名义上 “均仰江四〔西〕龙虎山天师府之管辖”，实际上天师府与北京东岳庙没有统属关系。真正直接管理该庙的市政机构是京师警察厅，其在宗教管理职能上从属于内务部礼俗司。东岳庙的行政管理主要体现在宗教信仰、住持继任、财产支配与场地借用等方面。其一，东岳庙的道教信仰既受法令保护，也受其限制。其二，东岳庙的住持继任由京师警察厅监管。其三，东岳庙依法交税，但未被强制办学。
北洋时期的东岳庙与京师警察厅在管理与被管理上形成某种平衡状态，但这种平衡状态并不稳定，会因政令更改与主管者的个人态度而发生变化。
二、东岳庙的自我管理及外界舆论
辛亥鼎革后，北京东岳庙道士由清代官员变为普通国民，主要以传统的清微派戒律与庙中规制进行自我管理。从1912年至1921年，东岳庙仍由华明馨担任住持，庙中道士严守戒律。每天道士要用高腔念经，该庙道士持五戒，在鸣钟、击鼓、上殿、请销假、账房、外出念经等方面皆有严格规矩。如有违犯，轻者训诫、杖责，重者驱逐庙门。
1912年，北京白云观的陈明霦等人积极争取道教的“国教”地位，试图使道教成为与政府平行的社会治理主体。同年，正一派首领张元旭到上海发表演说，举行中华民国道教总会发起人会议。二者皆有意成立全国性的道教团体，提高道教的政治地位，进而在政府主导下参与社会治理。
东岳庙道士的法脉传承延续过去的传统。明代清微派道士禹贵黉住持该庙时，确立了后世道士的排辈顺序。东岳庙住持的更换实行长徒继承制。1921年，华明馨临终前指定徒孙郑吉年接任住持，打破了长徒继承制。当时东岳庙的日常生活并不安稳，不时有外来者介入，华氏不得不借助当地绅商以及鬼神信仰对驻军首领施加影响。自郑吉年开始，东岳庙住持的接任不再实行长徒继承制。郑氏去世后，庙中道士通过公推方式，将马化图选为新任住持。另外，因为缺少财力厚实或社会影响力显著的护法，东岳庙无缘于当时上海一些道观在内务管理上实行的董事会制度。
由于时局混乱，新思潮涌动，郑吉年接任东岳庙住持后，该庙的戒律逐渐松弛。依照清微派戒律，东岳庙道士不可结婚，这既涉及戒律，也关系法律。北洋时期东岳庙道士经常外出为办丧事的人家诵经，表现出比过去更为明显的职业化倾向。在宗教修行上，东岳庙道士似未表现出特别的功夫与成就。虽然东岳庙道士在道教革新上鲜有建树，但意欲以激进方式改造社会的新知识人对该庙的道教信仰多有批判，甚至从根本上否认其社会治理的功能与意义。在新知识人的“迷信”批判之外，也有社会舆论从不同角度肯定东岳庙的道教信仰及其社会治理作用。其实，道教对于自身的弊病早有省察。由于缺少人才与官方支持，包括东岳庙在内的整个道教无力像汉传佛教一样实施现代化的转型，只能因循依照传统的方式进行自我管理。
三、东岳庙参与民众生活的方式及效用
“北京的东岳庙的规模固然不能及玄妙观大，但至少可以说是北京人的迷信的总汇。他们的生活上无论起了何种的不安，或生了何种的要求，都可以到东岳庙里去请求解决”。这是1924年历史学者顾颉刚考察该庙后的看法，从一个侧面揭示北洋时期的北京东岳庙与地方民众日常生活的密切联系。
其一，东岳庙道士以传统方式参与塑造民众的精神信仰。由于新文化运动并未真正影响到民间日常生活，北京民众的鬼神信仰传统几乎一仍其旧。但东岳庙道士并不希望信众将解决困难的希望完全寄托于神灵，也告诫他们行善积德比烧纸焚香更为重要。辛亥鼎革后，北京的东岳大帝信仰习俗仍有相当的活力，东岳庙道士应邀为亡者诵经，做法事。另外，这一时期的东岳庙仍是北京民众的停灵之地。一部佚名的民国初年北京旗人的日记显示，停灵于该庙时其母请东岳庙道士为亡者做法事，焚化黄表、彩纸裱糊的楼库及纸制冥器。
其二，东岳庙道士帮助民众解决一些现实生活问题。华明馨在北京东郊一带享有较高的威信，常作为民众的调停人与保护人。他凭借自己的宗教地位和社会威望，从容应变，使东岳庙躲过了历次政治事件的冲击。他依照常情与常理，将伤病严重的傅洞奎与关洞启收为道徒。傅、关二人入庙为道之事，典型体现了当时北京底层社会的常识与日常生活逻辑。大体而言，底层社会的日常生活逻辑是民众在熟人社会中逐步形成的以家庭（或家族）为本位，意图获取更好的生活境遇和发展条件，注重人伦、情面与传统习俗的文化观念与行为机制。日常生活逻辑是一种生活智慧，也是一种介于国家制度与日常生活实态之间的中间机制。其与国家制度不完全一致，既有遵照后者自我规范的一面，也有利用后者实现自我诉求的一面。
其三，东岳庙庙会融入民众日常生活的秩序，提供诸种便利。对整个北京城而言，每年三月十五日至三十日的东岳庙庙会则是整个庙会序列中的重要一环。东岳庙所在的朝外大街因东岳庙的香火而形成了一个可观的商业街市。位于此地的永星斋（糕点店）、泰源亨纸店、宝记茶庄等远近闻名。这些商号在观念上均仰赖东岳神灵的福佑，而且其中一些商号与该庙颇有关联，甚至在庙中人事变更问题上要出具担保书。北洋时期，东岳庙道士对于来此朝庙的香会仍有重要的引导作用。每到庙会举行时，道士与香会会首互相配合，确保进香顺利。
从北洋时期北京东岳庙的历程与命运可见，这一时期的社会治理在制度规划、主体定位与民众日常生活的关系上尚未协调，处于新旧交替、法治与人治并存的混沌状态。1928年后，北京东岳庙命运多舛，乃至成为社会革命的对象，实出乎该庙道士的意料。
摘自《世界宗教研究》2020年第3期，原文约18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