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狄霞晨,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上海，200020。
摘要：中国人种西来说是清末民初流行的西方学说。它发端于欧洲传教士，经法国汉学家拉克伯里发扬，再经日本学者转译来到中国，受到晚清学者的欢迎和大力倡扬。在西来说的影响下，出现了《楚辞》研究热潮，也促使楚辞学的研究方法发生了质变。文学人类学、神话学等方法在晚清的《楚辞》研究中得到了应用，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刘师培、梁启超、王国维等学者在西来说的影响下关注《楚辞》，在《楚辞》的纯文学化进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晚清学人对《楚辞》的文学建构也被新文化人所吸收，富于情感魅力的《楚辞》成为了新文化人眼中中国古典文学的高峰、中国文学的源头、纯文学的代表。通过文学人类学等研究方法，在批评史的视野下重新考察近代楚辞学的新变，尽力还原近代文论史上这一重要的语境。
一、国粹主义思潮下的晚清西来说热
中国人种西来说（又称“中国文明／文化西来说”“汉人西来说”等，后文简称“西来说”）本出自于传教士，经法国人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演绎，被日本人白河次郎、国府种德吸纳进了《支那文明论》，又被蒋智由演绎为《中国人种考》，从而进入了国人的视野。
西来说之所以能够在晚清风靡中国，得力于国粹派的大力宣传。国粹派多主张排满民族主义，而西来说正好能够为此提供理论依据，因此得到众多国粹派学人的追捧。刘师培、章太炎、黄节、邓实、田北湖等国粹派学人纷纷表达了对西来说的支持，在《国粹学报》等报刊上发表了许多以西来说为理论基础的文章，蔚为大观。
西来说对于中国国粹派来说是中国道路走向现代性的关键。西来说之所以能够受到国粹派的欢迎，是因为其顺应了他们以保存国粹来推动中国文明复兴的愿望：一方面要加入世界，一方面又要强调中国的独特性。西来说本身的真伪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其在晚清学术及文学变革“蝴蝶效应”中所起的推力。
二、西来说与《楚辞》的文学人类学研究
西来说本是一种人类学学说，但在晚清民国间却推动了《楚辞》研究热并促使楚辞学发生新变，参与了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这种新变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研究方法上突破了传统的训诂、音韵、考据及义理研究，出现了文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二是《楚辞》在现代纯文学的语境中被视为中国文学的源头，拥有了极高的文学史地位。两者之间互有关联。
文学人类学伴随着文化人类学的文学转向及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而诞生，在中国的发展势头尤为良好。文学人类学学科诞生于20世纪后期，但其实在20世纪初的《楚辞》研究中已出现了文学人类学的方法。该方法之所以率先出现在晚清《楚辞》研究中，与其研究动因密切相关。用文学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楚辞》，是出于用文学作品来解释西来说的需要，也不失为合适的跨学科研究方法。
晚清国粹派是以文学人类学方法来研究《楚辞》的先驱，其中又以刘师培的成就最为突出。以刘师培为代表的国粹派文人在文论上推崇“沉思翰藻”，属于选学派，而《楚辞》正是他们最为看重的文本之一；他们在政治上主张排满革命，在学术上注重吸纳西学，西来说恰好可以作为他们建构“想象的共同体”的理论武器。
在西来说的影响下，刘师培发挥其小学特长，用文字学、训诂学的方法加以考证，从拉克伯里、白河次郎、蒋智由等人都未曾重视的《楚辞》中寻找到了汉人思慕昆仑的根据，用《楚辞》来证明中国对西方的渴慕由来已久刘师培将《楚辞》与西来说相连接的方式主要是化时间为空间，在《楚辞》中寻找“昆仑”。在西来说的影响下，《楚辞》成为了印证西来说的素材，《楚辞》研究的方法中也出现了文学人类学等新兴的研究方法。
三、西来说下《楚辞》的纯文学化
《楚辞》之所以在现代被视为中国文学之祖，与东西方文学观念交汇下现代纯文学观念的确立有关，应当将其放在现代纯文学观念的形成史中来理解。
19世纪浪漫主义思潮席卷欧洲，浪漫派在批判启蒙思想所带来的极端理性精神的基础上，试图以审美现代性（又称现代主义）来对抗理性，为感性正名，他们模仿细腻感性的中国情调，强调情感的作用。20世纪初众多中国学人赴日，恰逢日本浪漫主义思潮盛行。《楚辞》在近代的纯文学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
在中国文学观念的古今演变中，梁启超、刘师培、王国维均有不俗的贡献；在《楚辞》的“纯文学化”进程中也有功于焉，值得注意。他们的文学观念虽存在不小的差异，却在《楚辞》研究中达成了一种共识，不约而同地将《楚辞》纳入了纯文学的研究范畴之中，尤其重视感情在其中的作用。
梁启超、刘师培、王国维三者之所以能够达成一定的共识并非偶然，他们在20世纪初不约而同表现出的对《楚辞》的兴趣与西来说之间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西来说与西方纯文学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之间看似无关，却有一些不易察觉的共性。
首先，两者传入中国的时间段相近，都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正是中西文学及思想学术观念碰撞、对话的集中阶段，也是当时渴望“开眼看世界”的中国学人的共同资源。其次，西来说为西方纯文学观念的传播消解了“夷夏之辨”的障碍。再次，二者在近代中国有共同的倡扬者：近代来华的西方传教士。
在现代的中国文学史主流叙述体系中，《楚辞》与《诗经》被确立为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楚辞》的文学地位在晚清出现了明显的提高，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除了西方纯文学观念的强势进入外，本土的接受和迎合也是极为重要的。《楚辞》作为西来说热潮下人类学与文学最为直接的交叉资源，也因此受到格外青睐。富于情感魅力的《楚辞》成为了新文化人眼中中国古典文学的高峰，进而成为了中国文学的源头、纯文学的代表。
对于晚清中国学人而言，西来说能够帮助他们把古代中国纳入文化的世界版图之中，提供一种中国思考现代秩序的基准。在西来说的影响下，出现了晚清的《楚辞》研究热潮，也促使《楚辞》学的研究方法发生了质变。《楚辞》的文学面貌也从而由“旧”而“新”，成为了新文学语境下中国文学的源头。在这一语境下，西来说成为了沟通中西思想学术及文学的桥梁。
摘自《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全文约15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