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辉，湖南师范大学中国思想史研究所。湖南长沙，410081；胡丞嗣，湖南师范大学中国思想史研究所。湖南长沙，410081。
摘要：近代中国民族英雄记忆建构中，民族英雄忠孝仁义的品性和抵御外辱的功绩被不断诠释，从而衍化出“忠义”与“夷夏”两种话语。从清末至“九一八”事变前，“忠义”记忆大致由凸显到湮没，再到日常化叙述；“夷夏”记忆则从沉潜到浮现，最终同样也淡化了意识形态，回归日常。晚清时期“忠义”与“夷夏”两种话语在大部分时间内均处于相互抵牾的状态，随着民国肇建，二者的矛盾看似消弭，实则只是暂时蛰伏。“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难语境下“忠义”记忆便不得不再次让位于“夷夏”记忆。“夷夏”记忆的复归，恰恰说明了民族英雄记忆的建构是一个不断诠释、反复书写的过程。
一、甲午以前：“忠义”记忆的凸显与“夷夏”记忆的沉潜
甲午以前的民族英雄记忆建构过程中，阐释的主导权几乎掌握于清朝统治者，即官方手中。晚清时期统治者对两种记忆的塑造与前清的建构机制有很大渊源，为了更好地展现两种记忆的演变脉络，有必要对前清时期的相关史实作简要叙述。前清统治者面对历史上众多的民族英雄，最为棘手的还是南宋的抗金英雄和明朝的抗清英雄。因作为女真族后裔的满族，若一味贬斥抗金英雄，必然不利于笼络人心，而抗清英雄更是与之密切相关，若不慎重处理有关抗清英雄的记忆，势必引起明朝遗臣的不满，进而危及肇建的新政权。基于上述考量，前清统治者对有关民族英雄的两种记忆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做法，凸显“忠义”记忆的同时，极力消解甚至打压“夷夏”记忆。前清统治者对抗清英雄的记忆塑造则更加明显，不过，其心态也更为复杂。
清朝前期局势较为稳定，内乱虽多于外患，但能迅速平定，故无论官方抑或民间皆以建构历史中的民族英雄记忆为主，涉及现实的戡乱英雄也多属褒奖性质，并无过多塑造记忆的诉求。及至晚清以降，面对外患频仍却屡战屡败的现状，官方与民间皆试图再次建构“忠义”记忆，使之成为抵御外辱的重要精神资源。除褒奖外，道光帝还将殉难诸臣入祭昭忠祠，使得“忠义”记忆有了固定的延续之所，通过纪念空间的传承，统治者宣扬的关于民族英雄的“忠义”记忆更加稳固。
除现实民族英雄外，唤醒历史上沉睡的民族英雄记忆也成为建构“忠义”记忆的重要内容，前清时期官方尚能通过建构“忠义”记忆和查禁宣传抗清事迹的书籍来消解“夷夏”记忆，但自鸦片战争以来，由于外患日亟和思想管控的松动，原本销声匿迹的“夷夏”记忆逐渐浮现，剔除反清因素后得以合法地在民间推广，并成为抵御外辱的重要精神资源。而唤醒“忠义”记忆的首要任务即要对那些英雄的庙宇进行修缮。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英雄叙述逐渐打破忠义化趋向，而逐渐注意到有关民族英雄抗击外辱的记忆，此种诉求随着甲午战败而达到最大化，并成为民族主义影响下民族英雄叙述强调“夷夏”记忆的滥觞。
二、甲午至辛亥：“夷夏”记忆的浮现与“忠义”记忆的湮没
甲午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和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兴起，“夷夏”记忆大量浮现。不过，当时的民族主义在革命党人眼中似乎有窄化的趋向，被集中理解为“排满”，所以只有汉民族的英雄才能称之为民族英雄，少数民族的英雄皆被排斥在外，而有时与清朝毫不相关的民族英雄也会被塑造成“排满”的代表，内中显露出来的“夷夏”记忆不言自明。就现有资料而言，官方似乎无力阻止“夷夏”记忆的蔓延，即便是采取了某些措施，也收效甚微，根本无法做到前清时期那样使“夷夏”记忆彻底沉潜。另外，从社会上“夷夏”记忆塑造载体的数量而言，民族英雄记忆建构的主体也已由官方转为知识分子，当中又以矢志“排满”的革命党人居多。不过，革命党人建构“夷夏”记忆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与严格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有很大区别。
除了“排满”的现实诉求，“夷夏”记忆的凸显自然也离不开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的英雄情结。甲午以后的民族英雄系谱，仍以崇拜南宋和明朝的民族英雄为主，因而“夷夏”记忆的塑造工程也围绕这两朝的民族英雄展开。
实际上“夷夏”记忆中的“夷”不仅表现为“天下——华夷”，甚至还扩展到“世界——民族”层面。也就是说，当时人们借助民族英雄建构出来的“夷”实包含国内国外两方面意涵。
有关民族英雄的“夷夏”记忆经由革命党人合力塑造，成为主流叙述，而“忠义”因强调忠于君王和朝廷，与“排满”诉求相抵牾，最终湮没不彰，但“忠义”记忆并非已彻底消失。毋庸置疑的是，该时期“夷夏”记忆产生的影响远大于“忠义”记忆。
三、辛亥至“九一八”: 意识形态的淡化与两种话语的日常化叙述
虽然人们在论及作为政治符号的民族英雄时，难免与现实政治相勾连，但民国时期民族英雄记忆确实又显露出淡化意识形态色彩的趋向。民国肇建，“排满”目的业已达到，革命思潮随之消退，民族英雄记忆逐渐排除“华夷”因素，在保持神圣性的同时逐渐显露出日常化特征，内中再也没有那般强烈的政治诉求。其实，“夷夏”记忆不仅具体内涵发生了变化，甚至已经彻底失去原本塑造机制，有关少数民族英雄记忆的浮现即为例证。
无论是少数民族英雄被纳入民族英雄系谱的史实，还是孙中山祭拜明太祖时对传统祭祀文化的返观，皆能看出“夷夏”记忆“去政治化”的倾向，而“忠义”记忆也经历了类似演变。与封建时代“忠义”记忆强调忠君不同，共和时代的“忠义”记忆开始即聚焦爱国。
原有“忠义”和“夷夏”记忆的建构机制被打破的情况下，民族英雄记忆建构更多的是一幅多元塑造、日常化叙述的图景，时人不再局限于歌颂民族英雄的忠孝仁义和御侮事迹，而是试图挖掘更多有关民族英雄鲜为人知的事迹，进而展现民族英雄完整而丰富的记忆。
社会各界共同建构的民族英雄记忆呈现出完整而丰富的面相，但该态势迅即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而终结。国难语境下民族英雄原本丰富的面相再次消散殆尽，时人民族英雄记忆的焦点再次回到“夷夏”话语。不过，“夷”的具体所指已从“排满”变为“抗倭”。
结 语
民国建立前，“忠义”记忆大致由凸显到湮没，“夷夏”记忆则从沉潜到浮现，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二者几乎处于截然对立的态势。随着民国建立，“忠义”与“夷夏”才走出非此即彼的怪圈，二者取得同等重要的地位，并呈现出日常化特征。不过，随着九一八事变爆发，该态势旋即被打破，“夷夏”记忆与“抗倭”现实相联系，再次成为主流叙述。“夷夏”记忆的复归，也恰恰说明民族英雄记忆的建构是不断诠释、反复书写的过程。同样的词语在不同时局下往往会被赋予不同意涵，此毋庸置疑，但同时总有一些记忆会淹没于历史长河。
摘自《安徽史学》2020年第4期，全文约13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