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者薛玉琴，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杭州，311121；刘正伟，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杭州，310028。
摘要：近代中国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也是国家与社会话语从封建形态向近代形态的转化过程。清末民初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近代话语重塑最热烈的时期。国教运动作为新话语体系的塑造运动，在马相伯的言行中有典型反映，其中涉及复杂的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古代社会与近代社会、古典学术与近代学术的关系纠葛。以国教运动为线索，揭示清末民初话语转型过程中文化、政治、思想等的勾连互动关系，可以显现出近代话语转型与建构过程中某些规律性与本质性的要素。
一
孔教运动所引发的思想战争，绝非单纯的所谓儒学转型与复兴应取何种途径与方式的问题，亦非单纯的宗教与信仰问题，而是关涉国家重塑的话语重建问题。要通解这一问题，不仅需从孔教倡导者的理路予以剖析，还需从反对者的理路出发，细致疏解其分歧所在。
一般说来，伴随急剧动荡的历史转型，往往会出现信仰问题、道德问题、心灵秩序问题，也就往往会导致宗教思潮的兴起。作为国教运动的反对者，马相伯不仅是辛亥鼎革之际的重要政治人物，参与见证了民初制宪的全过程，而且是天主教界有崇高声望的领袖。但是，他走上与康有为不同的路，却绝不仅是由于信仰不同。实则，马相伯重返教会，乃与甲午战后知识阶层普遍的精神焦虑和心理危机相关。但是，他选择的是与康有为不同的另外一种方案，映现出国家与社会整体转型过程当中话语体系重建方案的多元性与多样性。
二
戊戌时期的宗教热，乃与甲午战败后儒家意识形态话语认同之危机直接相关。所谓“宗教救国”，其本质乃是话语重建问题。以康、梁为代表的相当一批社会人群，看不到社会大变动所带来的进步，进入眼帘的却全是活生生的残酷现实。这种现实是整体性的、全局性的，但最让他们痛心疾首的，是“道德”“礼俗”或“道揆”“法守”“教化”“礼教”。总之，是“数千年国家所以与立之大命”的破弃，是国家整体精神命脉的流失与毁弃，而制度层面的“郡县”问题、经济层面的“小民”问题等，无不与之紧密焊接在一起。如何走出这种困局？于是，社会上出现了“道德救国论”“精神救国论”“宗教救国论”。这在民国初年，成为国家话语整体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思潮，是符合唯物史观所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的一种现象。
民国初年，挽救道德危机、重建信仰体系成了当时一些思想者改造中国的武器。在中国，虽然提及宗教，其意指却不在宗教本身，亦即并非出于纯宗教的关怀，而是出于国家与社会的现实关怀，也就是话语的重建。换言之，宗教在西方归于目的，在东方只属于手段，目的是国家治理与话语建构。所以，它的最终指向，同样是新型民族国家的整体话语建构。
三
反对国教运动的一方，最重要的力量有两股：一来自宗教界，二来自以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为代表的新文化派。深受天主教文化洗礼、具有宗教信仰的马相伯，在对待儒教的态度上反而更加平和。
首先，马相伯认为孔教并非宗教，孔子并非宗教家。其次，马相伯认为如定孔教为国教，会引发国内民族矛盾，破坏五族共和，在国家治理上造成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再次，马相伯依据西方社会政教分离的基本原则，强烈批驳袁世凯政府的祀孔活动与祭天典礼行为。最后，马相伯还对民初的党争乱象作了批判。马相伯不仅反对定孔教为国教，而且对《天坛宪法草案》中第十九条第二项“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大本”也加以驳斥。
马相伯更多的是从社会现实出发而引出他所认可的对待儒学的态度。马相伯对此所给出的一个重要答案，就是指出了如何正确尊孔的问题。很明显，他不反对尊孔。恰恰相反，他还主张必须“一以贯之”地尊孔，并且要以孔子的思想来将国家的文统道统贯通起来。他不仅将孔子儒学视为国家政治的一个资源，而且视为现实政治运作的一个举措，颇有以儒学立国的意味，但是，他反对将儒学宗教化，反对形式化地对待孔子，更注重将孔子儒学融到国人的精神血脉中去。《尊孔说》写于1913年国会第一次制宪期间。这篇文章很可能反映了信教自由会的共同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马相伯对于康有为的批评以及他本人对于宗教性质问题的看法。这些言论，更能够映现出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国家话语重构过程中的复杂面向。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已经不再允许“以维护儒学还是全面否定儒学的形式提出”。它必须另外重建一套新的话语体系。
围绕国教运动所产生的派系分野，实为转型期国家整体话语建构过程中的不同面向，亦可视为不同的建构方案。这些方案均已遭到历史淘汰，但其思想主张、纠葛过程等，尚有其鉴今的价值。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全文约3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