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凌楠，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200235。
摘要：中世纪西欧旧制度下的等级，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阶级”的译名传入。中西对比之下，梁启超始终判断中国无此“阶级”制度，肯定中国传统社会流动性优于他国。民初政治失败，促使他反思“阶级”的缺失可能导致议会基础不稳。20世纪20年代，随着“五四”社会意识萌发与社会主义讨论的展开，“社会阶级”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分析工具，普遍受到知识人重视。梁氏进一步辨析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甚至创制新名词，来阐发中国适用性问题。梁启超“阶级”更近西欧社会主义者的思路，饱含现实关怀，客观上促成了这一模糊概念的广泛流行。
一 西欧等级制话语波及下的阶级革命观
梁启超最初理解的“阶级”概念，是西欧旧制度里的等级（estates），即他常说的贵族制度。追溯西方“阶级”概念的前史，其社会现实来源是中世纪的等级制。中世纪等级制对近代史的影响有两方面。一方面，沿袭传统的社会等级，有序发展出了近代议政形式，扩大了政治基础。另一方面，激进的革命思想以推翻固化的等级制为号召。
近代以来日本翻译的西欧近代史书籍中，旧制度的“等级”（état／estate）全部被翻译为“階級”，直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仍在使用。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的传播途径依赖日本。这直接造成了梁启超最初理解的“阶级”概念，是充满西欧历史色彩的等级制标志。梁启超进而结合其对欧洲史的理解，认为阶级是西欧旧制度的产物，是身份等级制的桎梏，在近代革命中逐渐被铲除。同时，“阶级”概念内涵还随着西方社会主义发展而变化。社会阶级问题滑向革命，是19世纪到20世纪初西方正经历的路径。据此，梁启超将“贵贱阶级”与“贫富阶级”视为相继革命的目标。梁启超的观点在趋新知识界中并不孤立。
西欧等级制度与大革命的关系，长久地刺激着20世纪中国革命。即便脱离了直接转译日本新名词，民国时期中国人在汲取大革命平等精神给养时，依然忘不了“阶级”的西欧历史背景。
二 中国绝无欧式“阶级”制度
基于以上对西方阶级概念的认识，梁启超反观中国，明确称中国自古无阶级。然而，任公在亲身感受民初政治失败之后，自我超越了这种优越论调，反身总结西欧“阶级”制度的秩序性与近代过渡优势。西欧近代议会产生过程中，等级制传统确实起到了稳定基础作用。梁启超由此认为中国行议会制度不成功，缘于社会无阶级之分。他认为中国人在议院中的斗争，不是为了阶级利益，而是派系倾轧。对议会制评价的背后，是梁启超开始转向重视精英政治。
三 “有枪阶级”引发的“无处不阶级”
19、20世纪之交的西学东渐，尚处于与传统的碰撞、结合期。“阶级”明确作为一个社会分析工具概念，重新闯入中国知识界眼帘。
梁启超也经历了欧游的新思考，对西欧社会主义、中国固有制度特殊性，都做出了新情势下的新表达。那么，中国现有的社会结构要怎样理解？梁启超索性利用“阶级”概念工具，分析社会分层，创制了脍炙人口的“有枪阶级与无枪阶级”之说。
如果说20世纪初与《民报》论战时，梁启超对社会主义只是初识门径，那么，20年代的梁氏则窥见堂奥，在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了解之上，具体分析中国适用问题。梁氏明言，中国社会结构依靠军政地位，现时症结是有枪的军阀武人，即统治者与产业无必然相关。可以说，“有枪阶级”与“无枪阶级”名词一出，把传统的“统治—被统治”、马克思主义的“有产—无产”等话语的内涵都消解掉了，只剩下二分对立的社会分析范式。梁启超创制的新名词，为更多的“阶级”流行语铺垫了道路，一时间社会“无处不阶级”。
四 理想化的“有业阶级”
稍后梁启超转回学理论述，不仅断言经济分野的“阶级”在中国没有形成，而且提出中国独特的社会人群分野在“有业”与“无业”，不在“有产”与“无产”。至于五四后期流行的“劳动阶级”用语，梁启超也不以为然。1925年，梁启超正式提出新名词“无业阶级”与“有业阶级”。针对中共话语的批评意味十分明显。文章依然强调欧美的阶级与中国的绝不相同。
在梁启超等人看来，马克思与圣西门区别在定义，反而是现实分析的思路更值得借鉴。梁启超提出“有枪阶级”意在批评军阀统治；几年后提出“无业阶级”针对工农运动的话语，都是他结合中国现实分析的直接反映。但是，理想社会主义中的“有业阶级”，在现实社会结构中过于分散，实际很难团结起来发挥力量。
结 语
梁启超对待“阶级”概念的态度变化，在近代学人中颇有代表性。起初，以社会等级制来理解阶级，观察到中国自古以来社会等级不明显，产业尚不发达等。“五四”后，梁氏发现“现代新阶级”的概念全以经济为标准，中国虽无旧的贵族阶级，但不能避免新的经济阶级。这一新概念与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息息相关，也与中国社会的现实关联。任公开始把“阶级”当作一种社会分析的概念工具，去理解现实社会问题，甚至量体裁衣般地创制“有枪阶级”“有业阶级”等新名词。
梁启超创制的“有枪阶级”与“无枪阶级”说法，反映了讨军裁兵情绪，正中民众心理，此后被各大报刊舆论广为引用。“有枪阶级”与“无枪阶级”名词一出，把传统的“统治／被统治”、马克思主义的“有产／无产”等话语的内涵都消解掉了，只剩下二分对立的社会分析范式。也因梁启超的泛阶级名词影响之大，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消解意义，特别是针对中共“劳动阶级”话语的批评，引得早期中共党人不得不专门反驳。吊诡的结果是，早期共产主义者辩论的标准并不广为人知，但正是借助“产”“业”“枪”这些贴近现实的字眼，“阶级”话语在范围更广的知识界越加流行起来。
今天研究者普遍接受“阶级泛化”的说法，是以中国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为内核标准，对于中国革命史而言，这是精准而深刻的。而某种意义上，这恰是因后世阶级斗争影响，反推民国时期的概念发轫。民国时人没有后世的框架意识，已然看到了“阶级”词语的开放性。
摘自《史林》2020年第4期，全文约12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