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炯昊
故宫—紫禁城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经历的变迁和背后所承载的象征意义值得探究。近代中国政治文化转型，除了思想观念层面的巨变之外，也落实在具体的物理空间之上。
一九一二年辛亥革命之前，紫禁城之内的区域可分为朝廷办公区域与皇室的居住空间，即所谓外朝与内朝，一般民众无由随意入内参观。一九一四年，由内务总长朱启钤主持，以三大殿为主体的紫禁城前半部分成立了古物陈列所，展览从热河行宫及辽宁沈阳故宫移入的一些古物，而午门城楼也一度成为“历史博物馆”。
袁世凯及徐世昌主政的时代，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常作为举行就职典礼、国家庆典的空间所在，而西苑的三海则成为总统居所和日常办公地点。这一情形体现了民国政府对清代宫殿的继承，同时也意味着，清代宫苑的一部分仍然是国家权力中枢所在，形成一种特殊的格局。
民国初年，立场和背景不同的参观者在游览故宫的过程中，强化或者更新他们关于清代的历史记忆，清遗民及一部分旧式文人表达黍离之悲与故国之思，而新青年和鼓吹革命者则常常表达对革命事业的缅怀，并对包括清代在内的帝制时代的“专制腐朽”表达愤慨与感叹，同时以清宫及其他皇家园林的开放作为共和体制下进步的一大特征。
透过民国初年分属革命党和清遗民的叶楚伧和恽毓鼎两人所留下的文本，我们可以看出，紫禁城在辛亥鼎革之后作为“故宫”，其与清代历史记忆的连接引起政治态度迥异的人群注意，在面对作为“记忆之场”的故宫时，他们所调用的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则有相同之处。这提示我们政治态度与文化态度不同的阵营所持有的观念在更深层次的多歧互渗。
孟森曾经写过一则题为《过故宫诗》的笔记，提倡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考察清史，不以民国初年许多稗官野史中编造故事、一味讥诋清廷为然。
正是因为清宫在民国初年的暧昧状态：共和时代溥仪小朝廷仍据有清宫的后半部分，延续着清代衣冠正朔的情形，一方面使得革命者觉得辛亥革命尚未尽全功，而谋求进一步行动改变这一不伦不类的状态；一方面亦使得心念故国的清遗民觉得清代尚未灭亡，而谋求可望而不可即的复辟。在面对故宫这个具体空间时，这两方面皆唤起了各自不同的清代历史记忆，并在此基础上为自身行动寻求正当性。钱玄同因辛亥革命之后溥仪及清遗民仍谋求复辟，而对整个清代持有的敌视态度。
可见溥仪是否废除帝号，退出清宫，对时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象征。经历了洪宪帝制和一九一七年的张勋复辟两次事变之后，更有人直陈以溥仪为中心的小朝廷已背叛民国，破坏共和，无权享受民国政府所拟定之优待条件。一九二三年国会议员李燮和等动议废除清室优待条件，溥仪及小朝廷移出紫禁城，其居住的部分宫殿应“改建国会，及国立之图书馆陈列所”，而原属宫禁之一部分，此时为民国总统办公地点的西苑三海也应“辟作公园，俾国人共得游览，而免为总统者据兹庄严之地，怀不利于民国之野心”。正如季剑青所指出的：“在民国初年的北京，宫苑被赋予强烈的政治意义，宫苑开放成为一个鲜明的政治话题，这恰恰是由宫苑从前朝宫禁向现代宫苑转变途中的过渡色彩所决定的。宫苑开放引起的众声喧哗，正是民初北京政治上半新不旧的混沌状态的反映。”一九二四年十一月溥仪被驱逐出宫，翌年故宫博物院成立，故宫—紫禁城这个“记忆之场”所承载的象征意义亦随之变化。
摘自《读书》2020年第7期，全文约10000字。
