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摘

历史文摘

无形的象征:抗战时期首都忠烈祠筹建始末

信息来源: 《历史与社会》(文摘)2020年第3期 发布日期: 2020-11-17 浏览次数:

作者:鄢海亮,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提要: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首都忠烈祠的筹划,不仅意在彰显国家褒忠之典,形塑社会民族意识,还极力凸显其“中外观瞻”的国际意义。然而在祠址的选取、勘测与接收过程中,首都忠烈祠却遭遇以关岳崇拜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和地方利益群体的对抗与阻挠,加之受物价上涨和经费不足影响,筹建计划最终流产。不过,作为一种象征,首都忠烈祠的营造却在无形中创造出一种超越籍贯的“共有民族英雄”形象,使国民政府所建构的忠烈符号得以逐层级、多方位扩散,抗战记忆被强化。

魂归何处: 首都忠烈祠计划的提出与祠址选取

19405月,在行政院召开的第四六七次会议上,针对前敌将士和守土官吏效命疆场的情状,有代表提出仿照古代昭忠表烈的做法,通过采录死事诸人姓名为位以祀在行都建立忠烈祠一所,从而达到弘扬社会元气、塑造民族楷模和彰显国家褒忠之典的目的。此案随即获得通过,同时考虑到重庆暂时只作为行都,新的设祠办法尚未颁布而先前所颁忠烈祠设祠办法中又无设立首都忠烈祠一项,会议最后决定建立行都忠烈祠。“行都忠烈祠”一称便成为首都忠烈祠最早的发端。

19407月,重庆市政府奉令派员查勘旧有祠址,但碍于遭日军空袭损坏严重以及疏散居民和人工物料均极困难的现状,筹建行都忠烈祠的计划第一次遭遇搁浅。尔后在19409月公布的忠烈祠祀大纲中,“首都忠烈祠”称谓及相关入祀法令虽被明确提出,但“行都忠烈祠”仍被沿用。同年10月,国民政府委员冯玉祥遵照蒋介石指令草拟了忠烈祠实施办法,办法不仅继续使用“行都忠烈祠”的称谓,还要求祠址的选择应以公共地方且位于交通要道的建筑为最宜,整体建筑则要能做到“以壮观瞻”,以达到“郑重叙功表德”和“以资鼓励”之目的。

次年3月,考虑到重庆已更改为战时首都,其性质与陪都永久存在,内政部再次提出建设首都忠烈祠的建议。在草拟的八项计划纲要中,内政部对祠宇的建筑布局进行了规划。对于内政部草拟的大纲,虽然行政院以“暂从缓议”予以搁置,但是内政部下属礼俗司并未停止祠址的勘测活动。面对选址中的困境,内政部和重庆市政府虽均表无奈之感,但在抗战大势和中外观瞻的国际意义考量下,完成首都忠烈祠的修建和纪念殉难将士,仍成为其不得不完成的迫切任务。1941年7月,在礼俗司的再三催促下,绘堪人员排除万难,终觅得三处地址。

在综合比较三地后,内政部最终决定将关岳庙改建为首都忠烈祠,以此来宽慰抗战忠魂。至此,首都忠烈祠祠址的选取任务基本完成,余下的工作便是接收。

流产的计划: 废庙兴祠中的抵制与迁延

接收的首要难点便是遭遇奉祀以关羽、岳飞为主的传统文化的抵制。1942年8月,重庆市民发动了全市请愿的“上书运动”,恳求保留关岳庙。几乎与此同时,重庆市道教会亦加入捍卫关岳庙的行列中。接收关岳庙的另一困难,还表现为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的纠葛。相较于道教会、商人团体以生计为由的措辞,重庆市巴县则以拥有关岳庙产权和维护其辐射范围内的权益为主要说辞,以此来维护自身的利益。

各方的敷衍与迁延,其直接原因显然是与各自利益受损有关,但也与政府在催迁过程中政策的失位不无关联。面对群情激愤的困局,蒋介石最终不得不指令在重庆市内复兴关处择址修建,但问题同样突出。到1944年,国民政府不得不下令缓建。尔后行政院在1945年4月又重提筹建的计划,但依然苦于经费的捉襟见肘而告罢。随着抗战的即将胜利,行政院最终决定将陪都忠烈祠与重庆市忠烈祠合并筹建,以作陪都抗战纪念物,而首都忠烈祠则俟还都后“另行筹议”。至此,战时首都忠烈祠的筹建计划落下帷幕。

无行的象征: 首都忠烈祠与国家抗战记忆的形塑

首都忠烈祠虽未修竣完成,但在战时却发挥着无形的作用。在1940年颁布的 《抗敌殉难忠烈官民祠祀及建立纪念碑坊办法大纲》中,曾规定“入祀首都忠烈祠者并得同时入祀各省市县忠烈祠”,这使首都忠烈祠得以外化成一种无形的象征,通过创造出一种超越籍贯的 “民族共有英雄”形象,使各地忠烈祠祀突破地域局限,从而形成地方抗战记忆与国家抗战记忆交相辉映的局面。

在忠烈祠祀办法的规设下,各地忠烈祠所奉忠烈或祭祀对象主要以有功于当地的烈士为主,崇奉的主体,除抗战烈士外,还供祀有古代或革命先烈。在国民政府的忠烈祠祀模式下,对于基层来说,忠烈祠所凝聚的记忆始终是一种地方记忆。这种情形,在首都忠烈祠祠祀体系的影响下很快就有了改观。

抗战时期的忠烈祠无疑是国民政府重构国家忠烈记忆的政治文化尝试,在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忠烈祠的筹建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国民政府均有着重要意义。在国民政府四级忠烈祠祀模式的范导下,首都忠烈祠扮演着统摄各级忠烈祠的总领角色,在国际方面也肩负着为中外观瞻的重要意义。尽管首都忠烈祠建筑本身并未完竣,但其所形成的祠祀文化却外化成一种无形的象征,通过创造出一种超越籍贯的民族共有英雄形象,使国民政府所建构的忠烈符号得以向各层级、多方位扩散,在此过程中,地方所建构的忠烈记忆也逐渐从单纯的地方性中脱离开来,抗战的集体记忆缘此被强化。

 

摘自《中国地方志》2020年第3期,全文约14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