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易锐，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博 士 后。湖南长沙，410081。
摘要：19世纪后期，尽管中国传统宗藩体系已经开始走向解体，但清廷在应对中朝边境问题时，依然秉持带有藩属主义色彩的传统疆土观念。在清末“间岛”危机的刺激下，这一观念形态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其时，图们江界“毋庸再勘”的声音明显消退，而“必须勘界”几乎成为朝野一致共识；“体恤穷黎”则不再是中国管辖越垦朝民的着眼方向，转而以“力保主权”为最重要的考量；“保藩固圉”的中朝边境防御理念亦被突破，“严防敌国”渐成清朝边防的新思路。这种观念的演变，深刻地影响了清廷决策与外交进程，并构成中国近代领土观念形成中的关键一环。
一、勘界认知：从“毋庸再划”到“必须勘界”
清在入关以前，便与朝鲜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康熙时期穆克登查界后，中朝边界进一步明确。同光之际，朝鲜灾荒不断，大批朝民越境至图们江北垦居，由此引起中朝长期界务交涉。自19世纪80年代初到20世纪初，清朝官员中虽有人主张勘明中朝界址，但反对之声依然存在，而清廷对勘界的态度始终并不积极和坚定，且多以外界的态度为转移。这种状况，直到1907年8月“间岛”危机发生之后，始有明显改变。
然而，当清朝提出勘界要求后，日方以“间岛”归属存在争议为由，拒绝派员会。由此，东北官员愈感疆界未清之贻害无穷，而会同勘界之刻不容缓。
应注意的是，其时国人中亦有明确反对提议勘界者。如留日学生李宗藩认为“间岛问题”之解决，关键在以公法辨明主权属我，而非着眼勘界本身。宋教仁虽未如李宗藩一般明确批评勘界之议，但也强调，自国际法观之，中朝疆界早已确定，而“间岛”属我无疑。
在日后反复曲折的谈判中，上述必须划清中韩边界的要求为中方所坚持，并最终体现到条约之中。1909年9月4日，中日签订《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该约规定：“中、日两国政府彼此声明，以图们江为中、韩两国国界，其江源地方自定界碑至石乙水为界。”光绪朝以来的中朝图们江界务争端，乃告一段落。
二、管辖意识：从“体恤穷黎”到“力保主权”
17世纪前期，清廷在与朝方频繁的界务交涉中，逐渐形成了各守封疆、互遣逃人、严禁私越等观念。这意味着，清朝较早已具有一定的边境管辖意识。不过，受中朝宗藩关系影响，这种管辖意识常为藩属之义所淡化，而主权理念迟迟未能真正贯彻。
1885年起，考虑到之前朝鲜请求返还垦民后不按期实行，反有侵占之意，清朝在延边地区设置招垦分局和通商分局，兼理朝民越垦事宜。这一举措同样体现了对藩属垦民的体恤。1887年后，清因未与朝在图们江正源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遂将注意力转移到垦民问题上。不过，清朝在思想上将整个朝鲜垦民管辖问题完全上升到“主权”层面，还是在数年后的中日“间岛”交涉中。
1908年4月，吴禄贞著《延吉边务报告》对清朝过去相关政策进行了更为全面的反思。不久，《申报》刊载《论中国处置延吉厅之失策》一文，也详细揭露了延吉管辖之疏，呼吁应“力求整饬，以收政治革新之效，而杜日韩人悠谬之口”。
其后，主张限制日本保护权者尚有不少。吴禄贞更是明确反对给予日本保护权。以上观点，影响到外务部的谈判方略。
在讨论朝鲜垦民管辖问题时，“领土”、“领土权”、“主权”等概念，自1907年起反复被中方运用；而在19世纪末期中朝界务交涉中屡屡出现的“藩属”、“体恤”、“民人生计”等论说，则基本退出中国外交语境。概而言之，清朝对越垦朝民的管辖，发生了从“体恤穷黎”到“力保主权”的转变。这种变化所体现的，不仅仅是西方近代外交话语对中国传统交涉话语的取代，更是国人认知疆土问题的思维方式的重要转换。
三、边防理念：从“保藩固圉”到“严防敌国”
自咸丰年间沙俄割占中国东北大片疆土之后，清廷采取了开放封禁、筹饷练兵等举措来加强东北边防。这种边防思路，重在抵御俄国的入侵。尽管中朝边境的防御力量也有所增强，但其主要出发点并非是针对朝鲜进行防御，而是出于对藩邦的护卫。
随着中朝宗藩危机的加剧和朝鲜自主倾向的凸显，东北疆臣逐渐意识到，过去“护藩邦”的方针已有些不合时宜。甲午战争之后，朝鲜已不再是清朝藩属，清朝的东北边防亦有所更张。东北封禁政策的全面解除，即是一个重要转变。
1907年中日“间岛”交涉发生后，不少东北官员感到中朝边界防务空虚之患。尽管1907年8月至1909年9月中日“间岛”交涉期间，中日未发生重大军事冲突，但此交涉之后，清廷上下进一步意识到传统边防理念的局限。
在此形势下，清朝决策层的态度也发生变化，“严防敌国”的理念已日益引起清廷上下的认同，并影响到对中朝边境防御之置措。
结 语
晚清疆土观念的演变，并非始于清末十年，但其根本性的转变，则主要发生在这一时期。正是在此阶段，中国开始真正进入近代领土观念时期。这不仅表现在中国核心疆土概念发生了从“版图”向“领土”的转换，更体现在具体的疆土实践中，清朝日益接纳和运用以西方主权理论为基础的领土观念。
清末中日“间岛”交涉，较典型地反映出这种观念的转折性变化。中日“间岛”交涉之所以在此观念演进中具有如此地位，很大程度缘于中朝关系的特殊性。有清一代，中朝宗藩关系最为持久，也最为重要。这种关系，深刻地影响到清朝应对中朝边境问题的思路，也成为制约中国疆土观念变化的重要因素。甲午战后，尽管清朝宗藩体系业已解体、西方领土新知加速输入，但中朝边境问题上长久的观念和实践惯性，对国人认知疆土问题的思维方式所产生的制约作用，依然未能消退。因此，它成为中国疆土观念根本转型过程中必须突破的“障碍”。“间岛”危机的爆发，则对此产生了有力的冲击。这一边疆危机的刺激，使国人清晰地认识到，必须放弃此前那种带有藩属主义色彩的疆土观念，而将中朝边境问题置于近代主权国家的关系框架之中来思考和应对。
摘自《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全文约13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